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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未来高等教育改革的推手

——利益相关者的研究视角

发布时间:2018-09-25 作者:洪成文 刘瑶 王菁 梁显平 来源:《北京教育》杂志

摘 要:未来高等教育如何发展,取决于今天如何改革。研究未来高等教育的改革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价值,且具有战略性意义。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试图把握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推手,以期捕捉他们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诉求和目的到底是什么,改革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力有多大,从而了解到高等教育所处的未来环境及其危险性。笔者提出,通过提升自己的核心能力,基于代际发展理论做大、做强大学基金,抓人才培养过程改革等,进行大学自我改革。希望更多研究同行加入到这一重大未来课题的研究行列。

关键词:未来高等教育;改革;利益相关者

21世纪以来,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脚步从未停歇过。但是改革的效果呢?高等教育质量令人满意吗?没有!如果质量发展得令人满意,为什么还要抓“内涵发展呢”?[1]有学者指出,在高等教育体系当中,“内涵发展是根本道路,深化改革是战略举措,依法治校是法治基础,从严治党是根本保证”。[2]看来改革还在过程当中。高等教育的发展找到了更好的模式吗?没有!如果有,高校内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高校的管理和服务不满意?高等教育服务如何提高仍有很多争议,什么是服务,为什么要服务,怎么样提高服务,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3]高等教育的效率很高吗?没有!如果效率很高,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评估和问责呢?“高等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规模扩张和结构调整过程中,层出不穷的腐败现象和行为给学生、学校、雇主、社会、国家等利益相关者造成诸多的损害,使高等教育面临公共信任的严峻挑战”,[4]这些都是西方国家高等教育问责提出的理由。

我们无需赘述这一连串的问题,只是想表达一个人人都会明白的事实:高等教育发展并没有获得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的满意。虽然可以说,大学已从社会边缘走到了中心,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具有客观必然性,[5]但是在走向中心的过程中,接受的批评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尖锐。

近二十年来,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从来没有停歇过,但是改革的热情总是被改革的阻力所抵消或消解。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往往还没有开始多久就已经被迫叫停或者被改头换面。试想,美国克林顿政府的教育部不早就想对公私立大学同样进行评估吗?结果怎样,大学根本不理,评估没有开展起来,而提出改革的教育部自身能否继续存在却成了问题。[6]同样,美国国会曾有议员联名请求国会立法限制部分私立大学的筹资,试图对其进行课税。结果呢,还是不了了之。[7]

例如:日本也企图通过法人化改革来解决政府对高校的过度干涉。结果呢?改革已经二十多年了,政府的过度管理依然存在,日本高校根本没有多大的“松绑”感?[8]因此,各国高校的改革事件让我们对改革产生了怀疑:每一次改革,似乎都是轰轰烈烈开始,结果却都是无疾而终。大学依然故我,大有“舍我其谁”和“我自岿然不动”之骄傲感。

谁是未来高等教育改革的推动者?

未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向哪里去,还到底有没有人敢于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我们知道,改革总是从利益相关者开始的。体会得越深,改革的愿望越是强烈。我们认为,推动未来高等教育改革的势力可以归纳为三方面:一是满意度持续下降的内部人;二是作为资源提供者的政府;三是虎视眈眈觊觎高校服务市场的企业家。

何谓内部人,指的是曾经在大学围墙内工作的教师和管理者。越是内部人,越是熟悉高校内部存在的问题。内部人走出校门就成了传统高等教育的反对派。他们对高校最了解,也最知道大学的弱点,一旦给予攻击,打击的力度更大,摧毁力量也更强。这也验证了“堡垒更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

政府无疑是未来高等教育改革更为重要的推手。政府要改革高校,主要源自于一个矛盾:高等教育的总成本将越来越大,政府提供财政的能力越来越弱。在美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被大规模削减,大学的财政危机自20世纪70年代形成以来持续加重。”[9]当财政压力足够大的时候,政府就一定会对高等教育加以改革。要么要求大学提高经费使用效率,要么关闭部分专业或学校。当高校对政府的财政依赖无限增大时,政府总会有一天要对高等教育提出改革的要求。因此,政府成为未来高等教育改革的推动者,是有道理的。

在内部人和政府以外,未来高等教育改革的推手将是企业家。企业家的改革需求产生于利益和利润。高等教育在美国将会发展到5万亿美元的市场,而中国高等教育不用10年时间也会发展到将近7,000亿美元的市场。① 如果技术问题得以解决,拿下整个高等教育市场,便是一笔庞大的利润。因此,随着高等教育预算规模的扩大,企业家的眼光会盯得更紧。大学即便不喜欢企业家的介入,但也可能无力阻止。

尽管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主体还有学生和家长、校友和社区等,但是从影响程度上看,也只有这三股力量最为强大,改革的杀伤力也最大。然而,这三股势力改革的目标和最终的落脚点是不同的。仔细分析这三股势力的改革诉求、目标和举措是非常有价值的。

