构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导向的交叉学科体系

◎摘  要  加强交叉学科建设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关键支点，正步入由局部探索向整体部署跃升的关键阶段。我国高校交叉学科建设正呈现出规模扩张、结构集聚、内涵提升和功能增强的态势。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持续推进知识创新和解决社会重大现实问题是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创新的内在驱动力和外部牵引力。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导向构建高校交叉学科体系，应当加快完善统筹引导与自主探索相结合的学科战略布局机制，建立多元分类发展导向的资源支撑和协同治理体系，重塑价值导向与贡献导向相结合的多维度过程评价机制。

◎关键词 交叉学科；知识生产模式；评价机制；产学研融合；学科治理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1]《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2]。2025年12月，全国高校科技创新工作会议暨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启动部署会召开，提出“要以实施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为牵引，着力加强原始创新供给，积极推进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提升国家整体创新效能和高端人才培养能力，支撑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3]。我国高校围绕国家重大任务和科技前沿，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加快推进交叉学科建设；同时，在交叉学科建设过程中还存在单一学科发展路径依赖强、交叉融合体制机制运行不畅、资源保障政策碎片化等瓶颈[4][5]。对此，需要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视角出发，系统考察我国高校交叉学科的发展现状，探索交叉学科建设战略布局和分类评价机制，为高校“十五五”规划编制和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我国高校交叉学科建设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高校交叉学科建设数量和地位持续上升。目前已设有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国家安全学、设计学、遥感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纳米科学与工程、区域国别学、文物、密码9个一级学科（含专业学位）。从学科功能来看，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背景下，交叉学科作为系统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正由局部探索走向核心支撑。它通过整合多学科知识与方法，突破单一学科范式，成为破解创新难题、推动关键技术突破和新兴产业发展的策源地；通过打通教育、科技、人才和产业链条，重塑高校科研组织与资源配置逻辑[6]；通过重构人才培养体系，强化学生的跨界整合与系统思维能力，推动教学、科研、育人协同转型[7]。总体来说，我国高校交叉学科建设正呈现出规模扩张、结构集聚、内涵提升和功能增强的态势。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持续促进知识创新和解决社会重大现实问题是高校学科交叉融合创新的主要驱动力[8]。

1.国家战略需求导向路径

国家战略需求导向路径的核心在于以国家重大战略目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安全保障需求为牵引，通过顶层设计、政策引导和资源集成，推动交叉学科快速形成和组织化发展[9]。这种路径常见于同国家战略密切相关，以及对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具有关键意义的重点学科领域。国家战略需求导向路径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以政策驱动为核心，推动资源有组织整合，即以国家顶层设计为主导，通过科技重大专项、人才项目和资金支持推动交叉学科体系建设。例如，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于2020年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随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迅速响应，设立集成电路学院，建设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和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等，实现高度组织化资源配置。2020年国家安全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后，中国人民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多所高校迅速设立国家安全学博士与硕士学位点，整合法学、国际关系、政治学、军事学、管理学等学科资源建立交叉研究机构和课程体系，国家安全学教材和相关专著陆续出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持续加大对该类科研方向的支持力度，有力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化。

二是教学、科研与创新人才培养形成战略协同闭环，即高校在课程体系、实践平台和人才培养方案上与国家战略任务紧密对接。例如，“智能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于2022年9月批准设立，紧密对接国家人工智能领域重大战略部署，具有高度的战略导向性与前沿性。同济大学作为首批开展该学科建设的高校之一，依托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与省部级研究平台，制定了涵盖本硕博三级的系统性人才培养方案，通过课程建设、双导师制、项目驱动制相结合，保障教学内容紧贴国家需求，并引导师生参与国家级项目、科技部重点研发专项、行业任务型项目等课题攻关，构建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一体化的闭环。

