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家的王韬

凡治近代思想史、政治史、新闻史者，王韬及其《循环日报》总是个绕不开的话题。今年恰逢《循环日报》（1874年2月4日于香港创刊，是我国第一家宣扬资产阶级政治改良主张的中文报纸）创办150周年之际，从去年开始，即有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举办了各类纪念活动，并陆续推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其中就包括石蓉蓉教授这部厚实的《王韬政治变革思想研究：以〈循环日报〉为中心的考察》专著。而相较于研究王韬政治思想的其他著述，石教授的研究则独辟蹊径，通过挖掘王韬的思想渊源，梳理其政治变革思想孕育、发展、转变和重塑的脉络，从而客观地评析了王韬政治思想的贡献与不足。因为王韬的思想成就主要体现在其政治变革主张上，而这也正是许多研究者所忽略的地方，石教授的著述对王韬的政治变革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还原了王韬作为思想家的最本真的一面，无疑是王韬思想研究领域的一项拾遗补缺的重要成果。

王韬生活的晚清正处于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僵化腐朽的封建政体在西风美雨的夹击下已支离破碎、摇摇欲坠，如何破解危局，如何在封建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找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路径，这是王韬等一代“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亟待思考的问题。石教授首先从传播学的角度考辨了王韬政治变革思想的渊源，认为正是西方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传入中国后，使得王韬这样的传统知识分子能理性地比较中西政治思想之差异和优劣，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王韬式”政治变革构想。但王韬的理论根基主要还是传统的，传统的道德观、变易观和道器论成为他立论之本，其所倡导的“道中有器”的哲学观，实质上就是“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部分‘道’之内涵，纳入了可变之‘器’的范畴，从而为中西交融的政治变革主张提供了理论根据”。因此，王韬的政治变革思想既有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影子，又远远超越洋务派而达成一套中西融合的政治变革构想，并通过他所主办的《循环日报》将这一构想向国人广泛传播。

王韬的政治变革思想实际包括了内政和外交两个层面，石教授的这部著作不仅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王韬内政、外交变革思想形成、发展、变化的脉络，还深入剖析了王韬政治变革思想的内涵和价值。在内政方面，王韬作为一位能“睁眼看世界”的传统知识分子，首先对中西文化在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维度上有着超越同代人的理性认知，已从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变器不变道”，超越为师夷制度以实现“富国强兵”的变革主张。为此，王韬还提出了一系列内政变革设想，诸如基层选举、教育选才和培育变革人才等，他的这些认知和设想，不仅为之后的维新派奠定了思想基础，事实上也“完成了近代新型教育思想的启蒙与教育改革的初步实践”。不过，在石教授看来，王韬的内政变革仍以“民本”为基石，同时，其民本思想也融合了更多西方“民权”的成分，所提出的教育变革和培育、选拔人才也主要是为使普通民众转变思想，让“民权”落地生根。因此，王韬思想的最大贡献正是融合中西“民本”“民权”思想，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思想启蒙。而他所倡导的“君民共治”也最具近代维新意识，是近代新式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开启者，也是具有“世界”意识的国家观念的启迪者。

但毋庸置疑，王韬的政治思想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即他在审视西方民主政体时总以中国三代为参照，“中国三代以上，其立法命意，未尝不如是，每读欧史至此，辄不禁睪然高望于黄农虞夏之世，而窃叹其去古犹未远也”。将西方的民主政治与三代的“善政”并举，在强调“民权”时并未排斥“君权”，其所谓的“君民共治”是“君主于上”的“君民共治”，君主依旧拥有统治权。这和后来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人士所提出的“君主立宪制”是一脉相承的，即他与之后的维新派均未抛弃对君主政治的幻想，只是试图在君主承认且为推动主体的前提下，完成其所提倡的“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而真正要维护和保全的仍然是君主政治体制。由此可见，王韬对于君权与民权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向往民权制度，另一方面又不敢否认君权。正如石教授所言，王韬与维新派一样，他们试图在中国实现的君主立宪政体，实质上不过是“开明专制”而已。究其因，“处于转折期的他们，未能彻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总体上仍处于儒家大义的思想框架下。亦因受制于时代所限，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事实也确如石教授所分析的，王韬一生并未走出儒家思想大义，其内政变革、思想启蒙均根植于传统，并基于传统思想来阐释西方制度文明。

王韬政治变革思想的另一闪光点体现在其超前的外交理念上，而他的外交思想正是其内政变革主张的延伸和发展。作为近代较早“睁眼看世界”的人，王韬用“世界”眼光审视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明确提出了“驭外”的主张——遣外使、设领事、通权达变，以及尊重华夷异俗、多向度的外交观等，王韬的这些外交变革思想显然具备了一定的现代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韬审视当时国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进一步提出了“外交以自强为本”，外交关系的实质为“力”与“强”，这一思想已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华夷”观。因此，王韬的外交思想也彻底转变了国人传统的“华夷”观念，所提出的设领事、遣外使、加入万国公法等外交主张，既体现了一定的国家主权意识，又有着近代以来发展国与国正常外交关系的构想。正如著者所言，王韬的外交思想实质上“促进了中国外交观念实现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总体而言，作为思想家的王韬直面晚清风雨飘摇的社会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力图走出一条中西融合的变革之路，其内政和外交变革主张在当时无疑具有一定的启蒙价值与现代性。其贡献正如香港史学家罗香林教授所言：“无王氏于同光之际，致力于中西文化之交流与变法自强之论议，斯未必即有光绪中叶以还，康梁诸氏变法维新之运动也。无晚清以还国父孙中山之鼓吹民权与建立民国，亦未必即有四十年来中国之所谓民主与科学之新文化运动也。”为客观准确地还原王韬所作的这些贡献，石教授在著述时恪守“原典实证的观念和方法论”，充分挖掘、运用有关王韬的一切资料，包括王韬的日记、政论集、王韬从1874年到1883年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政论文章，以及王韬在其他报纸上发表的各类文章，对这些原始资料仔细分析、甄别，从中发现了一个更真实、全面的王韬。因而，通过石教授《王韬政治变革思想研究》一书，既见王韬思想的闪光点和时代价值，也明晰其思想的缺陷和时代局限，是纪念《循环日报》创办150周年之际出版的一部客观、全面评析思想家王韬的高水平著作。

（作者单位系南宁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中国教育报》2024年03月06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