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产教融合的制度新生态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核心目标，关键路径在于产教融合。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必须将产教融合置于历史脉络、理论内核与行动实践交织的三维坐标系中进行系统考量。然而，在基层实践中，产教“合而不融”的问题依然突出，多数校企合作仅停留在协议层面或劳务用工浅表，缺乏触及体制内核的跨界参与，陷入“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空转怪圈。产业的核心逻辑是创造经济效益，教育的核心则是立德树人，二者存在天然的诉求差异。若缺乏科学的制度供给与外力驱动，产教分离反而是常态。

　　温州职业技术大学（以下简称“温职大”）通过“四个激活”重塑“政校企师”跨界共同体，立足长三角县域经济，破解了产教融合“最后一公里”的结构性堵点，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制度创新范例。该实践不仅在基层实践中验证了制度设计的有效性，更为我们在国家层面上提供了深刻的学理启示与范式借鉴。

　　空间与机制嵌套：

　　重塑多元主体的跨界治理命运共同体

　　从治理体制来看，校地分离在历史上源于体制机制层面的条块分割与空间壁垒。校地合作往往停留在宏观叙事，职教资源无法与地方产业形成物理与制度上的深层嵌套，导致“两张皮”现象长期存在。

　　温职大的改革首先在于打破了传统的地域壁垒和体制鸿沟。学校通过构建“东西南北中”分布式办学格局，打造“半小时产教融合圈”，实现与生产单元的“零距离响应”。在此基础上，学校创新实施“专业县选”机制与“县长—校长”常态对话制度，推动高校与地方决策机制的常态化嵌入。通过将“县域招生与就业双50%”作为刚性目标，成功将地方政府从“被动落实政策”推向了“主动统筹布局”的生态掌舵者角色。

　　这充分印证了：必须理顺产教融合涉及的不同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改变职业教育管理条块分割的历史局限，将职业教育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坐标系中，建立起校地互利共赢的制度化锁链，才能真正激活地方主导活力。这为构建跨界的多元办学体制提供了可行路径。

　　契约与底线治理：

　　破解校企协同中“合而不融”的制度瓶颈

　　从跨界办学的理论内核来看，产教融合本质上是一种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的契约和产权重组过程。要将企业的“短期利益诉求”转化为共同育人的“长期价值追求”，必须在组织关系上廓清利益交互的底线与治理边界。在这方面，“温职方案”在处理校企主体关系时，体现了理性的制度设计。

　　一方面，学校实施“让位于企”的组织治理变革，在产业学院中赋予企业理事长和执行院长在人才培养、研发方向上的实质决策权，将“引企当家”落在实处；另一方面，科学划定“合作红线”，严格执行校企合作“四不签”制度，并将共建投入比刚性拴牢在不低于1∶0.5的底线上。

　　这种用制度管契约、用红线守底线的“真需要、真项目、真投入、真产出”机制，从理论上清除了以往校企合作中“协议多、落地少”的伪融合弊病，不仅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从源头把控了产教融合的类型化发展方向。这一契约治理模式，对于扭转普遍存在的“校热企冷”“忽冷忽热”“短热长冷”现象具有很高的复制推广价值。

　　科研与教学反哺：

　　赋能教师成长走进产业的“工作世界”

　　从具体的行动实践来看，任何制度创新最终都要映射到微观个体的行动转化上。教师是产教融合的核心执行者与关键技术供给者，如果缺乏将教学场景延伸至产业“工作世界”的动力机制，产教融合的宏观政策就会流于空谈。

　　温职大通过构建“生涯贯通—分类分岗—督查奖惩”的全周期闭环，有效重构了教师的工作世界与评价标准。通过数字打卡、视频抽查等刚性制度对“虚假入企”重罚，通过入企成果提档认定、技能证书作为职称评审前置资格对“真干实干”予以重点奖励。更为重要的是，学校在实践中打通了“学生作品—生产产品—终端商品”的产教全要素联动路径，将企业真实的技术难题转化为科技悬赏和教学资源。

　　这种“技术研发、科研反哺、师生共长”的闭环实践模式，精准抓住了“强师才能兴产”的平衡点，为新时期职业院校“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的制度化推进树立了行业标杆。

　　职业教育是一项高度依赖外力驱动和跨界制度安排的系统工程。从生态学的实证视角来看，“温职范例”的成功经验，实质上回答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职业教育的发展基础在学校，但其支撑在产业、依托在企业、保障在政府、执行在教师。通过“四个激活”构建多元协同育人机制，不是各主体的机械相加，而是利益共生、多域交互的化学反应。这一兼具跨界广度与制度韧性的“范式创新”，不仅为我国“新双高”建设贡献了鲜活的中国特色职教范式，更为我们在国家层面上将基层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破题经验”转化为产教融合的“现代化制度设计”，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战略蓝图与实践参照。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6年07月21日 第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