利益相关者的改革诉求和目标

1.内部人的改革诉求和目标

大学是否会从内部产生掘墓人?这是肯定的。内部人不仅熟悉高等教育,而且最容易产生与传统模式相不同甚至对立的模式。密涅瓦大学就是美国刚成立不久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她由哈佛大学前任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斯坦福大学知名教育家斯蒂芬·柯斯林(Stephen Kosslyn)等创立。目的是颠覆传统大学教育,创造大学新模式,通过四个创新实现大学组织形式、培养过程、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的根本性变革。[10] [11]密涅瓦大学没有传统的校园,规模很小,招生比哈佛大学的选择度还要高。她的目标不是超越哈佛大学,而是不同于哈佛大学。当前,这所高校在五大洲都设有分部,学生须在不同文化色彩的城市“校区”中穿行,思维能力提升是一切学习活动的核心。笔者的朋友威斯康星大学托霍恩教授(Tochon)也与台湾林姓老板在威斯康星州创办微型大学。同样,中国刚刚建立了西湖大学,也是体现小而精的特点。[12]这些实验看起来还微不足道,与传统大学相比还显得稚嫩,但是随着政府部门态度的转变,它们有可能获得巨大发展,并对传统大学的权威地位产生挑战。不过内部人毕竟有内部人的局限,他们不可能有摧毁大学的想法,也没有摧毁大学的勇气。他们的一切所为都可以浓缩为一句话:对传统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不满意。可以想象未来类似于密涅瓦大学的机构将会更多出现,但是他们不会对传统大学构成威胁。

2.政府的改革诉求和目标

政府改革大学的愿望最为强烈。过去和现在,政府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一直没有停歇,从人才培养,到大学治理,再到应用转型。首先,政府要改革的是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借鉴世界一流大学办学经验,“不断探索引领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13]其次,改革大学治理模式,不仅要借鉴国际大学治理的经验,还要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14]最后,建立大学和地方社会的新型关系。中国政府为推进高校向应用型转型,专门出台相关政策统筹协调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15]政府改革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是希望高等教育变得更好。

政府改革高等教育的一个明显转折是财政提供能力的变化,在能力充分的情况下,政府的改革是温和的,但是在财政能力下降的时候,政府的态度将发生巨变。未来高等教育改革的目的不是砍掉某些专业或学科,就是关闭某些大学。“杀鸡儆猴”将变成巨大的改革举措。高校改革不改革,不是高校的喜好问题,而是政府财政能力的问题。高校如果要避免死亡,就要按照政府的意图加以改革,不仅要改革,而且立马要有改革效果。因此,未来高校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了,至少是对部分高校来说。这个观点现在还只是假设,但是我们是基于严肃的政府财政能力来推断的。以2017年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总预算来看,全国高等教育投资总额为近1万亿。② 如果按照最近十年中国高等教育财政增速来计算,不用20年,高等教育预算总规模将达到3万亿。这3万亿,政府能否负担得起将是一个不小的问题。由此不难看出,政府要求高校的改革将来会更加强烈。

3.企业的改革诉求和目标

企业企图改革高等教育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他们的假设很直接:大学只要交给我们管理,就一定可以节省很多钱,创造很大利润。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大学还会差钱。早期推动大学改革的典型是凤凰城大学,采取的方式是资本运作加上一定的远距离教学。当前的方式,是通过慕课(MOOCs)线上教育和智慧教学渗透到高等教育中。那么未来呢?随着语音识别、人工智能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以及大数据在高校管理当中的应用,企业诉诸高等教育的改革范围将更广,内容将更为深刻。企业家还可能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购买并出卖大学。如果政府不加任何保护的话,高等教育这座金字塔不要多长时间有可能倒下。推倒金字塔的,就是长期觊觎大学有重大利益企图的企业。

利益相关者改革力量呈离散性

政府的改革原则上是支持高校的,这是数百年来高等教育得以维系下来的关键。学校和政府牢牢控制的是学位授予权,即便学位授予权掌握在学校手中,政府也会以某种方式控制着学位授予权的认证权。政府与高校合作起来,其他势力企图摧毁高等教育也不会轻易得逞。尽管也有学者指出,未来的大学有可能走向衰亡,[16]但是唯一的可能是政府和大学二者关系走向对立,也是不可能的。

与政府不同,企业对大学的杀伤力将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增强。因此,未来高等教育改革的最强推动力量可能是企业,而不是政府,也不是内部人。政府促进高等教育总有不彻底之“暧昧”。内部人改革即便有内部攻破堡垒的可能,但力量显得单薄。而企业和内部人相互结合,是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最大力量。这个力量可能发展到摧毁传统高等教育的程度。

