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载峥嵘岁月 改革大潮挺中流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党中央表彰的为改革开放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中，不乏教育界人士的身影。他们是教育战线千千万万工作者的缩影，他们的成就，是教育战线在伟大时代洪流中建功立业的见证。本报选取其中几位代表，重温他们的故事，致敬他们的人生。——编者

   厉以宁： 经邦济世不老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40年里，他迸发出惊人的智慧和能量。

他是中国改革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经济学泰斗，他提出的非均衡理论、双重转型理论、超越经济学理论等都为中国改革实践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奇迹”的创造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今他已88岁高龄，完全可以颐养天年。但他却仍然奔走。迎难而上地奔走。

细想起来，也没什么奇怪的。

他是厉以宁，一个向来迎难而上的人。

1980年，他第一次提出“股份制”。他说，中国的问题在于没有真正的企业，而这主要是产权不明确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做的应该是产权改革，要通过股份制来实现。

那个年代，这是石破天惊之语。

30年后，2009年11月22日，他因提出“股份制”获得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如此评价他的理论：“‘股份制’是上世纪80年代末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与关键。在经营权主导改革和产权主导改革的讨论中，引领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推动了所有制改革，开启了资本市场的发轫，完善了市场经济的微观体系建设，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全面、深刻、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他还关注民营经济。

进入21世纪，在全国政协的支持下，成立了以厉以宁为组长的调查组，对民营经济发展进行考察，提出“放宽非公经济市场准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拓宽融资渠道”“改革完善税制”等建议。

2004年2月13日，调查报告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名义，连同厉以宁一封手写的信件递交国务院。就在当天，国务院领导批示，“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应有一个通盘考虑，着手研究一些重大的政策性问题，形成一个政策性指导文件”。

第二年，“非公36条”正式对外公布，2005年的春天，也因此被国内外经济学界称为“中国民营经济之春”。

于是，继“厉股份”之后，他又收获雅号“厉民营”。

他还是北大学子心目中的“名嘴”，学生们私下里亲切地称呼他为“厉老爷子”。

当年，厉以宁刚刚从图书室资料员走上讲师岗位，开了西方经济学的课程，身上没有任何光环。他的出名，源于他的课。

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往往古典、老式，但厉以宁的课却特别吸引人，深入浅出。由于他的课非常受学生欢迎，只要开讲，当年北大一教二教最大的教室都会是人山人海，还有外校的学生过来听。

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大师，常常会把许多深奥却不免显得枯燥的经济学原理，融汇到各种由自己新编的浅显而生动的故事中，绘声绘色地讲述出来。他不时会在重要演讲中插上几个有趣的故事，举重若轻地传递出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独到见解。

他的一生，不是没有艰难的时刻。

上世纪80年代末，很多人对厉以宁的观点有不同看法，有段时间，他逐渐被边缘化。

但他坚持“可以不说话，但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他自己说，最艰难的是1958年以来至1971年，他被多次下放。尤其是1969年至1971年间，他被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县郊区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苦极了。

然而他心中始终有一团火在烧。

他说：“儒家主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填一首《破阵子》：“既是三江春汛到，不信孤村独自寒，花开转瞬间。”

本报记者 高毅哲

吴良镛：愿人民诗意地安居

菊儿胡同遇见吴良镛，是彼此成全的事。

菊儿胡同位于北京旧城。然而这个听起来诗情画意的地方，在1989年以前，却是破败不堪。

以胡同里的41号院为例，建筑密度高达83%，许多家庭无日照，近80人居住的院落只有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厕所在院外100米处。

要改造，也是困难重重。菊儿胡同属于古都风貌的保护范围，许多改造方案与旧城风貌保护相冲突，一直停滞在规划层面。此外，改造范围才2700平方米，费用也不高，但牵涉面却不少，很多设计单位都不愿碰。

就在这时，吴良镛来了。

他说了一句话：“衣服破了一定要扔掉吗？是不是可以想想办法，例如打个漂亮点的补丁，或者绣上图案？”

这句大白话，蕴含着吴良镛影响了中国建筑界的思想。

——不要大拆大建，要“有机更新”。

——不要破坏原有的历史环境，对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要探索一条旧城更新和危房改造的新路子。

——不要一股脑儿地拥抱西方建筑流派，要保持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内涵探索。

梦想来源于初心。

少年时期，国破家亡，他流离失所，敬爱的国文教师，就被日军飞机炸死在自己眼前。

民族血泪，促使吴良镛在内心早早地树立了“谋万人居”的理想。

抗战胜利后，他应梁思成之约，协助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并与林徽因成为系里仅有的两名教员。

1948年，他赴美深造。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给吴良镛寄去一封信，信中有四个字：“百废待兴。”

凭此，吴良镛做出了抉择。此后几十年，他在中国的土地上，奔走，探索，沉思。

他为中国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激动，也为大拆大建中暴露的乱象痛心。

他说：“我豪情满怀地目睹了祖国半个多世纪的进步，每每扪心自问，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子孙后代？”

