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一片教育新天地

教师除了要承担所教学科教学任务外，还要承担班级管理、活动组织、课后服务等工作，许多时候教师会陷入一种茫然或者疲倦，日复一日的重复也会成为专业成长的一种负担。作为教师，课堂教学、组织活动、参加比赛等贯穿了职业生涯，如何在这些平凡、琐碎的日常工作中找到被掩埋、忽视的“发光点”，在那些看似鸡零狗碎的日子中发掘生生、师生、家校间的链接点，进而把自己的双腿从泥潭中拔出来，更好助力学生成长、家校融洽。这是教师职业发展必须具备的素养，也是区域教师队伍建设的着力点。

增强教师与学生的情感链接、放大学生与教师的双向滋养作用，导师制被一些区域引入中小学，而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更是把导师制作用最大化，从2022年开始在区域内整体推进“全员导师制”，通过建章立制帮助教师提升“导心、导学、导行”能力，让导师制成为一项落得了地、看得见成效的教育制度。就像海沧区鳌冠学校导师吴婷婷所说，“教师要有帮助孩子、指引家长的专业智慧，导师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

“全员导师制”为海沧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作为一项教育政策，在整体推进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如何让教师平衡本职工作与导师责任的关系、导师制为海沧教育带来了哪些改变……本期邀请海沧区教育局“全员导师制”负责人凌琳谈谈两年来“全员导师制”给海沧教育带来的改变。

关注班级的“寂寞群体”

    中国教师报：“全员导师制”作为撬动区域教育发展的“一招”，海沧区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和现状决定推进“全员导师制”的？

凌琳：在调研中我们发现，部分教师认为育人是班主任、德育处（学生处）的事，学科教师只需要负责学科知识的传授，“教书不育人”似乎理所当然。但班主任能满足所有期待吗？在目前班级授课制下，班主任除了学科任务外，还要兼顾班级管理、日常管理等事务，压力大、负担重，个别化、个性化教育往往有心无力。因此，班里那些表现平平的学生就容易成为被忽略的“寂寞群体”，就算是少数学习严重困难、行为有偏差的学生，班主任也可能因为陷入繁杂事务而难以及时关注。师生间情感链接不足直接影响了育人实效。基于此，我们在全区中小学推行“全员导师制”，发动全体教师结合自身实际全面参与德育工作，这也是进一步推进“三全育人”的重要决策。

中国教师报：最早的导师制作为大学教育的一种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被引入教师培训、家校共育等基础教育领域，要在中小学推进“全员导师制”，从区域层面要提供怎样的保障？

凌琳：发动区域中小学教师参与其中，实现“教师人人是导师，学生人人有导师”的愿景，离不开制度的保障，或者说需要制度化的刚性约束。海沧区在启动“全员导师制”后相继出台了《海沧区中小学全面推行“全员导师制”的工作方案》《“全员导师制”师生关系构建指导手册》等文件，明确导师制工作“1234”基本框架，即围绕促进每一个学生健康快乐成长的目标；与学生建立良师益友的师生关系、与家长建立协同合作的家校关系的“两种关系”；遵循导心、导学、导行的“三导原则”；落实一次交心谈话、一次家访沟通、一份成长寄语、一次个性化活动的“四大任务”。

此外，我们还要求各校结合校情、学情制订“一校一案”，建立健全能力培训、跟踪指导、典型带动、评估表彰、交流分享等机制，帮助教师切实提升“导心、导学、导行”能力，让导师制成为一项落得了地、看得见成效的教育制度。

中国教师报：从制度层面来说，全员参与会不会加重教师的负担？您所在区域是怎样平衡这种关系的？

凌琳：这里的负担要看从哪个角度讲，如果指的是教师工作时长和强度，的确可能增加。特别是初期，导师需要投入精力了解学生乃至他们的家庭，要为团队设计个性化活动等，这些都需要花费时间和心力。但从调研及与教师交流情况看，教师的疲惫往往不是“身体上的累”，而是工作中的无力感、低效能感。如果从这个维度看，导师制反而有助于缓解职业倦怠。

