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还乡的生命考古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从读二年级起，我便时常住在姥姥家，插班在舅舅任教的后封家村小学。每天放学很早，几乎没有作业。”

　　这是小说《斜穿田野》开篇的第一句话。没有悬念，没有铺陈，只有一种近乎考古学的平静。仿佛作者正蹲在时光的断层前，用毛刷轻轻扫去覆盖其上的尘埃，让一段被掩埋的童年重见天日。

　　这部小说，让我中断多时的小说阅读重新接续起来。它以其独特的丰富性、深刻性与回归性，构成了一部关于精神还乡的文本。

　　消逝的乡土作为“感官文化志”

　　读《斜穿田野》，首先感受到的是它的丰富性，读者看到的是一种失落的感知系统。作者重建的不是怀旧场景，而是一套完整的身体知识学。这种丰富性首先体现在自然生态的复苏上。

　　车枉地在原文中如此呈现：“这是一片广阔的田野，道路起伏错落，平板车在里面快不起来，所以叫车枉地。这里的土壤很壮，种什么都丰收。”它藏着一条隐蔽的龙背，“从西南方向进，斜着往东北方向走，一直到桑皮赵家的杏园附近，有一条窄窄的弧形线是平整的”，这是巨宝老爷爷告诉华的，“这里有一条龙背，将来村里会出人才”。

　　北大梨林是有生命的存在。秋天摘完梨后，狗剩告诉华：“下午再去看，一棵棵树都低眉丧目的，像被老师骂了一顿。”华起初以为是幻觉，但狗剩坚持己见：“夜里，我和六一走在树下，感觉梨树会偷听我说话……有些梨树会在我身后要笑了……结果真的有梨树在后面抖动叶子，像轻轻拍手那样。”

　　中医知识的嵌入方式尤为独特。华给孬解释婆婆丁：“这种野菜叫蒲公英。去年春天，姥姥带我在后封村的北大沟采草药时告诉我，它可以解火毒。”把蒲公英连根拔起，折断根部，有浓浓的白汁涌出，华把它敷在孬鼻子下的疮痂处。与干巴初次相遇，华观察到他“白白瘦瘦的，眼睛贼亮，嘴唇红红的”，心里判断“这是黄连阿胶汤体质，是闲不住的人，玩儿起来都不想睡觉的”。这种辨识不是书本搬运，而是身体化的智慧。

　　小说中的儿童文化是活着的意义网络。“穿杈杈”是在树上捉迷藏，被追的人下树或被捉到就输了。狗剩的名字是“骗鬼的”，“鬼一听，狗剩下的，太贱，就不会缠他了”。这些不仅仅是民俗标本，更是儿童世界的文化逻辑与意义网络。

　　艰难“自主觉醒”中的成长

　　读《斜穿田野》，其次感受到的是它的深刻性，依次体现如下：

　　一是从背诵到“成为”的学习。华的学习轨迹在原文中有清晰呈现。起初是机械背诵《伤寒杂病论》，“是两千多年前一个老头儿写的，全是老话，很难懂”。舅舅翻译的《经方方诀》，“对每一个《伤寒杂病论》里的方子所对应的人和症状，都做了明明白白的解释，如同画了像”。华养成习惯：“见到一个人就试着判断他的体质类型和对应的伤寒方剂。”

　　舅舅教的记书办法是“把书抄薄了”：“一开始，每一段抄一句话，看到这一句话就要背出这段内容；后来，每一段只抄一个字，看到这个字，就要背出这一段话。”华最终“把《经方方诀》抄成一页纸了”。

　　二是友谊从交换到“不说破的体谅”。华与次嘎的关系较为微妙。二年级期末考试前，次嘎从家里拿了一包杏干、三块糖给华，跟华商量“考试时让他抄一抄”。考试时老师坐在讲台上看着，华没敢让他抄。后来，华陪着他把课本上的题都做了一遍，他补考过了。

