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屋 古树 古书

灯火青荧古屋深

每天清晨，最早被黄鹤楼悠扬的钟声“惊醒”的，一定是湖北省武汉市第三十九中学校园的两幢红楼。赭红的外墙在晨光熹微中泛着古朴的光，嵌着印花玻璃的窗户折射着一个个学生年轻的身影。琅琅书声穿过窗子，沿着墙外古柏香樟的虬枝，在层层叠叠的树梢来回跳荡。

学校前身为始建于1906年的湖北省立第一女子学校，这两幢红楼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官办女校的历史见证。红楼距古城南门中和门直线距离1000多米，与当年清朝新军工程营为邻，在炮队的有效射程之内。辛亥之夜中和门上枪炮齐发，红楼竟片瓦未损；1938年武汉沦陷，日寇飞机昼夜轰炸，校园一片瓦砾，红楼竟然安然无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两幢红楼均为中式三层砖木结构，又融合了欧洲中世纪罗马式建筑风格。红色的砖墙、青灰色琉璃瓦顶、朱红色门窗，公共走廊和楼梯地面为掺杂水晶石子的水磨石，经百年踩磨黯淡了光芒的石子显得更加内敛；室内地面为原木地板，木板中间已经凹陷，踏上去能听到沉闷而踏实的“咚咚”声。进入楼内，长长的通道尽头是半圆形拱券，通往二楼、三楼的楼梯由水泥浇铸打磨。二楼有一间约300平方米的经堂，讲经台区域与三楼贯通，主体墙上是巨大的圆形花窗，镶嵌着彩色玻璃，显得高大而庄严。

据史料记载，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才开始出现现代意义的女校；1898年才有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上海经正女学堂；1906年，晚清两广总督张之洞将前清举人李文藻的私人女学堂收归官办，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官办女校。女校的出现给了中国女性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但无论官办女校还是教会女校，都很难将女性当作具有独立人格的大写的“人”来培养。李文藻的私人女学堂，无非收几个邻家女童发蒙；官办后以“诚勤洁朴”为校训，所教授的也大多是《女儿经》《孝经》之类“女德”。

一般人会认为，这样的教育环境培养出的学生一定是传统意义的“温婉淑女”，但令人称奇的是，这里竟陆续走出了十几位革命女杰——徐全直、陈慕兰、丰俊英、唐义贞等更为革命事业牺牲了年轻的生命。鲁迅曾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感佩中国女子“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100年后的今天，回顾这些烈士事迹，依然令人扼腕长叹。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力量？是什么炼就了这些柔弱女子的铮铮硬骨、铁石肝肠？

十里萧萧古树风

从空中俯瞰，两幢红楼被一片茂密的森林覆盖，只在绿丛缝隙偶尔露出红墙的一角。学校素有“森林校园”之称，校园里生长着389棵老树，许多都是树龄在百年以上的。这些树有的是建校时所栽，还有些树龄更长，显然是这片土地更早的“原住民”。这些老树树大根深、枝繁叶茂，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端，演绎着校园最浪漫的诗意。

据统计，学校有30多种乔木和灌木，其中最多的便是女贞。

女贞是木樨科女贞属乔木，树皮呈灰褐色，树形整齐、枝叶茂密，四季婆娑。《本草纲目》载：“此木凌冬青翠，有贞守之操，故以贞女状之。”又有一种传说：“负霜葱翠，振柯凌风，故清士钦其质，而贞女慕其名，或树之于云堂，或植之于阶庭。”女贞被文人雅士赋予如此之多的理想和情感寄托，象征着忠贞、高洁的品行和永恒、长青的生命，因此也常被用作园林观赏树种。

学校100多年的历史中，大半时间都是女校时代。校园遍植女贞，正是期望树木树人，将对莘莘学子的殷殷深情藏在这老树的虬根铁干、繁枝密叶之间。徐全直、唐义贞她们就在这些女贞树的陪伴下学习和生活——当时正是她们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她们是不是读懂了女贞的树语？

校园中还有树龄150年的国槐和120年的银杏，它们历经了辛亥前夜的炮火、北伐围城的硝烟、日寇飞机的轰炸，依然顽强地生长、倔强地挺立，恐怕也不仅仅“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功”。