梦想渐渐清晰——

“我毕生追求的就是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

他说：“一个真正的建筑大师，不仅看他是否设计出流传百世的经典建筑，也看他是否能让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居有定所。”在他看来，“与公共建筑相比，我更在意民居。普通人的居住问题是建筑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

那年，为了改造好菊儿胡同，为了心中那个为普通人造福的梦，面对那个典型的“危积漏”（危房、积水、漏雨）地区，他和学生们先后出了上百张施工图。

当新的菊儿胡同出现在世人面前，一片惊叹。

原有的树木被精心保留。一水儿的两层、三层小楼白墙黛瓦，与周边的老房子浑然一体，丝毫不觉得突兀。一进套一进的小院子，面积虽然不大，却并不觉得压抑。这样一座“类四合院”，完全没有高楼大厦那种冰冷、孤立的感觉，“大爷”“大妈”“叔叔”“阿姨”……邻里间出来进去的都打声招呼，有了困难也相互帮助。

那不是冰冷的把人隔开的院落。

那就是过去几百年间，在鸽哨中醒来又睡去的北京城。

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曾经说过：“不管你到哪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会说起吴良镛。”

2012年，吴良镛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居环境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将一直为世人所铭记。

本报记者 高毅哲

于漪：点亮学子生命之光

时隔四个月，在冬日微雨的早晨再次走进于漪的家。书柜前放着一张简易书桌，打开的笔记本上记着培养青年教师的心得体会。面对改革开放、理想、育人这些话题，于漪兴致盎然，不知疲倦。

“困难的时候想到‘一切为民族’的校训，个人的挫折痛苦都可以不在乎了。我的理想就是培养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

于漪的少年时代在艰难中度过。日本侵略中国，她亲眼看到邻居的房子被炸毁，人也因此殒命，哀哀无告。她往乡下逃难中不慎一脚跌倒，下巴磕出血，留下终身的疤痕。抗战胜利后，于漪在镇江中学读高中，宿舍是以前的养马场，简易的木板当床，点的是油灯。尽管条件艰苦，她的心中已埋下理想的种子。

在后来的日子里，于漪遇到过许多挫折，“一切为民族”的理想却不曾动摇。动乱年代，于漪被陌生初中学生打伤腿，两年才好。她亲眼看到学生拿皮带抽老师，还破坏门窗、烧地板。十年“文革”中，于漪却没有趴下，她心里想的是，一定要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彰显善良的人性，驱赶内心的兽性。

恢复高考之际，于漪针对不同学生知识基础差异显著的情况，打算把学生分为快班、中班、慢班，但去问领导，他们都不敢拍板。有人就劝于漪，还是不要跳出来了，以前你吃过的苦头还不够多吗？于漪自担风险，毅然决定这么做。在首批高考中，有两个班的学生全部考入大学，充分证明她的办法行之有效。

于漪担任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后，把身边所有老师团结起来，包括那些曾经批斗过她的人，评职称等都不会遇到什么障碍。于漪说，“学校的事业要浩浩荡荡，就要团结起一切力量。心中有了事业，个人的恩怨就不算什么了。”

十年动乱结束后，困在教师头上的修正主义帽子被摘掉，于漪扬眉吐气，感到教育的第二个春天到来了。1977年，北京和上海分别在电视上直播中学老师讲课，于漪是上海的主讲人。导演问她讲什么，于漪回答，就讲高尔基的《海燕》吧，因为里面有一句话“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正是她的深切感受。

1978年，于漪被评为上海首批语文特级教师。年底她到北京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会议，随后作为妇女代表团成员前往日本访问考察。回国时仍然到北京，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于漪说，“在北京的每一天，我都能听到干部平反的消息，感受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巨大威力。从脱掉修正主义帽子到评为特级教师，我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还在北京见证了春回大地。”

从课堂授课到教育改革，从呼吁“教文育人”到倡导“弘扬人文”，从培养学生到培养老师，于漪倾情投入到改革开放进程中，为教育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时至今日，快要满90周岁的于漪依然在忙碌着。“教育是滴灌生命之魂。老师教历史风云、天地人事，目的不是让孩子学会应对考试，而是唤醒他们的生命自觉，点亮生命之火。”于漪说。

本报记者 董少校

潘建伟： 与量子“纠缠”的人

潘建伟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读到爱因斯坦自序时的感受，自然界的规律是永恒的，昨天是这样的，今天是这样的，明天也是，它们并不会因为个人所改变。看着看着，潘建伟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来自对规律统治世界的由衷折服。

而这个17岁就对物理世界深深着迷的少年终于在30多年后站在了世界物理的高峰上。

2016年，由潘建伟团队主导研制的“墨子号”成功上天，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9月29日，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正式开通，这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在信息领域部署的首个重大工程，也是全球首个广域量子保密通信网项目。

2016年1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潘建伟接过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证书，这位“最年轻中科院院士”以45岁之龄，领衔中科大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五人团队，刷新中国自然科学领域最高奖的“最年轻获奖者”纪录。

这一年，潘建伟作为“中科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开始在科大组建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以一批年轻教师和学生为班底，研究工作几乎从零开始。2004年，实验室进入中国科大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成为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研究部。此后，在中科院、基金委、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下，研究部得到快速发展。

