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责任导向的课程改革

不同导向的课改，其着力点也不一样：“要求导向”更多体现的是上层建筑层面的规约，“需求导向”是教育服务对象的规约，“问题导向”是现实及可预见现实的规约，“责任导向”更多是法理、伦理与人类情怀的规约。那么，基于责任导向的课程改革在法理、伦理和人类情怀方面需要释放什么责任？

法治中国首先是法治教育。人情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它注重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和为贵”的核心思想也是极其宝贵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潜规则”社会的缩影。在诸多领域中，法治社会是与人情社会对举的概念，我更愿意把它的功能增加一份界定，即改造人情社会中涉及“潜规则”的部分。“全面依法治国”提出了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的建设思路，就是“法治中国”的道理，为法治教育指明了方向，课改中把以前的教材《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统一为《道德与法治》就是一个呼应点。在此基础上，学校还要将法治教育渗透到学科课程、活动课程、生活空间中，改变过去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见到的大多是“可见社会”“美好社会”，大学阶段开始接触“模糊社会”，就业阶段慢慢遭遇“前规则社会”，人到中年就基本“否定整个社会”的格局，引导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认知完整的社会，思考如何在人情社会和法治社会之间寻找平衡，以及如何对待那些“另类社会”，这才是负责任的课改。

培养每个学生拥有聪慧的大脑和善良的心。教育的最大不公平主要不是起点层面的，也不是物质层面的，而是过程与精神层面的，是教益的不公平和精神的不公平。同样的基础教育，有的学校与班级教育教益好，学生培养水平高，而有的学校与班级则相反。反过来，教育的最大公平就是教益的公平和精神的公平，这个标准很难掌握，但把握一个基本底线是必要的，即让每个学生拥有聪慧的大脑和善良的心。这是教育工作者最大的责任，也是课改最大的追求——人人成功的大众教育。人人成功，必然提升国民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整体素质，也给不同阶层的学生以跨越阶层的智力基础和道德基础，缓解阶层固化的危险，这样的课改既对个体负责，也对社会负责。

完成从个体意识到人类情怀的飞跃。利益思维是人的基本思维，有时候还是本能反应，但利益范畴的大小决定了人的格局、境界、思想等，最终影响人的生活品质。有的人只对小的利益范畴负责，如个人、家庭、部门，有的人却胸怀大的利益格局，如社会、国家、民族、世界、自然。责任导向的课改既要引导人对自己、家庭、小众负责，也要引导人具有社会眼光、自然眼光、世界眼光。就像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是“人类共同体”思维，构建的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必将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留下浓重的一笔。如果我们的课程内容能加入这样的元素，教师的眼光也能如此开阔，中国国民素质提升目标就能随着课改的深入与长期发展得以实现。相反，我们提供的课程内容如果是粗糙的、零散的、短视的，课程组织仍然体现的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教师之间、学生之间仍然是简单的、恶性的竞争关系，必然培养一大批带有旧时代劣根性和新时代精致的利己主义共生的“新的国民”。

总而言之，责任导向的课改担在课改者的肩上，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担子传递给学生，培养出具有高境界、宽视域、大智慧、敢担当的中华学子。

（作者系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教师报》2017年10月11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