20世纪20年代曾任学校学生会主席、后来在母校任教的教师陈婉清回忆：大约1916年，湖北省督军王占先部下哗变，四处烧杀抢劫。是夜，时任校长王式玉紧急叫醒住校教师、职员组成“护校队”。兵变平息后，家长看见自家孩子平安无恙，莫不感激涕零。后来，陈婉清也曾遭遇土匪，这位女教师也像她的校长曾经做过的一样，保护学生安然度过了一场劫难。

时光荏苒，弹指百年；斯人已逝，风骨犹存。这些虽经百年沧桑依然挺拔耸立的女贞、老槐、银杏，不正是这种精神品格的传承者和守护者吗？

为了守护这些“守护者”，学生成立了“古木派”社团，调查每一棵古树的生存现状，制作古树身份证，然后撰写科学报告，绘制自然笔记、古树碳图，开发古树文创产品……他们以科研的形式开展古树保护活动，每年参加全国古树保护宣传，进而利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创作“数字古树”，传承着校园里的古树文化。

如读古书思古人

走进南楼，踩着光滑的水磨石地面，穿过长长的甬道，就到了一间规模不大的藏书室。高高的两扇窗透过太阳光，迷离的光尘中有一排排乌黑的书架，上面整齐摆放着厚薄不一的线装书，最引人注意的是商务印书馆1935年印行的全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这些书籍经过近百年岁月侵蚀，黄色的书衣已经黯淡了光泽，布面的纹理却更加清晰；边沿装订的绢线已经发乌，内页的墨香消失殆尽，字迹也已不再油亮，但那一行行的工整小楷，却引发了读者的无限遐思。

现代印刷技术对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是一次巨大革命，但中国传统线装书仍以其独特的印刷、装帧技术和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韵味永续文脉、经久弥香。就连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鲁迅都难掩对中国线装书的喜爱，他在《病后杂谈》中曾表示过看横排的洋装书让人“两臂酸麻”，只好“去寻线装书”。作家孙梨则把阅读线装书的优点总结为“把持省力，舒卷方便，走着、坐着、躺着都能看”“不只涵养性灵，增加知识，亦生活中美的消遣与享受也”。

如今在南楼的一侧已矗立起一座现代化图书馆，学生有了更好的条件阅读各类纸质或数字书籍。但是，步入藏书室，一双双习惯了移动鼠标的手重新捧起一本本线装书，让中华文明的深邃智慧和思想精髓静静地抚慰着一颗颗躁动的心，又是怎样一种幸福的享受啊！

翻开书卷，每一本线装书的扉页上都有一枚馆藏印章，或方或圆、或红或蓝，应该并非同一时期。有“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湖北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也有“私立善导女子中学”“私立成达女子中学”“武汉市女子高级中学”……这些印章标志着这所百年老校的沧桑，也见证着它曾经的辉煌。

没有人知道这些不同时期的线装书是如何最终汇聚在这间藏书室的书架上的。老校长李延禧的回忆录中说：1938年武汉沦陷时，日寇飞机炸毁图书馆，幸而学校早一年“拟向西迁，先将图书、校具等僱民船装载，停于江中隐蔽处所”“后决定学校迁设恩施，民船所载物体运至宜昌，移交屯堡七女高驻宜昌人员接收”，大约这些线装书也正因此而逃过一劫吧。

也没有人知道这些线装书此后又经历了怎样的磨难，才重新安放于这一排排书架之上的。1937年入学、后来成为世界著名女作家的聂华苓在《三生影像》里写道：“四十三个女孩全集中在那小小的甘蔗板教室里：上课、看书、做习题。”一群热血青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手捧一卷卷线装书，从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不屈抗争的力量，演绎着华夏儿女困厄学成、多难兴邦的坚忍和顽强。

如今，在这间小小的藏书室，一排排沉默不语的线装书又不禁令人浮现出另一个画面：一群孩子正在读书，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仿佛还能听到这样的话语：只要读书的种子还在，我们就有希望……

学校东面是纪念辛亥革命第一枪的首义路，南面是以近代洋务运动领袖张之洞命名的张之洞路，西面长湖南路、北面长湖正街则保留了百年前的旧称。100多年前，学校背靠黄土坡、面朝烟波浩渺的湖水；如今沧海已然桑田，城南旧事也已湮没于红墙绿树的缝隙和褶皱之中，但这所百年老校仍在讲述着一个个关于古屋、古树、古书的故事。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第三十九中学）

《中国教师报》2025年03月05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