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纸上诗”到“脚下路”

学生在国家植物园黄叶村曹雪芹纪念馆门前。本文作者供图

　　北京入夏后的第一场雨刚停。我坐在办公室里，翻看四（6）班学生交上来的结题报告。封面上，七个孩子的名字工工整整排成一列。窗外，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方向的天际线被雨水洗得透亮——那里有座“蓟门烟树”碑亭，是“燕京八景”之一，也是1000多年前陈子昂写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地方。

　　这份报告，是我们班七名同学历时半年，踏访七处北京历史文化遗迹完成的一份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小课题”研究成果。作为班主任兼指导教师，我翻着翻着，眼眶有些发热。

　　当“绿野”遇上“文心”

　　2025年10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中小学素养教育专业委员会发布了第二届“中小学生文学小课题研究活动”的通知。活动以“绿野文心”为主题，下设十个研究方向，其中之一便是“古道寻踪：行走中的地理发现与人文书写”。

　　“绿野文心”这四个字，我反复读过很多遍。“绿野”指代广阔的自然天地，是学生开展研学实践的“无边界教室”；“文心”意指“为文之用心”，是学生通过实践孕育出的文学思维、审美感知和创作成果。完整地说，就是学生从“绿野”中获得鲜活的素材与深刻的触动，内化于心、经思考与升华，最终外化于“文心”，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学作品或研究成果。

　　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问题：我们的课本里，有多少经典诗词，其实就生长在这座城市的土地上？于是，我们便以语文课代表朱墨涤为负责人，骆家齐、聂米可、李知夏、李知谦、苗悦琳、欧阳文煊六名同学为组员，申报了课题“诗道寻踪：课本诗词中的北京文化”。

　　说实话，最初我心里是忐忑的。平均年龄不到十岁的孩子们，能完成一项需要文献梳理、实地调研、文本分析和文学创作的综合课题吗？是朱墨涤的一句话让我放下顾虑：“我们每天生活在北京，却不知道这座城里还藏着这么多诗人的故事。我们想去找找看。”这句话，成了整个课题最朴素也最有力的出发点。

　　脚踏实地“寻踪”路

　　课题立项后，我们的研究分四个阶段推进，每一步都踩在实地上。

　　在文本梳理阶段，孩子们逐句分析陈子昂、贾岛、马致远、于谦、纳兰性德、龚自珍、曹雪芹七位诗人的作品，不只疏通诗意，还标注疑问：“龚自珍为什么辞官？”“纳兰性德的‘故园’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后来都成了实地寻踪时的“探案线索”。

　　实地寻踪阶段是课题最核心、最动人的部分。我们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分头探访了七处遗迹：蓟门烟树、贾公祠、马致远故居、于谦祠、纳兰园、龚自珍故居、曹雪芹纪念馆。每人负责一处，测量碑刻尺寸、采访讲解员、拍摄实景照片、收集民间传说。我记得聂米可在贾公祠的“月下斋”摸着再现“推敲”典故的蜡像说：“我以前觉得贾岛抠字眼很傻，现在知道，写好一首诗就像建一座房子，每一块砖都要稳。”欧阳文煊在蓟门烟树用卷尺量碑刻的高度，回来后写进笔记：“这块碑比我高两个头。陈子昂当年站的地方，应该比这碑还高吧？”这些稚气却认真的话语，让我真切地看到：当诗词从课本里走出来，落在真实的土地上，孩子的心灵受到了怎样的震撼。

　　对比创作阶段，孩子们把诗词文本与实地实景放在一起对照。李知夏坐在马致远故居门前的“致远桥”上念“小桥流水人家”，忽然红了眼眶：“我以前觉得乡愁是大人的事，现在明白，北京就是我的家，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也会像马致远一样想念这里的小桥和老树。”苗悦琳在香山樱桃沟写道：“曹雪芹走过的石头，好像还留着他的温度。”这些话后来都收进了全班共写的《诗韵北京：课本里的古诗词仿写》随笔集。