2.知识创新导向路径

知识创新导向路径源于高校或科研机构对学术前沿问题的敏锐把握和研究范式的主动转型。该路径通过自由探索与知识系统重构，在传统学科边界之间形成新兴的学科增长点与组织形态。此类路径主要出现在高校自建的研究平台、创新实验室和交叉项目群体中，适用于探索科学前沿与原创理论。知识创新导向路径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由高校自主推动内生性跨学科融合，其出发点是学术探索与范式革新，通过高校内部的跨院系、跨研究中心的合作自主推动交叉学科建设。例如，北京大学于2014年设立整合科学专业，促进学科之间特别是生命科学与其他定量学科之间的深入交叉融合，通过整合多院系资源，建立双聘教授机制和定量生物学中心，实现尖端设施共享与跨学科团队自组织，产出了人工细胞器组装等原创成果，并将生命科学推向可计算、可设计的定量新范式，彰显了学术前沿驱动的内生性革命。

二是教育教学与科研议题同步更新、协同演进。教学体系紧贴科研前沿，通过“双导师制”、项目制课程和产学研融合等模式培养具备跨界研究能力的人才。例如，武汉大学数据科学专业注重教科研协同演进，由湖北国家应用数学中心牵头多学院共建，一方面将全校884门数据科学相关课程重构为18门梯度化核心课，实时融入大模型、智能算法等前沿成果；另一方面依托国家级平台实施“双导师制”，在实验室开展“真数据—真模型—真场景”实训，打通“科研—教学—产业应用”闭环。

3.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导向路径

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导向路径强调以复杂社会问题为牵引，将科研、教育与社会实践需求紧密结合，通过“问题导向+任务驱动”构建交叉学科发展生态，形成知识服务社会、技术回应民生的融合型育人与研究体系。该路径特别适用于应对诸如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城乡治理、数字治理等跨领域、跨部门的现实议题，其核心在于整合政府、企业、高校等多元主体，构建跨界协同与成果转化机制。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导向路径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围绕重大社会问题设计课程与研究任务，该路径强调“问题导向+任务驱动”，将公共卫生、城乡治理、能源安全等领域的研究课题引入科研与教育体系中。例如，清华大学“精准医学与公共健康（BIO3生命技术）”学科紧扣“健康中国”战略和人口老龄化、重大疾病防治、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等复杂问题，依托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与Open FIESTA平台，设立生物制造、再生医学、肿瘤治疗、免疫工程、生命大数据等研究方向，构建服务国家健康战略、连接产学研医的高能效协同平台。

二是政府、高校与社会协同合作，推动科研成果服务社会，该路径提倡多方参与、跨界协作，通过科研成果直接对接社会需求与应用场景。例如，西安交通大学“储能科学与工程”二级交叉学科围绕国家“双碳”目标设立。该学科实施“双导师+项目驱动”模式，课程与国家重大储能任务深度结合，科研成果广泛应用于电网运行、绿色能源转化等领域，实现科研、教育与产业的高效联动与成果转化。

我国高校交叉学科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

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背景下，高校交叉学科建设需要突破传统的“学科型”知识生产模式。当前主要面临着三个维度的结构性矛盾。

第一，学科间内生融合动力不足制约交叉学科纵深发展。一方面，来自外部的制度设计为交叉学科的试点探索提供了指引，但在内部如何形成有效评估交叉学科建设成效并支持其常态化发展的标准与路径，仍需深入探索。另一方面，当前交叉学科建设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宏观政策的牵引，而学科间内生的、有机的融合动力尚需进一步激发[10]。

第二，资源配置不足与评价机制不完善限制交叉学科持续发展。长期以来，高校内部资源配置、学术声誉建构和人才晋升普遍依赖以期刊分区、论文数量、项目等级为核心的评价体系，而该体系多建立在传统学科分类基础之上，难以全面反映交叉研究的实际贡献。团队合作成果、联合署名论文、跨领域研究报告在科研评价中得分偏低，职称评审以“第一作者”“学科归属”为关键标准，团队协作成果在职称评审、奖项评定中认可度不高，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分化加剧了学科壁垒，导致学者投身交叉学科研究的动力不足[11]。由于无法在既有评价体系中获取稳定支持和保障，部分高校更倾向于将资源优先分配给传统优势学科，交叉学科在人才引育、经费投入、设备建设等方面较为边缘化[12]。一些交叉研究平台因无独立资源统筹权限而“有名无实”，部分青年教师因缺乏成果“转化通道”而回归单一学科轨道，从而形成“无动力投入—无成果认定—无资源回流”的负循环，严重削弱交叉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基础。

