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生涯，总要精读几本书

从教二十多年，我读过很多书。有些书，匆匆翻过就上了书架；有些书，反复细读，虽然目前也上了书架，但时不时还会想起它们。这些书对我的教育教学确实产生过积极影响，所以每每忆及，总是心怀感激。

第一本当属戴维·伯姆的《论对话》。现在已经记不清是谁推荐我阅读这本书的，只记得“对话教学”是当时语文教学的时髦话题，于是就买了这本书来细读。书中的观点，到现在仍然铭记在心的就是“对话要搁置己见”“对话就是共建”。这是我细读的第一本理论书，当初没有任何阅读的经验，于是就采用了一种笨办法：摘抄。我将书中一些有价值的观点抄录在本子上，没事的时候，还会去读一读这些语句；后来，这个本子丢失了，我又重新抄录了一遍。可以说，对话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我从教之初的语文教学。在课堂上，我非常关注对话过程的“意义共建”，当时还专门研究过好多名师课堂上的“意义共建”，比如孙双金、孙建锋等名师的课堂教学，还曾经写过多篇教学实录赏析。我在教学中也经常琢磨“意义共建”，当时设计并执教了很多课例，并立足对话理论探讨了语文教学中“意蕴重构”的相关策略。应该说，《论对话》打开了我最初的教学视野，奠定了我教学风格的基础。

第二本是孙绍振教授的《文学性讲演录》。这本书，我曾将它翻烂了，最后不得不用一个大蝴蝶夹将它夹起来。读这本书的时候，第一遍并没有真正读懂，不过我没有放弃，而是想了很多办法“逼迫”自己来理解这本书，比如反复朗读等。后来，我采用了“摘抄加批注”的方式来“啃读”，也就是在电脑里建电子文档，设计成固定格式，上面是摘抄，下面是批注，一边摘抄，一边批注，终于将这本书读完了。我按照这样的方式读了一遍，感觉还是比较零散，于是灵光一闪，又发明了一种方法——将作者的观点提取出来，围绕作者的观点，我再重新写一篇文章，可以引用作者的观点，也可以自己另外收集资料。就这样，我整理了“冰山理论”“陌生化表达”等论点，发布在自己的公众号上。这样一种以写促读的方式，自然比较“烧脑”，但对于基础薄弱的我而言，竟然对这本书渐渐清晰起来，既弄明白了作者的观点，也慢慢建立了自己的想法。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阅读动力与定力，竟像农夫一般将这本书“精耕细作”了一遍。不过，确实得感谢这本书，有了它作底子，解读教材的时候，我才慢慢拥有了工具，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眼光。

第三本是杜威的《经验与教育》。这本书虽然薄，但内涵相当丰富，是杜威晚年“集大成式”的著作。在这本书中，杜威集中论述了他的经验哲学。这本书，我采用逐词逐句的方式，反复阅读了好多遍，也采用了上文所说的“摘抄加批注”的方式，渐渐明晰了杜威对经验的相关界定，也感受到杜威“经验论”对后继教育的深远影响。为了进一步弄清楚杜威经验哲学的体系，我从网上下载了很多研究论文，加以细读后，再与《经验与教育》一书对照着看，读起来有一种互相补充的感觉。当时正值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申报，我准备继续围绕自己以前研究的“儿童智慧阅读研究”申报新课题，却苦恼于找不到新方向。看着正在阅读的《经验与教育》，我突然发现“经验”与“智慧”之间存在着深度关联，一下子想到可以用杜威的经验哲学来指导自己的课题研究，于是就申报了“杜威经验哲学视野下儿童智慧阅读操作体系建构研究”，并获得省级立项。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一直用这本书来指导我的教育教学实践，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发表了多篇论文。《经验与教育》为我的“儿童智慧阅读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操作指导，让我的研究不断走向纵深。

现在回想起来，我能在教育教学之路上明确坚定地走下去，跟我所精读的这些书有很大的关联。作为教师，真的很有必要精读几本书，为自己的教育生涯打下基础。至于当初为什么会发现并选择这几本书，我想，其中既有一种研究与实践的际遇，也是一种阅读的缘分吧。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副校长）

《中国教育报》2024年04月10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