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有所贡献，你这一生就没白活

陈佳洱院士做客电视节目。资料图片

陈佳洱院士与北京青少年科技爱好者一起交谈。 资料图片

　　在中国核科学事业的璀璨星空中，陈佳洱院士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星星。从研制核子计数管到填补亚洲单色中子源空白，从筹建射频超导实验室到攻克国产铌材杂质难题，陈佳洱用一项项科研成果，书写着对祖国的忠诚与奉献。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更是力推文理交叉，致力于培养既有科技深度又有人文情怀的复合型人才。

　　陈佳洱院士的一生，是科学追梦的一生，也是家国情怀的一生，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人生的价值在于是否能为社会、为人类留下宝贵的财富。

　　我的一生，受父亲的影响很深。

　　我父亲陈伯吹，虽然是一个文学家，但他常常跟我说：“当初家里太穷，不然我肯定去学数学，靠科学让祖国变得更强大。”父亲认为，一个时代的进步要靠科学，所以从小就灌输我不少科学知识。

　　有一次，上海下起瓢泼大雨，雷声滚滚吓得我大哭。父亲为了安抚我，便问道：“你知道为什么会打雷吗？”我抽噎着说，隔壁奶奶讲是雷公公要劈不孝之人。父亲笑了，耐心给我讲带正负电的云层相互碰撞产生雷电的科学道理，还拿出玻璃板和绸布，现场演示摩擦生电的奇妙现象。

　　上中学时，他常带我去看《发明大王爱迪生》《居里夫人传》等科学家主题的电影。看完《居里夫人传》后，他郑重地对我说：“你要像居里夫人那样，对社会有所贡献，你这一生就没白活。”父亲的这番话一直影响我到今天，也影响着我的人生选择。

　　除了家庭的影响，青年时代的求学经历也鼓励了我的科学兴趣。记得我上位育中学时，我们校长李楚材先生格外重视数理教学，师资力量更是雄厚：班主任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才生，物理老师是复旦的讲师，代数老师刚从美国回来，常用英文授课，还会给我们展示各种新奇的科学仪器。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对科学的热情更加浓烈。

　　有一次，我看到一位学长研究无线电，立刻着了迷，拉着几个同学成立了“创造社”，一头扎进动手实践里。我们自己琢磨着做无线电收音机，还为学校制作了广播体操用的扩音器。有趣的是，社团里不光搞科研，还会一起进行文学创作。快毕业前，我们写了篇《我们是怎么样出版创造的》，语文老师看后连连称赞，当时担任大公报主编的父亲也很认可，特意推荐给报社，这篇文章还顺利发表了。

　　青年时代的我，心底就此明确了方向。我暗下决心，要接过父亲未竟的心愿，用自己的一辈子去实现“科学强国”的理想。

　　1950年，我考入大连大学工学院，选的是电机专业。王大珩先生是我的物理老师，他特别重视实践，常常亲自带着我们做物理实验。每次实验开始前，他总会先问我们三个问题：“今天要做的实验是什么？做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什么？准备用什么方法做？”实验结束后，他还会逐一审阅我们记录的数据，打分标准也格外严格。那时候，同学们之间有个小约定——谁要是能拿到实验满分5分，就得请大家吃花生米。那一学期，我有幸3次拿了满分，请同学们吃了3回花生米。

　　在王大珩先生眼中，工科学生要是没有扎实的理科基础，眼界和思维都会受到局限。因此，在他的提议下，学校成立了应用物理系。我很幸运，得到了王大珩老师的认可，在大二那年顺利转入了应用物理系。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我随之转入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物理系。在这所学校里，我有幸遇到了恩师朱光亚先生。朱老师对待讲课格外上心，每一堂课都要用近一周时间精心准备，讲起来总能把枯燥的物理知识变得鲜活有趣。他常跟我们说：“学物理不能只背公式、记原理，得知道知识背后的来龙去脉。” 所以，课上他总会穿插相关的历史背景、科学家的轶事，一步步引导我们跟着他的思路深入思考。