理论上,三股力量合计起来,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将会产生最大影响。然而,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因为他们利益诉求不同,作用力具有离散性。例如:政府的利益有可能与企业家形成一致,但是内部人未必与其保持一致。再如:当企业家与内部人也有可能达成一致,但是政府未必与其一起行动。可见,各方势力的离散性是造成三股势力难以拧成一股绳共同作用高等教育的主要原因。

高等教育等待改革不如主动改革

高等教育很少遇到生存危机,即便出现危机也是思想层面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大学消亡的思潮。第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伊里奇(Ivan Illich)提出“非学校化”思想,曾产生不小的影响。[17]但是伊里奇的预言差不多已被遗忘了。1980年,托夫勒(Alvin Toffler)出版轰动世界的《第三次浪潮》,形成了自己的未来学体系。[18]托夫勒当年的预见今天很多都成为现实,比如跨国企业将盛行;电脑使居家工作成为可能;DIY运动即将兴起等。尽管托夫勒没有预测未来大学如何发展,但是他所提出的“第三次浪潮”影响了未来社会的整个文明。尽管他没有直接提大学改革,但大学应该是未来文明的一部分,而DIY运动联系到高等教育实际上是对传统教学形式的“反叛”。

也许还会有新的托夫勒出现,来预测未来文明的发展和变化。也许,有学者会研究到底谁来改革未来的高等教育,寻找高等教育改革的推手,但是与其坐等他人来改革,还不如高等教育主动改革。高等教育应未雨绸缪,提早做好准备,尽管不能改变未来社会发展变化的大势,但也会少了很多被动。从大学的生存法则来看,高等教育至少要做好三项“固本工作”。本固而无忧,如何固本呢?第一要练好大学最核心的职能—知识生产能力;第二要大力发展大学基金会为未来做好准备,也就是说,做好“代际发展”工作;第三要应对以慕课(MOOCs)教学为代表的任何智慧型教学手段对大学传统教学所产生的挑战。大学传统教学一天不改革就存在着一分危险。一旦大学练好了功夫,具有不可替代的知识生产能力,具有代际发展的基金和财政能力,具有人才培养自我改善的能力,再危险的改革也都不怕了。高等教育只有改革走在前,就没有太多的担忧。怕的是,故步自封,因循守旧,关起门来办大学。(作者:洪成文 刘瑶 王菁 梁显平,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注释:

①假设未来我国高等学校发展到3,000所,每所高校年度预算平均达15亿人民币,总额将达4.5万亿人民币,折合7,000亿美元.

②数据来自于2017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快报.

参考文献:

[1]曹培杰,尚俊杰.未来大学的新图景—“互联网+高等教育”的变革路径探析[J].现代远距离教育,2016(5):9-14.

[2]张宗益,李雪.高校深化内涵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索[J].中国高等教育,2017(1):51-54.

[3]陈以一,陈峥.树立时代特色质量观 确保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J].中国高等教育,2011(Z3):43-44,57.

[4]阚阅,许迈进.重塑学术圣洁与公共信任:高等教育问责的国际经验与策略选择[J].教育研究,2014,35(8):142-148.

[5]卢晓中.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与人才培养模式变革[J].教育发展研究,2011,31(19):27-30.

[6]徐锡龄.美宣布撤销联邦教育部所激起的反响[J].外国教育动态,1983(1):65.

[7]美国康州议会拟推新法 耶鲁大学或将为校友捐款缴税[EB/OL].(2016-03-24)[2018-08-23].http://news.cctv.com/2016/03/24/ARTIwOT0rs3kkMKF5jyYQ6QX160324.shtml.

[8]日本国公立大学的改革不得人心[EB/OL].[2018-08-23].http://learning.sohu.com/s2014/university/.

[9]刘旭东,史景轩.美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发展与启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176-180.

[10]陈乐.密涅瓦大学:引领未来高等教育?[J].比较教育研究,2016,38(10):59-64.

[11]王佑镁,包雪,王晓静.密涅瓦(Minerva)大学:MOOCs时代创新型大学的探路者[J].远程教育杂志,2015,33(2):3-10.

[12]铁铮.西湖大学:热闹与门道[J].北京教育(高教),2018(5):7.

[13]赵倩,宋永华,伍宸.世界一流大学引领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以伦敦大学学院的文理学位项目为例[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8(1):95-101.

[14]陈宝生.把握改革总目标 深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4):4-7.

[15]夏建国,周太军.中国制造2025和应用型大学发展[J].中国高等教育,2015(9):24-27.

[16]薛喜武.在新技术浪潮推动下的教育革命—实体大学的消亡与新教育时代[J].信息化建设,2015(9):213-215.

[17]漆玲玲.伊里奇“非学校化”思想述评[J].外国教育研究,2004(10):9-12.

[18]李林昆.阿尔温·托夫勒的“趋同论”的方法论剖析[J].南京社会科学,1993(2):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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