量子纠缠，被爱因斯坦称为“遥远地点间幽灵般的相互作用”，现在科学家用真实的实验证实了爱因斯坦的想象。为了认识和促进光子之间纠缠状态，潘建伟的团队同国内及德国、奥地利专家合作，对这一世界性难题研究了近10年。

2003年，潘建伟所在的实验室实现了自由传播光子的隐形传态，使得量子隐形传态能应用在更加广泛的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中；2004年，在首次实现五光子纠缠的基础上，实现了一种更新颖的量子隐形传态，即终端开放的量子隐形传态，为奠定分布式量子信息处理的基础作出了贡献；2006年，首次实现了两光子复合系统量子隐形传态；2008年，首次实现了光子比特与原子比特间的量子隐形传态。

如今，潘建伟的团队中活跃着一批同样有着执着物理梦想的年轻人，80后的陆朝阳、陈宇翱，5年前便入选首批“青年千人计划”，成为教授。师徒三人先后于2005、2013、2017年斩获欧洲物理学会菲涅尔奖。该奖每两年颁一次，作为量子电子学和量子光学领域青年科学家的最高荣誉，专门奖励35岁以下的佼佼者。

2003年到2008年间，在潘建伟的布局下，一批学生陆续被推荐到国外各顶尖实验室，又都在他的鼓励下，陆续完成学业、回国合作。

潘建伟说，正在发生的“第二次量子革命”，会对未来信息时代的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产生根本的影响，他们正在筹划建立一个量子星群，发射更多低轨和中高轨量子通信卫星，力争到2030年建成全球化的广域量子通信网络。在超导量子计算和超冷原子模拟方面，则希望通过5年努力走到国际最前列。

在潘建伟看来，做任何新领域的科研都是艰苦的探索，不过只要有决心，就一定能做成些事情。“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大时代、新时代，能在国家的支持下，做成一些有益的事情，一些领先世界的事情，一些让国外同行也羡慕的事情，我很感恩。”

本报记者 方梦宇

 库尔班·尼亚孜： 传统文化“播火者”

这些天，库尔班·尼亚孜四处奔走，忙着为他一手筹建的“库尔班中华文化推广中心”开门迎客，做着各项准备。

“这个推广中心建成后，可以供更多的乡村少数民族孩子了解和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可以作为少数民族村民了解传统文化的教育基地。”库尔班·尼亚孜说，“我的目标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撒播到这里乡村的角角落落。”

库尔班·尼亚孜，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前进镇小学校长。地处边境的乌什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前进镇有2万多人口，99.5%是维吾尔族，大多数人不会说普通话，没有走出过镇子。2003年，库尔班·尼亚孜拿出30万元积蓄创办了这所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的民办小学。

“这所小学成立的初衷，是教少数民族孩子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库尔班·尼亚孜说。为了增强普通话对孩子们的吸引力，全校学生不仅学说普通话，还唱汉语歌曲、背唐诗、说快板、唱京剧。

学校专门聘请有国学思想、语文素养功底深厚的教师上国学课。课余时间，全校学生背诵《论语》《三字经》《弟子规》，唱京剧、说快板、念绕口令、拉二胡、弹古筝。除此之外，每天在教师带领下晨读、晨背、午读、晚背古诗古文，使学生在背诵中逐步增强学习国学的趣味性。

他自己也没想到，这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学”的教学模式，不仅让少数民族孩子学会了普通话，还让孩子们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滋养。

“孩子变化很大。不仅能够说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而且特别懂事，回家爱劳动，也知道孝敬老人。”家长古丽尼莎·吾守尔说，“当初让孩子来这里读书，想的是学会说普通话，没想到传统文化教育这么好。”

走进校园，迎面扑来的是浓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味道”。同样是地处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小学，这所学校又是那么的不同——高大的孔子像矗立在操场中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布满了校园围墙、教学楼，教室里传来学生国学经典的琅琅诵读声。

尽管是一所乡村民办小学，但每到新学期开学，学校大门外的道路都会被家长们挤得水泄不通。“不是我办得有多好，而是广大少数民族家长认识到，孩子接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库尔班·尼亚孜说，“有的家长从100多公里外把孩子送来读书。”

这所学校刚创办时只有80多名学生，如今已有850名在校生。2003年以来，共有340人参加考试，累计考上区内初中班的学生达到257名，录取率接近80%。这个录取比例，在新疆小学中遥遥领先。2016年，该校首批毕业的学生参加高考，喜报连连，不仅有考入上海、天津等地的重点高校。

库尔班·尼亚孜不仅在学校推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他还身体力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注社会公益。办学15年来，他总共为近100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免除学费10万元。汶川、玉树地震时，他第一时间捐款。“通过这样的公益活动，培养孩子们热爱公益、感恩社会的精神。”库尔班·尼亚孜说，“传统文化要诉诸行动中才有价值，我这样做，也是在教育孩子们，要用实际行动践行中华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蒋夫尔

《中国教育报》2018年12月18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