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石鼓之歌——“唐诗里的中国精神”系列诗评

漫步曲江唐城墙遗址公园，有十块鼓形的石头常常吸引游人驻足观看，有时还会见到家长带着孩子通过底座上的印刷体大字指认石头上的篆书金文。这十块鼓形石头镌刻的是唐代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韩愈的长篇叙事诗《石鼓歌》。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张生名张彻，韩愈侄女婿，年轻时师从韩愈学习古文，唐元和年间登科进士。公元811年，唐元和六年，韩愈在降职任河南令一年后重返长安任职方员外郎（次年复任国子博士，这是他第二次出任国子博士职务）。张彻拿着石鼓文的拓片，请韩愈为石鼓文写诗，韩愈谦称，李白、杜甫都已经不在人世了，自己“才薄”，怎么敢写石鼓文的文章呢？又怎么写石鼓文的文章呢？足见大文豪韩愈对石鼓文的敬仰和重视。

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刻于十面鼓形花岗岩石碣之上，因此得名“石鼓”。唐贞观初年（公元627年前后），石鼓于陕西凤翔陈仓山荒野被发现，因此也称“陈仓十碣”。共十鼓，每鼓刻一首四言叙事古诗，分别为《吾车》《汧沔》《田车》《銮车》《霝（líng）雨》《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总计700余字，历经千年风化、损毁，现存清晰文字约300余字。唐朝初年出土后，受到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的广泛重视和高度肯定。“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唐德宗时代韦应物的《石鼓歌》开创了后世以“石鼓歌”咏颂石鼓的先河。其中兼具诗史和史诗价值的当推韩愈的《石鼓歌》。

歌以咏志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历经唐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朝。作为朝臣，特别是在宪宗朝，韩愈在政治军事方面有过轰轰烈烈的表现。“周纲凌迟四海沸，天王愤起挥天戈，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在韩愈的历史想象中，石鼓的产生是在“纲纪崩坏、四海沸腾”的乱世中，周宣王中兴王室、狩猎征伐、临御海内的大事件，具有强烈政治和天下意识。《石鼓歌》成文于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彼时，唐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社会矛盾激化。唐宪宗登基后，先后平定西川、浙西两大叛镇，中央权威初步回升。但元和九年（814年）以来，地方藩镇对朝廷的抗衡又愈演愈烈，元和十二年（817年）韩愈随宰相裴度出征平叛，任行军司马，协理军务，最终生擒叛贼，平定淮西，取得唐宪宗朝削藩以来的重大胜利。韩愈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通过极力渲染战事平定后，宣王大开明堂接受诸侯朝觐的盛大场面，弘扬正义力量，传达出诗人切望重振朝纲、尊王一统、平治天下的历史心声。

关于石鼓产生的年代，有两种主流观点，唐宋以前普遍认为是西周周宣王刻石。南宋以后，学界逐步认定石鼓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刻石。近代文史大家郭沫若1932年在日本东京获见北宋石鼓“后劲本”拓片的照片，以此为基础展开考证。经地理、文字、史实多重考证，提出石鼓刻于秦襄公时期的论断，称其为“镌刻在石头上的先秦信史。”“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阜。君子爰（yuán）猎，爰猎爰游。”这是石鼓《车工》里的四言诗，“蒐（sōu）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就是对这一兼具阅兵整军、教化诸侯的“岐阳田猎盛典”的诗意概括。韩愈在他的时代不能避免历史认识的局限，将秦国国君的田猎活动“附会”于周宣王，但作为文学家和诗人，《石鼓歌》的立意则是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颂歌”。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huī）嵯（cuó）峨。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ē）。”“凿石作鼓”“镌功纪德”展示出中兴伟业、发愤图强、武定四方，文传道统的信念力量，也折射出我们民族以金石传承文明记忆的历史传统。美国天文学家、科普作家卡尔・萨根说：“文字或许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将素未谋面、相隔万古的人联结在一起。”金文、铭文、刻石，那些区别于简帛、纸张的硬质载体文字，作为中华文明独有的长效文字媒介，让我们在数千年后，仍能与我们的祖先对话。而“石鼓”无疑是这种文明传承的典型代表。

篆籀精神

“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此处，韩愈指出石鼓上的文字既不像纤细扭曲的蝌蚪古文，也不像扁阔波磔（zhé）的隶书。贞观时代书法家苏勖（xù）也说“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他所说的“史籀之迹”就是指在陕西凤翔出土的石鼓文，唐朝的书论家张怀瓘，诗人韦应物也都认为石鼓文为周宣王史官史籀所写。“仓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诗圣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指出文字从仓颉古文到周代石鼓（大篆）再到秦李斯小篆后到汉蔡邕八分隶书的演变时序。然而近现代学界以更严密的考据链否定了唐人的“史籀手笔说”，认为石鼓文只是承袭了史籀所定的籀文规范，实质上是典型的秦官方刻石，也称秦大篆，在字体演进过程中，是继甲骨文、金文之后，在西周至战国时期逐步规范的正统大篆，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长篇石刻篆书，堪称大篆典范。

