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沅诗碑中的尊师重教

　　在岳麓书院讲堂西壁南侧，有一方高34厘米、宽162.5厘米的青石碑刻，为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时任山长罗典刊立，这是毕沅诗碑。

　　乾隆五十四年孟冬时节，枫林流丹，万山红遍。二任湖广总督不久的大学问家毕沅，在湖南学政张姚成、翰林院侍读王梦楼的陪同下，涉江登山，来到岳麓书院拜访“慎斋前辈”罗典。慎斋老人很激动，少不了极尽款待，一段清代文人的佳话由此展开。

　　毕沅一行在罗山长的陪同下，钻进嘉树深处，穿越林荫小路，在岳麓山中，“遍游诸名胜，攀跻绝顶，摩挲古刻，叙旧论文”，不亦乐乎。毕大人是否去了历史更为久远的古麓山寺、云麓宫寻找天道，是否听见先贤朱张登山呼啸“赫曦，赫曦”的奇丽余响，且不好说，但他一定在山顶临风远眺时，被逶迤浩瀚的衡云湘水所震撼，故而写下两首七律并序，记录他很羡慕罗典远离官场、寄情山林、著书育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诗其一曰：“暖谷催梅在雪先，讲堂高踞岳云边。名山久占关请福，旧雨重逢要夙缘。著述力争千古事，精神强胜廿年前。画图一幅湘西景，隔岸人呼访戴船。”毕沅追忆二十多年前，曾与罗典在翰林词馆交往的诸多情景，而今对罗夫子掌教岳麓书院，精研易学，笺注毛诗，著述丰硕，表示由衷的敬意。

　　此时的罗典，年届七十有三，老当益壮，矍铄有神，让刚刚年过六十的毕沅感觉他“精神强胜廿年前”。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罗典曾考得湖南乡试第一名，并成功通过科场独木桥跻身政坛，做到四川学政、鸿胪寺少卿之类中层干部，也主持过几届会试乡试一类科举大考，但盛年借故母亲老病要尽孝，索性辞官归乡，投身振兴文教事业，成就了他另一种闪亮人生。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朝廷耗资千万银两修纂十年的鸿篇巨制《四库全书》在京竣工，而在千里之外的湖南，63岁的湘潭大儒罗典应巡抚李世杰所聘，出掌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

　　罗氏五次连任岳麓书院山长，达27年，奉行“非专衡文，当以育才为本”的主张，坚持“造士育才”，“坚定其德性，明习于时务”（严如熤《鸿胪寺少卿罗慎斋先生传》，转引自杨布生《岳麓书院山长考·罗典》），培育了一大批经世志士，其中以陶澍、贺长龄、欧阳厚均等出类拔萃。

　　毕沅在颂扬罗典教书育人、著述丰富后，诗兴未减，继续写第二首：“绝磴霞关费仰窥，钟声送客出嵚巇。绛纱绪衍南轩脉，翠玉书摩北海碑。泉石松窗诗并丽，文章芸箧岳争奇。学澜比似云澜阔，不到登峰那得知。”称赞岳麓学子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漫山红叶中，延续张栻学脉、湖湘学统，写诗作文，修学储能，寄语诸生努力在学海扬帆、登攀高峰。直至今日，继承和弘扬岳麓千年文脉的湖南大学校歌中，高唱“承朱张之绪”，故而生生不息。

　　毕沅来访，既有封疆大员视察士子修业的用意，也有礼贤下士拜访硕儒的情景，故而他在两年后手书刻石送来的匾额上，恭敬地写道“馆后学毕沅”。

　　馆者，词馆也，即翰林院，朝廷储备精英人才之所，士林荣光。毕沅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状元及第，获授翰林院修撰。罗典则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选庶吉士，授职翰林编修。然而，毕沅在碑刻中，隶书诗文，随文笺注，在“旧雨重逢要夙缘”后以小号字体标示：“忆在词馆时相过从，旋持节秦陇豫楚，忽忽廿余年矣。”主要还是毕沅自述仕途，他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因皇帝表扬“才可大用，非词臣能尽其所蕴”（《弇山毕公年谱》），特旨补授甘肃巩秦阶道起，继而辗转陕西、甘肃、河南和湖广等地任职，至写作此诗时，凡二十余年。一言“忆在词馆时相过从”，在拉近他与老大哥罗典的交情。

　　况其以“馆后学”谦称，更可见他放下了一品大员的架子，纡尊降贵，敬奉曾经品秩不过五品的罗典为“前辈”，更是嘉言称许罗先生教书与著述双丰收，同时不忘殷切劝学岳麓士子明体达用、经世致用。

　　分管湖南地区教育的行政官员张姚成续写跋语，交代旧事，并以弘扬朱张学统为希望，突出毕沅的尊师重教还是真诚殷切的。张姚成在跋语中说，毕“先生”此前写成二诗，抄录了一遍给他看，“越二年，复以隶写之，镌诸石以寄慎斋先生，而嵌之讲堂之壁”。时至今日，悠悠二百三十余年俱往矣，毕沅诗碑同古圣先贤朱熹留下的“忠孝廉节”、前辈大儒王文清手定的“岳麓书院学规”等著名碑刻，嵌于讲堂南西北三壁，熠熠生辉。

　　虽然诗碑只是岳麓书院诸多珍贵石刻中的一个人文切面，但在千年书院中，仍以此方碑刻独特地见证尊师重教、渴求人才的历史，亦可视为中华文脉赓续、书院教育遐昌的有力证据。

　　毕沅一生三任湖广总督，多次来长，赴书院讲学。有记载者，第一次以此诗碑为证，第二次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他再次携张姚成前来拜访罗典，并借杜牧古诗“停车坐爱枫林晚”，为罗山长在书院后清风峡修建的红叶亭，改名为爱晚亭，同样传承至今，令人驻足停留，游乐忘返。而作为诗碑的主创者，毕沅更是以其“爱才下士”（《清史稿·毕沅传》）的高尚品德，以及其留下的诸多经典著作，值得我们深入了解其人其事。

　　他是乾隆文坛领袖沈德潜的弟子，少年起就跟随寡母张氏学习《诗经》《离骚》，养成了过目能诵的好本领。他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举人的身份，受任内阁中书，入值军机处做章京，职事撰写谕旨、记录档案和查核奏议等。

　　他因机缘巧合，高中榜首，获得乾隆皇帝看重倚任，扶摇直上。他一边做官，一边养士，礼贤下士，敬重文人，养成一大喜好。他“性好著书”（《清代学人列传·毕沅》），更是于经史、书画、小学、金石、诗文、地理之学，无不贯通。他似乎产生了一种吸引力定律效应，身边经常名士云集。

　　只要“人有一艺长，必驰币驰请，惟恐其不来，来则厚资给之”，像章学诚、邵晋涵、洪亮吉、段玉裁、钱泳、孙星衍等“一时名儒才士，悉为罗致幕下”，获其赏识，受其资助。公事之余，主宾诗酒酬唱，联袂合作著述，推出经典传世。我们今天看到的220卷本《续资治通鉴》，就是毕沅礼贤下士的共同成果。梁启超说：“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中国教育报》2025年09月05日 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