　　最后是成果整合阶段，孩子们将研学笔记、原创作品和影像资料分类汇编，撰写研究报告、制作答辩PPT。2026年6月，这份沉甸甸的成果正式完成。最让我欣慰的，不是孩子们写出多么“学术”的分析，而是他们读懂了诗词背后的生命精神，并把它和北京的文化品格连在了一起：

　　在蓟门烟树，朱墨涤读懂陈子昂的孤独不是自怨自艾，而是“为想报效国家却没机会的人流的眼泪”，由此联想到今天中关村、城市副中心海纳百川的人才理念——原来，1000多年前的幽州台，早已种下了北京重视贤才的文化基因。

　　在于谦祠，苗悦琳看着那棵于谦手植的古枣树说：“他不是不怕死，是不想让北京变成战场，不想让老百姓受苦。北京的硬气，就是于谦这样的人给的。”一个四年级的孩子，用她自己的语言，说出了“家国情怀”四个字的分量。

　　在纳兰园，朱墨涤看着纳兰性德的画像说：“他那么努力地学汉文化，是想让北京变成一个更包容的城市。现在我们班也有不同民族的同学，大家一起学诗词，是不是也像纳兰性德一样？”那一刻我知道，文化传承不是一句空话，它就在孩子们日常的相处和思考里。

　　给孩子们一把钥匙

　　课题结题后，我反复想一个问题：这样一项活动，对十来岁的孩子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首先是文学能力的真实生长。以前孩子们写作文，大多是在“写事”；现在他们会“借景抒情”了。朱墨涤写《北京的秋天》：“银杏叶落下来，像马致远的小令，飘在地上，又像龚自珍的落花，等着变成春天的泥。”这不是我教出来的，是她在蓟门烟树的风里自己长出来的。

　　其次是审美能力的真正觉醒。以前他们看古建筑，只觉得是“老房子”；现在他们会看“贾公祠的瓦当花纹像‘推敲’的‘敲’字”，会听“于谦祠的古枣树在风里唱歌”。审美从“眼睛看”变成了“心里品”。

　　最重要的是文化自信的建立。李知夏在班会上说：“我现在觉得北京最好，因为这里有陈子昂的眼泪、于谦的清白、曹雪芹的冰糖葫芦，走到哪里都能碰到诗人。”这句话，比任何一堂“爱家乡”的主题班会都更有力量。

　　而这些，恰恰印证了“绿野文心”活动的初衷——在社会实践中锻炼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训练阅读、鉴赏、思维、写作、表达的综合素养，支撑学生全面发展。

　　2026年7月，答辩那天，七个孩子站在台上，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讲述半年来走过的路。有评委问：“你们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朱墨涤想了想，说：“以前我们在这座城里长大，却不知道它的心跳。现在我们读懂了诗词，也读懂了北京——她不只是我们的家，更是无数诗人用生命写成的‘大诗’。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小小的文心，把这首诗一直写下去。”

　　我坐在台下，忍不住鼓掌。

　　作为一名小学班主任，我带过很多班，组织过很多活动，但这一次“诗道寻踪”，让我最深切地体会到：传统文化教育，从来不是把古籍里的文字硬塞进孩子脑袋，而是给他们一把钥匙，让他们自己打开那扇门——门后，就是脚下的土地，就是每天走过的大街小巷，就是这座城市呼吸着的灵魂。

　　作为基础教育工作者，我们每天都在做“结合”：把经典诗词与北京地域文化结合，把文学素养与实地研学结合，把文化传承与当代少年的精神成长结合。这七个孩子用半年的行走告诉我：当教育真正扎根大地、扎根文化、扎根生活，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是天生的诗人；每一次提笔，都是在为中华文脉续写新的篇章。而我所能做的，就是陪在他们身边，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递上一支笔、指一条路，然后——安静地，看着他们长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教师）

《中国教育报》2026年08月28日 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