“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tuó）。”石鼓历经数百年的风化，笔画残缺漫漶，但字迹却力透金石的骨力美，又尽显浑然天成的苍茫古意。“利剑斩蛟”更使静态的石刻文字生出奔腾激荡的动态之美。“鸾翔凤翥（zhù）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韩愈以“鸾凤、珊瑚、古鼎、龙梭”等一连串的自然意象比喻石鼓文字摹写天地造化，乃至关照宇宙秩序的艺术特质。”“金绳铁索锁钮壮”，这里的“铁索”本义专指封存上古礼器的鎏金绳带，用于捆束玉简和宗庙重器；“铁索”汉魏六朝多指镇山、锁鼎、缚重器的粗铁锁链；“锁钮”是秦汉器物铭文、碑刻用语，指器物卡扣、绳结纽扣。三个词语叠加，把石鼓大篆庄重绵长的坚韧之线，盘曲坚固的意象，以及线条交错勾连、缠绕固结的形态活脱而出。“古鼎跃水”出自《史记》，传夏禹铸九鼎，为国之重器。周九鼎沉于泗水，秦始皇东巡时派人千人下水打捞，鼎刚浮出水面，被蛟龙咬断绳索，鼎复沉水底而不得。“龙腾梭”典出《晋书·陶侃列传》，陶侃少时捕鱼，捞得一枚织梭，挂于墙壁，雷雨骤降，织梭化作赤龙腾空飞去。韩愈将这两个上古典故成对组合，一沉一飞、一重一灵，完整概括出石鼓文质而不滞、雄而能飞的审美特质。“金绳铁索”“古鼎跃水”的文学譬喻，也成为贯穿金石学、碑学发展的核心审美标尺，深刻影响了后世书论评判体系。

在中国书法史上，有“二王笔法”和“篆籀笔法”两种传统。所谓“二王笔法”，指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创立的帖学主流笔法体系，是魏晋“尚韵”书风的核心载体。而篆籀笔法则被认为是书法笔法的本源，自史籀创制大篆、李斯规范小篆奠定中锋藏锋、圆厚沉实的核心准则后，历代书家皆以此为根基代代传承。东汉蔡邕将篆籀浑厚内力融入八分隶书；魏晋钟繇取法篆籀圆转笔意，开创楷书古法；即使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亦笃信篆籀为书道根基，强调“穷研篆籀，方能立骨”。开辟中国书法“第二高峰”的颜真卿，更是成为将篆籀笔法融入盛唐书法的划时代人物。天宝年间颜真卿专程拜谒张旭求笔法，颜真卿从张旭处得传古法笔法，其书风的篆籀气被后世认为根植于金石文字传统。经年浸淫篆籀之后，他笔下线条生出独有的圆韧筋骨，世称“颜筋”。《颜氏家庙碑》《祭侄文稿》线条圆劲多筋骨，转折含蓄厚重，暗含石鼓“金绳铁索”般坚韧张力；《大唐中兴颂》摩崖大字沉雄跌宕，自带“古鼎跃水”的磅礴动势，以笔墨实践复活沉寂千年的“篆籀精神”。韩愈之后，特别是到清代碑学勃兴，篆籀笔法又一次迎来全面复兴。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引韩愈《石鼓歌》的比喻作为篆籀审美总纲，并称石鼓为“中华第一古物”。吴昌硕毕生深耕石鼓文，融合“金绳铁索”的筋力与“古鼎跃水”的气势，完成篆籀传统的近现代转化。

“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继周八代争战罢，无人收拾理则那（nuó）。”在《石鼓歌》的后半部分，韩愈在崇尚法度的大唐书坛发出了一声逆天惊呼，要知道，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动，王羲之中和雅正的书风作为儒家思想的反映，被认为是礼乐文教的正统，不仅笼罩大唐书坛，而且深刻影响了书法史的千年格局。然而韩愈诘问，妍美柔媚的书法，尚能换得几只白鹅，反观石鼓文作为篆籀正宗，骨力雄强、承载周秦礼乐文脉，反倒弃置荒山无人问津。这种强烈的反差和批判意识表明，韩愈要极力倡导的是质朴、雄浑、天然的古典审美，以及我们民族艺术中“大巧若拙”的价值取向。“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石鼓上的篆籀文字，如同鸾鸟、凤凰凌空飞舞，又像众仙人飘然降临，线条交错，则像仙海珊瑚、昆仑玉树。庄子《逍遥游》以鸾凤、鲲鹏高飞喻精神自由，韩愈这一组瑰丽奇幻的艺术想象指出了石鼓文融入自然造化的“大美”。这并不是说韩愈要真正否定王羲之的“中和雅正”，而是在极力推崇金石文字正大气象的同时，表现了我们民族原始的、质朴的、奔放的、乃至自由的，与天地相往来的精神气质，这是超越了重塑儒家文化秩序的，更高意义上的审美自觉。

