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有书声 征途育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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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多年前，红军队伍踏过万水千山，也踏出了一条教育长征路。草帽上写字，后背当“课堂”，树枝作笔、大地为纸，列宁室一夜搭起，干部团且战且学……长征路上的学堂，没有围墙，却从未停课。再难也要办教育，是因为红军深知：识字是为了战斗，学习是为了未来。今天，让我们重温这些征途上的课堂，循着几段当年的教育故事，一起回望那条书声与枪声交织的长征路。  ——编者

后背当“课堂” 边走边学习

本报记者 张晨

　　“号音落，歌声起，今天走了六十里，现在原地小休息。红军战士任务重，行军不要忘学习。”这段长征路上流传下来的快板唱词，是红军“一边战斗一边学习”的真实写照。

　　1935年2月，红军指战员创造并推广了“看后背识字法”：把废旧白布片、木板或桦树皮等制成识字牌，插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上，后面的战士一边行军一边识字。每个人都要先从自己的姓名认起，再到认识党制定的口号、纪律等，要求每人每天认5至10个字。这种边走边学、边走边记的教育法，将识字与行军紧密结合起来，让战士们做到行走识字两不误，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

　　周恩来曾指着岗哨战士背上“站好岗”的识字牌称赞道，既打仗行军，又识字，战斗不忘学习，这个办法好。

　　漫长艰苦的行军路，变成了流动课堂。很多参军前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战士，靠着“看后背”认字，到长征结束时，已经能识几百个字，甚至可以写简单的家信。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的记述也印证了这一点：“红军战士中，有38%来自农业无产阶级（包括手工业者、骡夫、学徒、长工等）或者工业无产阶级，有58%是农民出身，只有4%是来自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即商人、知识分子、小地主等家庭，可红军战士们的识字率却高达60%—70%。他们会写简单的书信、文章、标语和传单，这要比白区中一般军队的平均文化程度高得多，比西北农民的平均文化程度要高更多。”

　　可能有人会不解：当生命悬于一线、温饱尚且难求，长征中的红军为何还要坚持学习？答案其实很简单：对于当年的红军来说，学习，是为了战斗，是胜利的保证，是为了建设未来的新中国。

　　长征途中的识字教育，是党在革命战争环境中加强红军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历史实践。正是得益于“看后背识字法”的灵活教学方式，以及“学战结合”的内容编排，识字教育才能在血与火的征途中持续开展，既增强了队伍的组织纪律性和凝聚力，也为克服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取得最终的伟大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

草帽作“黑板” 标语成教材

本报记者 徐一凡

　　长征路上，一顶草帽除了遮风挡雨，还能有什么用？在教育家徐特立眼中，它也是一块可以随队伍前行的“黑板”：前面的战士戴着写有汉字的草帽，后面的战士边走边认，漫漫征途便有了学习的课堂。

　　1934年10月，57岁的徐特立参加长征。行军、作战，翻山、渡河，生存的考验接踵而至。这位年近花甲的教育家，却始终惦记着一件事：帮助战士们识字、学文化。

　　没有固定的教室，就把课堂设在行军途中；缺少教学用具，就从身边寻找办法。徐特立在战士们的草帽上写下汉字，让它们成为后面战士的活动识字板。“前进”“红军”……这些与革命生活紧密相连的词语，随着队伍一道前行，也一点点走进战士们的记忆。

　　草帽之外，沿途的宣传标语也是教材。徐特立让先头部队把路边宣传标语牌上的字写大一些，方便大家行军时辨认。休息和宿营时，战士们又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练习刚学过的字。认字、写字，就这样嵌入行军的间隙。艰苦的环境限制了教学条件，却没有阻断知识的传递。

　　徐特立教战士们学习，注重日积月累。每天教一两个字，先学会念，再学会写、学会用。对许多战士而言，这些看似细小的收获，是走向文化生活的重要一步。一顶草帽承载的，是一位教育家诲人不倦的坚守，更是我们党在艰难岁月里发展教育的初心。

　　岁月流转，当年草帽上的识字课堂，如今已化作遍布城乡的现代校园。从乡村孩子走进宽敞明亮的教室，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资助政策支持下安心求学；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汇聚优质资源，到同步课堂连接城乡学校……越来越多的学生得以跨越地域与家庭条件的限制，共享教育发展的成果。当年长征路上播下的求知种子，已在神州大地蔚然成林。

途中上“大学” 且行且育人

本报记者 梁瑞哲

　　1935年元旦，乌江江界河渡口。对岸有敌军堵截，身后有追兵紧咬，中革军委把架桥的任务，交给了一支特殊的队伍。危急时刻，这支队伍开起“诸葛亮会”，你一言我一语地出谋划策。36个小时后，浮桥架到了对岸，军委纵队踏着它渡过了乌江。

　　这便是长征途中“流动红军大学”——红军干部团的一堂课。江边的“诸葛亮会”就是课堂讨论，架通的浮桥就是答卷。

　　长征出发前夕，中革军委把中央苏区的红军大学和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合编为干部团，由陈赓担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这支1400余人的队伍，成员都是从部队选调的班排长以上干部，既是一支精锐的战斗队，更是一所“且走且教、边战边学”的学校。