教师工作的直接对象是人，人是有感情的。我们相信大部分教师在教育教学中都曾被孩子满腔的热情和真挚的爱打动过。只是这种幸福感可能是偶发、短暂的。而导师在与孩子朝夕相处中精神得到满足，在长久陪伴中彼此心灵得以滋养。而这种良好的师生关系一定有助于教学效率的提高，从而提升教师的自我效能感、职业成就感。

当然，工作不能无限挤占教师的休息时间。所以，我们积极推行“导师专属时间”制度，倡导各校每个月至少规划一个不少于2课时的固定时段，保障导师有效开展工作。除了时间保障外，我们也与厦门科技馆、厦门博物馆等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为各校导师团队活动提供阵地保障。

拒绝“加法”思维

    中国教师报：每个人对新生事物的认知都会经历不了解到逐渐了解再到熟悉、得心应手的过程，海沧区在“全员导师制”整体推进中进行了许多探索，您认为推进过程中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凌琳：的确，任何改变都会面临阵痛，推行“全员导师制”与困难同行、问题共存是我们工作的常态，只是在推进的不同阶段面临的困难和障碍不同而已。推进之初，因学校普遍存在认识不到位导致工作受阻，而后因统筹规划能力不够、方法指导不足，一些学校采取了“既要、还要、也要、更要”的“加法”思路，叠加了教师的工作任务和压力，使得工作更为繁杂无序。而今，随着“全员导师制”的实施逐渐步入正轨，导师能力参差不齐、考核评价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亟待解决。

中国教师报：海沧区采取了哪些举措解决这些问题？

凌琳：推行之初我们将重心放在学校领导层面，不断通过宣传发动、组织培训等提高学校领导对“全员导师制”的认识，也建立了常态化走访调研机制，加强与校领导的沟通对话，协助学校优化顶层设计，打通从顶层向各部门、各要素有序辐射的实施路径，保证育人系统的整体性、科学性和协同性。

在督促、指导各校形成“一校一案”或“一校一项目”后，我们又将重心放到了全体导师层面，有计划、有重点培养选树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先进典型，评选区域“最美导师”，并梳理形成案例集及多个聚焦具体做法的智慧锦囊，为中小学教师履行导师职责提供方法和策略上的参照。

中国教师报：经过两年的推进，“全员导师制”为海沧教育带来哪些改变？

凌琳：如果从整个区域教育发展看，暂时还谈不上带来怎样巨大的变化，但已经有了影响。因为彼此看见、相互关照，师生、生生、家校关系得以改善。学校不再将分数作为评价师生的唯一标准，而是在分数之下努力撑起一片“人的天地”；越来越多的校长走出办公室到走廊、操场、食堂转一转、看一看，发现师生的闪光点；许多年轻教师也不再害怕担任班主任，两年来有近30名年轻导师主动加入班主任队伍；家长在导师引领下，与孩子、学校有了更多互联互动的机会，抱怨和矛盾少了。这些影响听起来可能微不足道，但恰恰是良好教育生态得以养成的“土壤”。

为导师赋能

    中国教师报：既然是导师，就需要有“导”的能力，海沧区如何给导师赋予这样的能力？

凌琳：导师，“导”既是着力点，也是关键点，必须在“导”字上下功夫。在“全员导师制”1.0版里，我们借助“一套指导用书”“一本经验案例集”为导师提供一些工具和脚手架；2023年进入2.0版后，我们将导师胜任力培养作为重点来抓，以现实问题、真实需求、提质要求为导向，建立区、集团、校三级培训体系，分层、分类、分级进行培养。

在区级层面引进“一个应用平台”。借助数字化手段对每一位导师进行胜任力画像，从师德素养、学生指导知识、学生指导技能三个维度全面了解导师胜任力情况，为每一个导师定制推送不少于20节的个性化线上培训课程包，从底层逻辑、实操技巧等层面给予有针对性指导。

在集团层面建设“一支种子队伍”。整合、联动集团内部心理教师、优秀导师、优秀班主任等骨干试点建设“工作坊”，为实施“全员导师制”提供专业化的力量保障。同时，通过开发设计心理健康教育、青春期教育、家校沟通与家庭教育指导等培训课程，探索分层分类培养体系，提升导师工作实效。