文以明道

“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韩愈认为，《诗经》没能将石鼓四言猎诗收录其中，“大雅”“小雅”也遗忘了石鼓文，这不仅是儒生的粗心率意，或者编者的偏狭局限，而且可以说是文化史的重大缺憾了。“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当年孔子周游列国采诗，止步中原，没能西行至秦地，只拾取了如同点点星辰般的列国诗篇，却遗漏了石鼓文这如同日月一般璀璨的上古文献。近代金石家于省吾直言石鼓诗文“审其文辞，十九皆本于诗”；郭沫若明确提出石鼓十首四言诗与《诗经·秦风》属同一文学体系；马衡、王国维等史学大家认为石鼓以田猎、巡行、祭祀入诗的写法，与《诗经》中《吉日》《驷驖（tiě）》等狩猎诗风神相通，二者同为先秦官方雅诗，印证石鼓本是可与《诗经》并列的上古诗歌遗存。“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苏轼《韩文公庙碑》），韩愈上承《诗经》风雅讽喻精神，针砭时弊，忧国忧民。以诗文寄托复兴礼乐、匡扶王朝的家国担当，将石鼓文的文学价值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与他摒弃浮华骈文，倡导文以明道的“古文运动”主张相辅相成，也与“建安风骨”“盛唐之音”等中国文学刚健质朴、雄浑开阔、扎根家国民生的现实主义传统一脉相承。

“嗟余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韩愈满腔热泪，不只是对石鼓凋零的痛惜，更有一代教育宗师主动扛起文脉传承使命的赤诚担当。元和元年（806年）夏秋之际，韩愈因在监察御史任上因写《论天旱人饥》贬谪阳山令后重新奉调回京，任职国子监博士。为了保护石鼓，他委托供职凤翔节度使幕府的故友，帮他实地丈量、踏勘、规划挖掘石鼓原址，掌握石鼓保存第一手资料。“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度量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毡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数骆驼。”“濯冠沐浴”这一祭祀般的庄重的仪式感，表明不是普通的上书，而是怀着敬畏之心向国子监最高长官提出文物保护建议。“臼科”是安放石鼓的土坑、基座，“掘臼科”以便为转运做好基础工作，然后把石鼓用毛毡包裹、草席捆扎，用骆驼运往长安。“荐诸太庙比郜鼎，光价岂止百倍过”。“郜鼎”是载入《春秋》、入藏太庙的礼器，韩愈认为石鼓的价值远胜春秋名器郜鼎百倍以上，是完全有资格送入皇家太庙供奉的国家重器。“圣恩若许留太学，诸生讲解得切磋。观经鸿都尚填咽，坐见举国来奔波。”倘若圣上恩准将石鼓安置国子监太学，天下士子便能直面石鼓，切磋研讨。当年东汉鸿都门外立熹平石经，观览摹写之人就堵满街巷，若石鼓进入太学，举国文人必将争相奔赴。这等盛况，形象反映了石鼓对于复兴儒学、传承礼乐文明、匡正社会风气的巨大的教育价值。

承古开新

“剜苔剔藓露节角，安置妥帖平不颇。大厦深檐与盖覆，经历久远期无佗（tuō）。”铲除鼓面上的苔藓泥土，让篆文笔画完整显露。修建高屋，平整安放，妥善陈设，隔绝风雨，长久珍藏，永无损毁。韩愈提出养护、陈设的完整工序，勾勒长久保护的具体方案，拳拳之心，光照千秋。然而，韩愈怎么能摆脱他所处时代的官僚主义呢？他有呐喊，更需要斗争。“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媕娿。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著手为摩挲。”朝中大臣老于世故、苟且敷衍，牧童敲石取火，耕牛鼓身磨角，没有人救石鼓于荒野。“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从元和元年（806年）任国子监博士（韩愈第二次任此职，初任是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第四次任职国子监是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为国子监祭酒）到元和六年（811年）写下《石鼓歌》，整整六年，日日西望，徒剩空吟，无力回天。

陈情屡遭冷漠，但韩愈的呼号却从未停止。“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安能以此上论列，愿借辩口如悬河。”唐宪宗元和年间有过中兴气象，朝廷重用儒生，尊奉孔子、孟子之道。这让韩愈重燃希望，盼望自己能有滔滔不绝的辩才，把石鼓承载的文明大义尽数说与君王百官。“石鼓之歌止于此，呜呼吾意其蹉跎。”“蹉跎”二字道尽六年奔走的失落，但掩不住韩愈跨越时代的深远寄望。