　　说是“大学”，却没有一间像样的教室——没有纸笔，战士们就以树枝为笔、以大地为纸；没有桌椅，砖头、石块往地上一放就是座位。行军时，大小战斗接连不断，宿营的间隙、站岗的空当、战斗的余暇，都成了上课时间。

　　课怎么上？没有教材，教员就联系长征实际讲解战术技术、总结战斗经验。干部团行至大渡河边时，敌机撒下传单，扬言红军的道路就是石达开的道路。军事教员宋时轮索性把战士们召集起来，先讲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在此全军覆没的旧事，再问大家：“同样是树，为什么大风一刮，有的倒了，有的就没倒？”战士们边走边议，最后得出结论：树能不能立住，要看根扎得深不深；红军的根，深深扎在人民群众之中——所以，红军不是石达开。

　　一边打仗，一边学习；一边前进，一边育人。这所“流动大学”播下的火种，自此越传越远：长征途中，干部团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了一批优秀干部；到达陕北后，由干部团等力量合并而成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成为日后国防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一批高校的前身。

教授走长征 书籍伴身边

本报记者 王强

　　“我走，我能走，我跟部队行动惯了，让我去吧！”瑞金城外，长征的队伍即将开拔，成仿吾疟疾初愈，人还很虚弱，组织上找他谈话，询问他的意愿，他坚定地回答。那是1934年，当时在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共中央党校前身）担任政治教员的成仿吾，就这样拖着病躯，成了长征队伍里唯一拥有大学教授头衔的人。

　　长征出发时，成仿吾的行囊和别人差不多：一床毯子，一袋干粮，一个挂包。区别在挂包里——除了日用衣物，还塞着几本马列经典，其中他最珍爱的是一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

　　漫漫征程，道路曲折崎岖，书籍边走边丢，最后带到延安的只剩下一本《资本论》。如今，这本历尽艰辛、写满批注的《资本论》珍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

　　长征路上的成仿吾并非坐在马上安然前行的学者。他随干部团行军，渡金沙江、过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一样未落。

　　懋功会师后，成仿吾随红军右路军过草地，饥饿、寒冷、缺氧的自然环境肆意地侵袭着红军队伍。一天傍晚，部队在草地里宿营，燃起了一堆堆篝火，大家围着篝火煮食、烤衣、取暖。为了驱散大家的倦意，有人提议请成仿吾同志讲讲他留学的故事。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这时成仿吾也不推辞，便讲他早年留学日本、大革命失败后留学德国、主编《赤光》杂志的经过；讲他五四运动爆发后与郭沫若等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组织文学团体创造社，学习写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等的经过；讲他原先是学习机械工程的，而后转学文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忘掉了疲劳和寒冷，度过了这草地寂寞的深夜。

　　到达陕北后不久，1937年，成仿吾主持创办陕北公学并任校长。短短两年，这所学校为抗战输送了6000多名干部，高速度、高质量地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人才，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学在“列宁室” 识字长知识

本报记者 郭馨泽

　　“天当教室地当纸，树枝石头当笔用，每天学习二三字，一年学会八九百，学好文化好当家。”这首在红军战士中传唱的歌谣，正是长征路上“再难也要办教育”的真实写照。

　　90多年前，万水千山之间，队伍一歇下来，57岁的徐特立就蹲下身，用树枝在泥地上写下一个个字。围在旁边的，是刚刚放下枪的红军战士——他们中的大多数，还不识字。

　　比“大地当纸张”更成体系的，是红军每到一地必建的列宁室。

　　彼时，中央苏区大力鼓励和推动列宁室建设。1930年10月，红军历史上首部政治工作条例《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确立了列宁室在红军中的地位，明确由“政治指导员管理并指导列宁室及壁报工作”，列宁室的工作开展显然已成为红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1934年红军总政治部在《红军中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工作》中明确指出，建立列宁室“是发扬巩固红军战斗力必要的工作”，要求“以连为单位设立列宁室”。

　　哪怕只停留一夜，用竹竿作柱、树枝作墙、稻草作顶，列宁室也要搭起来。利用操练间隙，许多红军战士会在列宁室坚持上课和读书识字。

　　在这里，可以看到每个战士的笔记簿都挂在墙壁上指定的木钉上。有3个识字班：识字不到100个的一班；识字100个到300个的一班；能读写的字超过300个的又是一班。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互教互学。

　　长征路上，办教育的难度可想而知。可越是难，红军越要把教育带上路。到达延安后，据徐特立估计，“单在共产党和红军军官里面至少有二万人能读写新文字”。识字率达到了40%以上，远超当时社会的识字水平。

　　从“大地当纸张”走到今天，从一间间列宁室到美丽校园，一代代中国人把“再难也要办教育”刻进了血脉。今天的中国，正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建设教育强国。当年树枝在泥地上写写画画，是为了识字；今天千千万万课堂里书声琅琅，是为了强国。

　　横竖撇捺没有变，纸笔换了模样；时代在变，但教育的初心始终如一。

《中国教育报》2026年10月22日 第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