第三，学科文化差异与学科组织惯性影响交叉学科发展活力。一方面，不同学科之间在研究范式、价值标准、成果表现形式上差异显著，学术共同体间存在一定的话语隔阂与合作壁垒。例如，理工科强调实验数据和模型验证，社会科学则重视情境分析与理论批判，二者在联合课程建设、科研选题确定、论文写作与评价中常因“术语不通”“评判标准不一”而难以协同。另一方面，我国学科建设长期依赖专业细分逻辑，交叉学科组织多依附于传统院系，教师需在原单位与交叉平台之间反复协调教学科研任务，造成“身份双重、任务交叉、激励断裂”的管理困境。部分高校虽设立交叉研究院、未来技术学院等实体化机构，但由于人事权、财权未下放，组织运转仍需原学科把关，导致难以形成具有稳定制度基础与学术话语权的交叉学科实体[13]。

构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导向的交叉学科体系的对策建议

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新发展阶段，我国交叉学科建设面临系统性重塑，需实现三点转变：一是目标系统化，突破单一知识整合逻辑，统筹教育改革、科技攻关、人才供给，推动课程—科研—岗位需求精准嵌合；二是机制协同化，整合多院系、科研机构、用人单位共建学科，在师资、平台、项目上构建产学研深度合作架构；三是运行动态化，建立学科方向动态调整机制，及时响应科技迭代与产业变革，通过包容性制度设计提升知识创新敏捷性。

1.完善统筹引导与自主探索相结合的学科战略布局机制

当前，我国的交叉学科建设正处于从局部探索向系统部署跃升的关键阶段，应立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大局，构建“国家一级学科引导、高校二级学科方向孵化、区域差异特色优化”的交叉学科布局体系，实现有序统筹和动态调整。一是从国家顶层设计与高校基层组织探索协同发力，形成“有组织模式引导+自组织模式探索”的双重驱动格局。一方面，国家可以根据战略需求、科技前沿和社会重大关切，设立若干一级交叉学科门类并明确发展方向，通过设立专门学科目录、建设指南、专项基金，推动关键领域率先突破；另一方面，应构建支持高校自主设立二级交叉学科的制度机制，选取国家战略布局的重点产业领域进行顶层引导，如大信息、大装备、大能源、大材料、大文科等方向，鼓励高校内部通过跨学院联合、科研平台嵌合、人才交叉引育等机制推动系统内部“自组织演化”，服务知识创新与人才复合能力建构。二是在布局层面应进一步强化区域统筹与协同发展逻辑。应统筹考虑区域经济结构、科技资源禀赋、高校类型与功能定位等因素，分类引导不同地区高校发展具有区域契合度的交叉学科方向。建立动态更新机制，以5年为周期对交叉学科目录、重点领域与支持策略进行迭代调整，实现与国家战略重心、科技演化路径及人才结构变化的动态衔接。通过分层布局体系，推动形成系统化、多路径、可持续的交叉学科发展格局。

2.建立多元分类发展导向的资源支撑和协同治理体系

针对不同类型交叉学科的发展路径，应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分类治理体系，使政策支持与学科建设逻辑有效匹配，推动各种类型的交叉学科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框架下各得其位、协同发展。首先，针对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交叉学科建设，需强化系统化组织和稳定性投入，构建任务牵引的高效机制。一方面，应通过设立专项经费、国家级交叉研究平台和战略学科点，推动核心领域集中突破；另一方面，应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由多部门联合推进战略性新兴学科的发展，形成从学科设立到科研组织、人才使用的联动机制。其次，对于以学术原生动力为核心的知识创新导向交叉学科建设，应给予更大自主空间与制度支持。鼓励高校内部以研究问题为导向的交叉探索，设立校级交叉项目基金，完善跨院系师资联合聘任制度，探索灵活课程设置和企业联合指导机制，试行交叉成果的认定和评价体系。最后，针对聚焦社会复杂现实问题的交叉学科发展，应注重场景牵引与地方协同的结合。鼓励地方政府与高校、产业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或研究平台，围绕公共健康、碳达峰碳中和、人工智能伦理等复杂议题，组织实施项目制课程、任务驱动型科研以及产学研联合人才培养方案。

