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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如何重新赢得下一代的托付

—— 《下一代学校》阅读札记

发布时间:2026-11-18 作者:沈祖芸 来源:中国教育报

《下一代学校》 李希贵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带着探索与追问的姿态,我读完李希贵校长的新作《下一代学校》。因材施教、主动学习、连接真实世界、个性化成长已经被讲了很多年。为什么到了今天,这些孜孜以求的教育理想,“忽然”变成了刻不容缓的现实责任?

  这份“忽然”的紧迫感,其实也改变了李希贵校长的写作安排。据我所知,这原本是一本计划之外的书。他从不愿成为预言家——四十余年的教育实践,让他深知未来的漂亮判断与学校真正发生的改变之间,隔着什么。

  但是,AI正以不等待人类准备好的速度,颠覆结构、重组工作、改写生活。世界的运行方式已经改变,但孩子仍按学校今天的安排一天天长大。面对这种错位,我更能理解这本书在面对“忽然”的挑战时的那份责任感:学校与“下一代人”之间那份长期默认的托付,今天需要怎样重新“赢得”?

  “重新发明自己”所拥有的分量

  现代学校曾把系统知识、专业教师、教学安排与社会认证组织在同一套制度中,形成近乎不可替代的地位。家庭把自己的下一代托付给学校,相信它能给孩子带来通向未来的道路。学校既组织学习,也承担着“分配未来”的功能。这份历史贡献必须被认真理解。但这也容易让人把“孩子需要学校教育”与“孩子需要接受学校现有的安排”,当作同一件事。

  如今,AI让解释、练习、反馈可以走出课堂,孩子在校外也可能按不同节奏提问、尝试并获得回应。学校由此面对一个尖锐问题:当学习已经能从更多地方获得,为什么孩子仍需以今天这样的方式来到学校?多样学习的兴起,并不自动削弱学校;它首先检验的,是学校究竟提供了什么独特价值。

  学校仍有考试、升学和文凭的制度力量,却不能据此免于回答。学生即使按时到场,学校仍须辨认学习是否发生。尤其当AI能够生成完整作品时,一篇文章、一组答案,更难证明学生真正拥有了什么。作品完成了,理解可能没有形成;任务交付了,判断也可能从未发生。

  这也使我理解,李希贵校长为何无须用预测未来的方式,就能指出学校今天的责任:以组织学习、理解学生和支持成长的真实能力,重新赢得托付。未来越难预先安排,孩子越需要开创自己的能力。

  要重新赢得托付,学校需要改变自己熟悉的运行方式。可现实中,增加课程、平台、AI账号,往往仍要服从原来的时间、工作量与评价。教师尝试新的学习,原来的要求却一项不少;学生参与真实任务,仍需赶统一进度。新事物不断增加,旧结构却没有松动,学校反而可能更加疲惫。

  由此读着“重新发明自己”这几段文字,才能理解它的分量。发明一个外部产品,可以在原有自我之外做加法;自己发明自己,却往往要先承认:那个曾经让自己成功、让社会安心、让家长信任的自己,今天已经失效了。这不是简单的制度替换,而是更深层的自我重构。

  统一时间、统一进度和可比较的评价,曾使大规模教育获得秩序,却也逐渐从组织学习的办法,变成了学习必须服从的前提。学生尚未理解,课程也要结束;学生已经理解,仍需完成同样练习。时间成为常量,成长则应是因人而异的结果。

  李希贵校长一直想要改变这种整齐划一的班级授课模式,于是有了他一路的改革,其中有一条连续的线索:在高密开展的语文教学实验释放学习主动性,到北京市十一学校又以丰富、多样、可选择的课程回应差异,学校逐步学会组织自己,支持不同的人。现在的《下一代学校》则继续追问:让人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与让人拥有开辟道路的能力,彼此接续,却并不等同。

  个性化安排与自主成长之间还有一步

  不过,学校的组织能力,最终仍要由学生的成长来检验。如果不断追问科技又能做什么,再为人寻找尚未被替代的位置,教育就仍把人放在追赶工具的处境中。要找到更稳定的依据,还得回到学习本身:学习是人的天性,学校制度却形成于特定社会条件。学科怎样划分,时间怎样安排,都带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印记。所以,组织教育的方式会过时。人的好奇、探索与创造,需要不断获得新的支持。

  AI使不同节奏、不同路径的学习有了更多可行性。但个性化并不自动带来主体性。即使系统能够准确识别薄弱环节,替学生选择材料、安排练习、控制节奏,他仍可能只负责沿着路径前进。学校还需要追问:谁在定义问题,谁在理解反馈,又由谁决定下一步?