　　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北京大学依托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建立物理研究室，并从各地调集一批知名核物理学家参与筹建，朱光亚先生亦在其中。他知道我对科学工作非常努力，所以他刚到研究室后便请教育部把我从东北人大调到北大物理研究室。

　　那时任务艰巨，我们既要招生，又要筹备核物理教学实验室。其中，我主要负责京外生源的招生工作，当时心里始终记着一个标准：“选学生不能只看成绩，业务能力和政治品质都得过硬才行。”所以每次招生时，我都会专门找学生的老师了解日常表现，回来后再拿着材料和朱光亚老师商量。原本那一届计划招生100人，因这份严格筛选，最后只招了99人。后来回想起来，也正是这份“宁缺毋滥”，让这一届最终走出了6位院士。

　　筹备实验室的过程中，每一个实验都离不开核子计数管，而最难的便是研制α计数管。α射线射程极短，只能穿透非常薄的薄膜，可这么薄的膜一抽真空就会被大气压压碎。我和同事们围着实验台琢磨了很久，试了好几种方案都没成功，直到有人提出：“要不试试在β计数管的薄膜上开个小洞，再把更薄的云母膜粘上去？”我们立刻动手尝试，让α射线通过小洞进入，终于攻克了这个难题。

　　我至今记得α计数管做成功那天的场景。当时只顾着兴奋地记录数据，完全没察觉朱光亚老师一直站在身后看着我们实验。直到他开口笑着说：“做得很漂亮，你们辛苦了！”听到老师的夸奖，之前连续熬夜的疲惫、反复失败的焦虑，一下子都消失了。其实那段时间，为了赶进度，我们常常工作到凌晨三四点，困了就躺在实验室的折叠床上眯一会儿，醒来继续调试设备。虽然辛苦，但每次看到实验数据有新突破，心里都满是成就感。

　　1958年，我们筹建的研究室正式命名为北京大学原子能系，后来又改名为技术物理系。几十年来，这里走出了近万名高级专业人才，就像朱光亚老师曾期待的那样，“为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核物理及其交叉学科的骨干力量”。

　　后来，我留在北大技术物理系工作，也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了祖国核科学事业：带领团队高质量建成4.5MV静电加速器，填补了中国乃至亚洲在单色中子源3—7MeV和16—20MeV能量区间的空白；从零起步，筹建起我国首个射频超导实验室；主持首台国产纯铌超导腔的研制工作，成功攻克了国产铌材杂质含量过高的难题……

　　在研究中，我不是很在意物质生活，粗茶淡饭、简居陋室也甘之如饴。因为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物质生活是很容易满足的，最重要的是要为社会、为人类作出贡献，自己的存在能让别人生活得更好，自己便活得更有价值。

　　1996年，我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3年半任期，我把心思都花在了3件事上：学科建设、人才引进，还有一件最紧要的，就是打破文理之间的“墙”。我专门设立了规定：文科生必须修满4个理科学分，理科生也得拿下4个文科学分，还特意把学校里最有经验、讲课最生动的老师请来讲授这些跨学科课程。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执意要推动文理交叉。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受父亲的影响，他一辈子都强调要将文学和科学融会贯通；另一方面，也是我自己的一点儿执念——我总觉得，理科生光学科技还不够，得通过文科学习找准人生的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文科生多了解些科学前沿，未来在岗位上才能更懂创新，真正为国家发展出上力。

　　回想这辈子，父亲教我心里装着家国，在实验室熬的那些夜是为了突破国家需要的技术瓶颈；肩负起培养人才的重担时，也是盼着他们能接过担子为国家出力。科学是追真理、解难题的，人文是养情怀、明方向的，这两样融在一起，才能让我们做的事、我们培养的人才真正服务好国家。

　　（本报记者 胡若晗 焦以璇 采访整理）

《中国教育报》2025年12月09日 第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