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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方法论中的问答逻辑

发布时间:2024-03-28 作者:文学平 来源:中国教育报

■党的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是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的创造性成果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解答就是,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

■要从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经验,在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再到思维具体化的过程中,提炼出新的理论成果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中国问题的理论解答,本身就是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逻辑是体系化、学理化的一个关键要素,问答逻辑是构建理论体系的一种基本方式,因为理论不是一系列命题的集合,任何反映时代精神的理论都是问题和答案的有机统一体。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完成了从对理论的命题式理解向问答式理解的革命性转变。他在1842年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他在1843年给卢格的信中又说:“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往何处去”的问题是马克思一生致力于解答的总问题。马克思还专门讨论了“幻想”的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的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的产物”的问题等各种形式的伪问题,对这样的问题“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离开了马克思致力于解答的问题,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就是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并解答新问题的历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深刻的党的理论创新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所蕴含的问答逻辑是马克思的问题辩证法在21世纪的最新发展。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

每一种真正的理论必有一个总问题,理论创新首先在于提出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有问题才会思考,思考才有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才有理论创新的可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单从理论发展看,提出新问题有时可能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解决问题也许是实验上的技巧,而提出新问题却需要创造性和想象力。

问题是理论创新的源头,那何谓问题?毛泽东指出:“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提出新问题,就是发现分析矛盾,抽象出矛盾双方对立的实质。抓住实质,就抓住了问题。

问题有真伪之别。真问题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矛盾,伪问题是虚构的矛盾。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当前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解答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方面的诸多具体问题。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却是伪问题。对于伪问题的解答,就是批判问题本身,揭示其虚假性。作为理论创新起点的问题,只能是真问题。

真问题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有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有的是没有普遍意义的琐碎性问题。真问题地位的不平等性源自矛盾的不平衡性。马克思说:“关于应该不应该在报纸上讨论哲学和宗教这个问题,由于问题本身毫无思想内容而被取消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党的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是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的创造性成果。

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

没有对重大问题的正确回答,也不可能有真理性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是有方法论前提的,方法论上的前提有误,就只能是南辕北辙。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必须坚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二者相互契合、相互激活,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才能在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需要开放包容的胸襟。雍容大度、开放包容、博采众长是中华文明对待其他文明成果的基本态度。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性,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郑和七下西洋等,都是自信开放的体现,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解答就是,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

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

中国面临的问题,只有中国人最有发言权。一无所知的人不会提出任何问题,知之越深,提出的问题越准。问题是已经认识到的矛盾,并且想要解决这个矛盾。没有对矛盾双方的认识,就不可能有问题产生。认识到矛盾,但将矛盾认作理所当然,也不会提出相应的问题。任何现实的问题都蕴含着想要解答它的意志。问题在人的思维中是知识、意志和事物之矛盾的辩证综合体。因此,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人最清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解答中国的问题既要开放包容,也要自立自主,实现“吸收外来”与“不忘本来”的辩证综合。

解决中国的问题先要扎根中国大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不扎根中国大地,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难以提出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解答方案。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有人就食洋不化,总是不问世情、国情和民情,漠视各种具体条件,照搬西方理论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对活生生的中国实践做“普罗克汝斯特斯之床”式的裁剪;个别外国人也试图在中国问题上发表一些脱离实际的说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解答中国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中国的问题不能靠背诵西方的理论词句来解答,也不能靠背诵马克思的具体词句来解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要从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经验,在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再到思维具体化的过程中,提炼出新的理论成果。

为解答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马克思主义是为人类求解放的思想体系,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也绝不是只专注于中国自身的理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狭隘视野,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也跟始终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处的“天下大同”理想背道而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也是世界思想史中的宝贵财富,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世界性贡献。

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中国问题的理论解答,本身就是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为全球贫困治理和世界共同繁荣贡献了中国智慧。再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于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具有示范、引领和借鉴意义,对科学社会主义也具有丰富、发展和辩护意义。

党的创新理论不仅通过对中国之问的科学解答来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还致力于直接解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为破解全球“四大赤字”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人类是一个命运与共的整体,世界是紧密相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持续贡献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信念义务难题研究”[22SKGH004]成果)

《中国教育报》2024年03月28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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