　　还有杏子事件，次嘎“并没有像华想的那样出来热情地迎接，甚至都没有站起来”，“低着头不说话”，“一副犹犹豫豫的样子”。当几颗杏掉在草丛里，次嘎“佝偻着身子走过去，捡起杏来，小心地放在他座位旁的纸箱子里，又盖上报纸”。华想：“次嘎变卦了。”最终，次嘎递过草编袋子，华“接过袋子，觉得有几斤重，毅然把袋子放在了地上，说了句‘次嘎，谢谢你’，转身与孬离开了杏林”。

　　这不是骄傲，而是纯朴，更是真实感受的直觉反应，是体谅。后来华从母亲处得知，次嘎有癫痫，“可他是个勤快孩子”，“看水缸里的水不多了，就去井台挑水。在井台上，他突然犯病了……一头扎进井里”。华这才明白：“次嘎一开始没有大大方方请他俩吃杏，是想让他爹少借点儿钱。”

　　三是在恐惧中建立自主的坐标。华过独木桥的细节极具张力，去的时候，“刚走到一半，华就眼前发虚，赶紧闭上了眼睛，一动也不敢动。”孬走过来，拉住华的手，带他过去。回来时，华“凛然说：‘我先过！’”——“深吸一口气，双臂轻松地垂着，双眼直盯着对岸，竟然一步一步走了过去。他回过头来，对着流水一阵冷笑。”

　　干巴坠井后的自救更为惊心动魄，他在井底扶着井壁，试着用力，发现“腿有了力气，尽管依然很痛”。他用砖头敲击井壁制造支点，“终于敲出了一个坑”，最终“身子猛地一挺，右脚精准地踏住了那个坑，双手紧紧地抓住了杂草”，攀缘而出。

　　作为精神考古的“斜穿”

　　读《斜穿田野》，最后感受到的是它的回归性。作者在自序中明确介绍了写作动因：“为孩子的一生计，理应让他们自主成长、个性化成长，而不应该过度修剪，标准化塑造。”更痛切的是：“几乎每天早上，我还在睡梦中，就能听到楼下上学的孩子放声大哭，哭喊着不愿去上学。我为此心痛不已：日日如此，孩子怎能承受？没有快乐，便丢失了最珍贵的少年时光。”

　　“斜穿”作为核心隐喻，在小说中有明确定义：从北郭家村到后封村，大路“从北郭家村往北，穿过桑皮赵家，再往北，经过小冯家村，绕过一个大弯就到了。有五六里路”，而华“不喜欢走大路，喜欢穿越田野，又近又好玩儿”。

　　狗剩的轨迹是“斜穿”的极致。他从东北“蹭车，或步行，走走停停”，“中秋前进入了山海关”，最终找到北郭家村。后来他又走向南方，“扒过火车，偷偷钻进过大货车，给人家做过短工，扛过麻袋，还帮人打过架”，最终“到了一个叫那南的地方”。他在遗书中说：“我的心愿是去南方，冬天可以穿短裤的地方。”

　　但“回归”绝不是地理概念，老水双腿残疾却四处流浪，最终在华上高中的县城与他重逢——他已长着花白的头发和络腮胡子。华“不敢想，我一直盯着你的腿，这么灵活地走来走去，不敢认啊”，老水的腿是“自己扎好的”，这完全可以看作是精神共同体的必然聚合。

　　作者在自序中写道：“再不写出来，这些事也许就真的像没发生过一样——世界变化太快了，人们脚步难停，心亦难静，四顾茫然间，谁还会留意这些旧时光的故事呢？但当下的我们，恰恰需要一份静气，需要回归常识和理性，需要以历史为镜照见本心。”

　　《斜穿田野》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生命考古学的方法。当我们跟随华“斜穿”那片已经消失的田野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学习如何在自己的时代重新“斜穿”——找到那条隐蔽的龙背，在速度中保持缓慢，在喧嚣中守护静默。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原校长，特级教师）

《中国教育报》2026年09月16日 第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