3.重塑价值导向与贡献导向相结合的多维度过程评价机制

加快构建价值导向和贡献导向的过程性评价体系，以更好体现交叉学科在学术创新、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方面的综合价值。可制定《交叉学科建设多元评价制度指引》，支持“双一流”建设高校开展“评价改革试点”，探索突破传统职称评价体系的新机制，明确分类评价指标与指标权重的换算方式，并通过专项基金对评价机制改革成效显著的高校或交叉学科给予资源倾斜，推动形成科学、灵活、可持续的交叉学科评价体系。在学术评价维度方面，应突出融合价值和团队贡献。高校可探索制定《交叉学科代表作评审细则》，要求成果体现多学科知识整合（如融合两个及以上一级学科的方法），弱化期刊分区和论文数量等指标，转而强调成果的原创性、复杂问题导向和交叉深度。同时，推行“团队整体贡献制”，在职称评聘、项目评审中认可交叉学科团队前三位作者或参与者的等效贡献，鼓励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协同攻关。为避免短期学术产出压力影响探索，应建立“跨学科合作指数”，追踪学者参与联合课题的频率和深度，并试点7至10年的长周期评价机制，给予高风险的科学研究更充足的过程性产出空间。在非学术评价维度方面，应强化对交叉学科育人和服务能力的考核。例如，将教师跨院系授课、联合指导学生数量等内容纳入绩效考核，激励教学方式创新与课程共建。在社会服务上，应设置成果转化、政策支持和教育协同等指标，如技术合同金额、联合专利数量、被采纳政策建议数、产教融合平台利用率等，衡量交叉学科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的实际成效。在制度层面，应建立分层分类的动态评价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的交叉学科可采用不同的评价指标权重，如前沿探索型以学术价值为主，问题导向型则强调社会效益与团队协作。同时，建设交叉学科数据库和数据集，整合科研、教学和转化等多源数据，形成动态更新的个人与机构画像，为前述评价提供数据支撑。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N].人民日报，2024-9-11（1）.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N].人民日报，2025-1-20（6）.

[3]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首批学科突破先导项目启动实施[N].人民日报，2025-12-4（4）.

[4]洪大用.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推进交叉学科健康发展[J].大学与学科，2022（1）.

[5]崔育宝，李金龙，张淑林.交叉学科建设：内涵论析、实施困境与推进策略[J].中国高教研究，2022（4）.

[6]谌群芳，陈积明.交叉学科发展是“双一流”建设的新兴增长点[J].中国高等教育，2018（10）.

[7]殷朝晖，任艺欣.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要义及路径选择[J].中国高等教育，2025（8）.

[8]王战军，常琅.规训与超越：交叉学科建设的制度困境及其突破[J].高等教育研究，2022（5）.

[9]李正.学科交叉专业建设的逻辑遵循与改革路向[J].中国高等教育，2024（18）.

[10]陈艾华，邵芳俊.我国跨学科合作政策变迁：脉络、逻辑与启示[J].中国高校科技，2025（1）.

[11]付晔.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学科交叉融合激励机制研究[J].高教探索，2021（3）.

[12]陈伟斌.“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新兴交叉学科建设路径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21（9）.

[13]张炜，邹晓东.我国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的演进特征与创新策略[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6）.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多元情境嵌入的真实性工程学习过程机理及其干预策略”（项目编号：72474195），浙江大学重要国家和区域研究专项“中美欧人工智能战略与竞争态势研究”（项目编号：S20250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张炜 王帅，单位：浙江大学】

（原载2026年第2期《中国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