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今年上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加快建设文化强国》，强调“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这些重要论述，对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为肩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根本遵循。

　　深刻把握文化主体性概念出场的历史逻辑

　　从哲学角度看，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但主体不等于主体性。主体性是主体在认识和实践中显现出来的能动性、创造性等特性。简而言之，主体性是指人的自主、能动、自由、有目的的活动的特点和特性。中国人民是中华文化的塑造者、传承者和践行者。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孕育出独特的精神追求、人格特质和价值取向，形成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内涵丰富、根基扎实的文化主体性，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心理和社会共同文化意识。

　　中华文明进入近代以后，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由于国力式微，古老的中华文明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在文化交流中无法形成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态势，在文化立场表述上失去话语权，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陷于迷失状态。新文化运动后，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被中国部分先进知识分子自觉接受，成为改造传统文化的“批判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开始激活古老的中华文明。从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主动担当起振兴中华文化的历史大任，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将其置于全局工作的重要地位，并赋予我们在新时代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历史使命。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作为其中的题中之义，重要性不言而喻。

　　深刻把握新时代高扬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现实逻辑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在物质现代化已经具备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文化的影响力、文明的引领力仍然不足的情况下，尤其需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来回应现实诉求。

　　一是对西方中心论的解构需求。西方文明一元论以“线性历史观”为内核，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本质是“把特殊说成普遍、把西方当成世界”的话语霸权。过去常将“传统”等同于“落后”、“现代”等同于“西方”。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让我们认识到中华文明本身就蕴含着通向现代化的独特基因和内生动力，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革新精神，“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等。复兴不是复古，也不是西化，而是在坚守自身文化基因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跃升。

　　二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支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共同的梦想。民族复兴不仅是物质力量的强大，更是精神力量的自主和强盛。文化主体性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它记录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生产和生活中所进行的价值探索、道德建构、艺术创造和精神信仰，是民族智慧和意志在历史斗争中的体现，也是助力中华民族持续前行、迈向繁荣昌盛的丰沛滋养。一个民族只有对自身的文化具有坚定不移的认同和自信，才能彻底终结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上的彷徨和依附状态，清晰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到哪里去”这一根本问题。没有对自己文明的深刻认同和自信，民族复兴就没有坚实的精神支柱和灵魂引领。

　　三是抵御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渗透之需。当今世界思想文化领域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西方某些势力凭借其话语优势，试图推销其价值观和社会制度，进行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颠覆。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对构筑思想防线、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意义深远，意味着在思想文化领域拥有强大的“免疫力”和“鉴别力”，能够自觉抵制错误思潮侵蚀，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同时避免在“文明冲突论”陷阱中迷失。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其实践变种，试图将世界划分为对立的文化阵营。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是要走向封闭排外或制造冲突，而是要确立自身清晰的文明立场和身份认同，从而能够以平等、自信的姿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避免被强行纳入预设的对抗性叙事框架，成为他者定义的“他者”。

　　深刻把握高扬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辩证逻辑

　　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绝非文化保守主义或排他性民族主义。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来，其核心在于基于自身历史实践、价值内核和精神特质的文化自觉、自信和自主创造能力。这体现在，一是历史连续性的深层认同。从“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传统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这种深厚积淀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基因和身份标识，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最稳固的根基。二是核心价值的独特坚守。“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观念，构成了我们这个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核心价值坐标。它们不是抽象教条，而是深刻融入社会结构、治理实践和日常生活，塑造了独特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揭示和回应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内在矛盾。资本逻辑驱动的经济全球化，在带来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文明冲突、生态危机等深刻矛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构建基于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共同价值的发展观，倡导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观，主张通过平等协商和共建共享应对全球性挑战。

　　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非割裂或对立，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的辩证统一体。

　　没有坚实文化主体性的民族，难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保持定力，更难以贡献独特的智慧和价值。强大的文化主体性赋予中华民族参与全球治理、塑造人类未来的文化底气和话语能力，使我们能够立足自身文明根基，清晰地界定自身利益和价值立场，避免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迷失自我，从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源自中国经验的、真正有分量的思想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情怀”和“大同理想”，只有在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时代性实现与世界性弘扬。将“和合”理念、“仁爱”思想、“正义”追求等应用于全球治理，解决人类共同难题，不仅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贡献，更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确认和升华。这也印证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精髓。

　　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华文化本身也经历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面对全球性挑战，需要汲取全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这种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过程，恰恰是主体性保持生机活力的必要条件。同时，中国自身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成功实践如减贫、绿色发展，又反过来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中华文明价值的认同，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辩证统一，在实践中体现为一种深刻的文明对话的辩证法。这要求我们，一是在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前提下开放对话，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在对话中保持文化定力和文化自信，寻求共性下的个性彰显，在尊重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贡献中华文明的独特智慧和解决方案；二是在实现互鉴中共同发展，通过平等对话，相互启发，相互借鉴，推动不同文明共同进步，最终服务于人类整体的福祉和未来。

　　（作者系重庆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5年10月16日 第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