  在我看来,这本书所指向的成长,可以概括为让每个孩子“成为自己的创始人”。他可以很会管理时间、选择课程、调用AI,却仍主要在完成别人定义好的事情。他还需要学会判断什么值得做,谁确实需要,再组织知识、工具与伙伴,让自己的判断接受现实检验。

  这要求学校重新分配决定的权利:哪些问题可以由学生发现,哪些选择允许他作出?决定逐步交还,支持同时到达,孩子才可能在选择、后果与修正之间形成判断。自主权的增加,不能以学校支持责任的减少为代价。这里的“自己”,始终与他人相连。有人使用他的成果,也有人拒绝他的方案;他需要解释、修改,并为承诺负责。工具能省去许多工作,教育需要保护的,是孩子在成长中不能被省略的位置。

  “不确定”正成为学习资源

  要让孩子学会判断,学习中就得留出需要他自己处理的部分。可是,为了让教学顺利,学校通常提前整理好世界:知识分成章节,问题给足条件,任务安排步骤。学生能够完成被定义的问题,却较少参与定义问题本身。

  而校园日常,也有尚未整理好的问题。书中记录了北京第一实验学校的一件小事:校园里的山楂结果时,总有学生忍不住采摘,绿化团队便挂上“禁止采摘”的牌子。教师们继续追问:学生为什么想摘?公共物品怎样才能被共同保护?后来,学校摘下禁牌,把问题交给三年级学生,让他们观察、访谈、理解同伴动机,提出方案。

  树没有变,学生也没有变,学校对问题的定义变了,孩子能够进入的学习就变了。我更在意的,是其中决定权的变化:学生开始从接受规则,走向理解并共同维护规则。这种变化能否带来能力生长,还要看学生是否在真实反馈中修正了判断。

  当不同动机与诉求进入时,问题便很难再有预先写好的答案。这种不确定不能一律被当作干扰:方案受阻,可能暴露尚未理解的关系;不同意见,可能迫使人检查依据。不过,要把它们转化为学习,还需要教师判断哪些复杂性适合孩子进入,何时提供什么支持。没有概念、方法和证据,学生很容易把直觉当判断,把参与当成长。

  这样的支持也包括让学生相信,一次表现不足不会取消继续学习的资格。若支持迟迟不能到达,还需追问:学生的困难是否暴露了任务设计的问题?教师的受阻是否暴露了权力与资源安排的问题?学校也要允许实践纠正自己,才有持续走向下一代的能力。

  “下一代学校”不该有预先排好的入场次序

  学校的转身需要时间。作为公共制度,它的调整牵动课程、考试、教师工作、家庭期待和社会信任,但这不能成为无限期推迟孩子需要的理由。

  “学校是慢变量,但孩子不是。”制度拥有等待条件成熟的时间,一个具体的孩子却始终在经历它尚未成熟的现实。这让我想到上海滴水湖学校的一次教学调整。有个孩子入学时数学只能考4分,反复失败使他面对测验就先认定自己不行。老师后来允许他把数学书放在桌上,需要时可以翻阅。这个小小的改变,让他开始愿意做题,重新进入数学学习。那本书把一点儿安全感还给了这个孩子,学校依然有学习要求,但他终于获得了一种可以接近要求的方式。

  一个孩子起初只是需要不同的支持,长期得不到回应,就可能把困难解释成自己的无能。教育的损失,也可能是一个人逐渐放弃了对自己可能性的想象。成人掌握调整安排的权力,孩子却常常承担安排迟迟不变的后果。衡量转型是否稳妥,也要计入维持原状对孩子的代价。

  我们不能要求学校明天完成全部转型,却应追问:今天已经看见的问题,哪些可以先停止?今天已经知道的需要,哪些可以先回应?这也是这本书把尚在生长中的实践交给读者的原因。等待无可挑剔的答案,代价可能就是让孩子继续等待。

  这样的日常调整也提醒我们,改变的起点未必取决于资源。放眼世界,若以生成式AI广泛进入生活为起点,面对共同新题,各地学校仿佛都只有三四岁,没有谁已拥有完整答案,中国学校也在贡献自己的方案。

  “下一代”的资格不应事先颁发给资源最丰厚、地域最先进的学校。重新理解学生,把一个适合的问题交给他们,未必需要先拥有昂贵系统。那片山楂树打开的入口,就在普通学校的日常里。更深的公平,还在于避免把经历的差别误认成能力的差别,让缺少机会的孩子得到第一次托付。公平是否落地,还要看第一次机会之后,学生能否继续获得支持。这样的托付,需要学校帮助孩子把零散所得组织成理解,把一次经历积累为下一次行动的能力。学习可以发生在更多地方,接续成长的公共责任,仍需成人重新组织自己的工作来承担。

  《下一代学校》留给我的追问,由此落在今天:下一代学校尚在探索,下一代人却早已登场。他们怎样学习,怎样理解自己,怎样相信他人,正在由今天的教育一点点塑造。学校重新发明自己的意义,也应在这里得到检验:我们是否已经开始,让一个孩子比昨天更有能力开创自己的生活。

  (作者系新学校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新优质学校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教育报》2026年11月18日 第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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