元和十三年（818年），时任凤翔尹的郑余庆（后于元和十四年兼判国子祭酒），偶然看到尘封已久的韩愈奏章，深深为之触动，重新奏请朝廷，终于将散佚的九枚石鼓迁入凤翔孔庙，石鼓首次拥有安稳庇护之所。唐末五代战火四起，凤翔孔庙损毁，九枚石鼓再度散落乡野，韩愈当年苦心促成的庇护之所毁于兵燹，文脉瑰宝沦为农家弃物。北宋立国，文治复兴，时任凤翔知府的司马光之父司马池寻访多年寻回九鼓，唯独“乍原鼓”不知所踪。后金石收藏家向传师踏遍乡野，在农家舂米石臼中寻得残破的乍原鼓。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以新的题咏记录当时十鼓重聚的文化盛事，称这是“神物会合”。公元1061年，苏轼任凤翔府判官，多次到凤翔孔庙瞻仰观摩石鼓，写下新的《石鼓歌》，接续韩愈护持石鼓的心声。宋徽宗下诏将十鼓迁至汴京，初置辟雍，后入藏皇宫保和殿稽古阁，以黄金填嵌文字，隔绝风雨侵蚀，给予国宝最高规格礼遇。

靖康之变，汴京沦陷，金人掳走石鼓，刮去鼓面填金后遗弃荒野，石鼓再度蒙尘。元代文坛领袖、理学家虞集于荒草间寻获遗失石鼓，力主将其迁入国子监，置于大成门供学子瞻仰研学。同时代，出生早于虞集的元代大书法家鲜于枢以雄健的行草书书写韩愈的《石鼓歌》，两位元代的历史人物以不同的方式延续韩愈以古物教化世人的理想。明清两代，石鼓常设国子监，一直留在北京。

近代国运沉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3年2月，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故宫文物南迁，石鼓在列。每枚石鼓重达一吨，鼓面石皮极易脱落，工作人员参照古传护石之法，以高丽纸浸润覆满文字凹陷，层层棉被、木匣、稻草严密包裹，经平汉铁路运至郑州，转津浦铁路经徐州抵达南京浦口码头，1933年4月，由水路运到上海，存放上海仁济医院库房。1936年12月，又由上海运抵南京朝天宫文物库房，仅半年后，“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沦陷，存于南京的石鼓启动西迁之路。途经徐州、开封、郑州、西安、宝鸡，由宝鸡翻越秦岭土路入汉中，存汉中南郑文庙，1939年2月转运至成都大慈寺临时库房，11月运抵峨眉，存放城东大佛寺，后因乐山频遭日军空袭，于1942年转移至峨眉县城武庙西配殿。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由峨眉运往重庆，再由10辆卡车单独运载到九江，改水路于1947年7月重返南京朝天宫。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后，分批运回北京故宫。万里迁徙，颠沛流离，期间在徐州、汉中两次躲避空袭，在蜀道深山遭遇匪患，回归途中在黔江路段滚落田破，在江西南昌路段再遭翻车，但最终在炮火夹缝中得以保全。这是自唐贞观元年出土以来的一千多年间，石鼓最艰苦、也是最壮阔的大转移、大迁徙。

“中国不会亡，根就在自身数千年的历史之中。”1939年，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著名史学家钱穆从沦陷的北平辗转西南，在战火流离中写成《国史大纲》，以历史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称为救亡语境下唤醒民族自信的精神文本。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从唐代韩愈的振臂疾呼，再到国难中的万里护宝。十面石鼓的每一段迁徙、每一次寻访、每一回保全，都印证着跨越时代的精神感召，书写了一代代中国人前仆后继守护文明的艰辛史诗。

伟哉，石鼓。壮哉，石鼓歌。

丙午马年。初秋的雨，初秋的阳光，一如往常滋润着大地，照耀着山河。西安，十面“石鼓”前，有人驻足，有人走过；宝鸡，石鼓山公园里游人如织，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石鼓馆正迎来研学旺季。今天，我们以新的生活、新的接力传承一种精神，这是民族的诗韵，也是中国的底蕴。

《石鼓歌》

唐·韩愈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

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

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

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

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

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

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

嗟余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

忆昔初蒙博士征，其年始改称元和。

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度量掘臼科。

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

毡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数骆驼。

荐诸太庙比郜鼎，光价岂止百倍过。

圣恩若许留太学，诸生讲解得切磋。

观经鸿都尚填咽，坐见举国来奔波。

剜苔剔藓露节角，安置妥帖平不颇。

大厦深檐与盖覆，经历久远期无佗。

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媕娿。

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著手为摩挲。

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

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

继周八代争战罢，无人收拾理则那。

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

安能以此上论列，愿借辩口如悬河。

石鼓之歌止于此，呜呼吾意其蹉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