在学校层面研究“一个实效性课题”。结合生源特点和学校实际，海沧区定期组织各种形式的校本培训和集体教研，将问题凝练成课题，以课题引领撬动导师参与其中，在不断发现、研究和解决教育问题过程中充实内涵，推动“全员导师制”迭代升级。

中国教师报：导师不只是为学生提供全面发展指导，还要为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导师除了具备这样的能力还需要得到家长的支持，海沧区如何调动家长支持并参与这项工作？

凌琳：支持的力量一定来自伙伴、同伴。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把家长变成“教育合伙人”，从家长的立场出发提升他们的连接感、获得感、成就感。主要分三步走：

第一步，建立情感联系。通过家访快速缩短导师与家长的心理距离。在此基础上，保持日常沟通为家长答疑解惑，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的在校表现，尤其是一些细节、故事，以此赢得家长的信任支持，建立关系的过程就是导师对家长施加影响并取得共识的过程。

第二步，满足个性化需求。通过“家长养育风格”自测平台帮助家长直观了解自身教养风格，结合孩子个性、学段特点等定期为家长提供专业性、个性化、精准化的指导服务，丰富家长知识获取渠道，提升家长成长获得感。

第三步，转变参与角色。均衡授权赋予家长与导师同等的多项参与权利，逐步引导家长从“局外人”进入“局内人”角色。如在团队活动中聘请家长作为“导师助理”，授予家长参与团队活动管理事务的权利，满足家长参与热情；在评选区、校两级“最美导师”时，赋予家长表决权、审核权和评价权，由“边缘性参与”转变为“核心参与”，提升家长成就感。

打通教育边界

    中国教师报：除了得到家长的支持，作为一项教育制度深入推进还需要其他部门、社会机构的支持，海沧区如何盘活这些资源为导师制深度推进提供便利？

凌琳：育人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只有全社会同心同向才能促进孩子健康成长。很幸运，在推行“全员导师制”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众多部门、企事业单位的支持，共育工作逐步从“协作”走向“协同”。举个例子，“全员导师制”落地两年来，我们联合区妇联先后成立了4个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3个家庭教育工作室和1支家庭教育志愿服务队，为导师落实家庭教育指导提供了阵地和人员支持。2023年，我们又携手区妇联试点搭建校园周边“一公里资源网”，将各自所辖阵地、专业人士、活动等梳理形成“资源清单”，通过专人对接将外源动力与内在动力有机结合，进而建立学校主导、社会助推、家长支持、上下联动的协同机制，更好地推动“全员导师制”的实施。

中国教师报：导师对学生发展指导包含家访、谈话等，如果这些工作有了平台支撑，除了会减少相关工作量，也会为导师制的推进提供数据支撑，海沧区在推进“全员导师制”与数字化结合方面做了哪些尝试？

凌琳：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提升育人效力创造了条件。在推进“全员导师制”过程中，我们结合数字技术创建了“全·心”学生关爱平台。相较传统平台单纯的数据记录功能，“全·心”学生关爱平台侧重通过评估、记录、分析数据，为导师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比如，结合学生身心健康测试、家庭养育环境评估数据及家访与日常观察的过程数据，生成五级九类动态预警数据，助力导师因人施教。

同时，平台为导师落实家访、谈心谈话、个性化导育活动等提供了智能化工具，创新减负提质新路径。如智能家访工具为导师提供了“访前准备”和“家访六步法”模块，导师能在访前了解学生家庭养育情况，形成明确家访目标，访中实施个性化策略，访后还可通过关键指标形成结构化报告，为进一步指导家庭教育做好数据积累。同时，导师所有工作都可实现数字化留痕，形成“家校共育档案”，增加育人工作连续性、系统性。

中国教师报：接下来，还有哪些深化举措和深远打算，让“全员导师制”成为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凌琳：要持续纵深发展必须坚持边推进、边学习、边调研、边总结，在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循环往复中顺机制、补短板、扬优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展“全·心”学生关爱平台功能，丰富完善应用场景，通过加强资源应用跟踪反馈、过程性数据收集与分析、个性化资源推送等优化平台建设。还将按照“重点培树、示范引领、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在全区范围内挖掘、培育一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可复制推广的典型学校，以点带面提升“全员导师制”的实施水平。

《中国教师报》2024年03月20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