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大学发展要服务国家战略

[摘 要]2018年以来，“服务国家战略”成为我国政府各类高等教育政策文件制定的主要依据和基本原则，主导着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面对服务国家战略理念，大学需要准确把握服务国家战略的维度，提升大学组织的灵活度，保持大学的国际开放度。

[关键词]大学理念；国家战略；国家利益；合法性

2018年以来，“服务国家战略”一词频频出现在国家出台的高等教育政策文件中，“服务国家战略”成为当下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依据。在“双一流”建设的制度文件中，最能体现“服务国家战略”理念的出现与兴起。此后，政府出台的各类高等教育制度文件开始全面提出“服务国家战略”，当下高等教育理念突出的特点和鲜明的趋势是“服务国家战略”。国家通过“双一流”建设、学科布局、科研改革、专业调整、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招生制度改革、教育评价改革等制度引领，清晰表达了国家对大学的诉求，即服务国家战略。这为大学理念的更新与调整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方向指引。

服务国家战略理念兴起的背景

服务国家战略理念兴起的背景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生态、安全保障5大类20个主要指标。围绕国家所需和人民所盼，设置了20个专栏，提出102项重大工程项目。当今我国已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教育也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在此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之中，大学能否立足中国发展的新机遇、新挑战，主动服务国家战略，既关系着国家未来的发展，也关系着教育自身的发展。“社会文明越是发展到高级阶段，国家竞争力对教育的需求越是显著，教育在国家竞争力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用的全面性和综合性也日益突出”，高等教育理应以服务国家需求为重点，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二是与大学自身的能为与应为密切相关。我国的大学体系“在以办学条件为核心的硬件现代化建设上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但在办学理念、大学治理等软件建设上还存在短板”。一方面，大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具备了服务国家战略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大学的外部功能亟需“从支撑性要素向标志性、引领性要素转变”。传统的资源驱动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成为各国发展选择的新路径，而创新驱动力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大学系统，大学在创新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文化创新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无可比拟的优势，所以应该发挥它在国家发展中的引领能力。“大学在服务国家战略中成长和发展。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可以清晰地发现，世界一流大学是紧跟时代发展脚步甚至是超前于时代发展的，它们要么在民族和国家需要之时诞生，要么在民族和国家危亡之刻担当重任，要么在民族振兴和国家进步之际贡献卓著。”梳理近现代大学的发展历程，大学在社会场域中的位置发生了质的变化，走过了“边缘—适应—引领”，或是“边缘—协同—主动服务”的演变史，大学越来越紧密地与社会融为一体。“大学是作为社会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发挥着作用，对向它们提供财政资助的机构承担着义务。”

三是国际关系环境的影响。国际环境与世界格局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国正处于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同时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外部矛盾和挑战，技术封锁日益加剧，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量“卡脖子”的技术难题无法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解决，自主研发、技术攻关成为国家创新战略的必由之路，“自力更生与国家强盛是国家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以实力决定国际秩序’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不致被动甚至挨打的唯一法宝。良好的国民教育无疑是保证国家全面发展和综合实力、在国际上赢得威信、尊严和力量的重要基础”。无疑，国际环境的复杂化是服务国家战略的大学理念出现与强化的外部因素。

服务国家战略理念的基本内涵

作为一种大学理念，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服务国家战略”的内涵：

服务内容：服务国家利益。每一个国家的国家战略，根本上都是为了维护、保证、促进国家利益，也极为强调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国家利益是国家战略的本质。国家目标是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所要维护或实现的国家利益。离开国家利益来定义国家战略，就不可能抓住国家战略的本质。强调国家利益，意指强调利益的公共性，超越某个个体、某个团体或某个组织的利益。大学服务国家战略的理念就意味着大学具有超越自身的利益，或者说大学及大学中的个体需要自觉地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公共利益相结合，在实现国家的利益过程中实现个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是丰富多样的，国家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和外交利益等多种形式的利益。国家利益越来越成为利益综合体、有机统一体。这正是大学有为的空间，大学在上述的利益方面都具有促进国家利益的功能。国家利益也分为一般国家利益和核心国家利益，大学服务国家战略就是强调大学服务国家的核心利益。

服务方式：集合大学多元职能，精准聚焦国家战略。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教育服务国家的功能往往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通过人才培养服务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建国初期的高校区域布局与专业设置，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高校合并、管理体制改革，都侧重于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服务国家与经济社会发展。第二阶段开始强调科研服务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从“211”工程、“985”工程到“2011计划”，侧重于发挥大学的科研职能，建设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设立一系列的人才工程项目，着重以大学的科研职能服务国家创新战略。第三阶段则是全方位服务国家战略。2018年以后，要求大学以国家战略为中心，整合大学所有的职能服务国家战略，涉及学科、科研、专业、课程、招生、培养模式等所有的办学要素。

服务国家战略强调精准服务，区别于以往的宽泛式服务。大学服务国家战略的内涵包括“服务国家立德树人的重大人才发展战略，服务国家创新驱动的重大科学发展战略，服务国家促进民生的重大社会发展战略，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体制机制改革发展战略”。从四个“重大”中可以看出服务国家战略强调的是有重点、有针对性地服务，例如为了促进长三角一体化与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2019年高校自主发起成立了“长三角高校智库联盟”。目前，全国高校智库超过1000家，成为服务国家战略决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力量。2020年教育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规划》，探索建立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体系，服务支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服务路径：遵循我国大学发展道路的特点。不同于西方高等教育的传统，我国高等教育从产生的时候起就担负着巨大的社会责任。20世纪末我国提出“高等教育强国”的概念，正是基于深刻认识到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技研发、综合国力增强、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具有强大的功能，“高等教育强国”才会从学界的意识上升到国家的目标。服务国家战略是“高等教育强国”概念的进一步延伸，也是其内涵的集中表达。“高等教育强国”首先至少包括两个维度：一是自身发展的维度，二是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维度。服务国家战略也包括两个维度：一是服务国家的教育战略，建成教育强国、高教强国。二是在此基础上，高等教育服务、推进国家其他的战略。

从大学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来看，服务国家战略的提出标志着大学不仅仅要适应、满足国家与经济社会发展，更要引领、促进国家与经济社会发展。这既是基于我国高等教育长期积累、发展的结果，也是对大学发展转型的要求，更是探索我国大学自身发展道路的自觉。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多样化特征明显，具有成熟的市场调节机制；英国建立了协调古典高等教育传统与现代社会发展需求之间关系的制度体系；德国建立了与工业结构和职业体系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系统”。由此可见，大学与外部环境，即大学与社会、大学与国家的关系是大学发展方向的坐标轴，在这个坐标轴上找准自己国家的大学发展定位是一个国家大学系统成熟的体现。服务国家战略既是我国大学从出现伊始就担负的社会使命的集中表达，也是满足国家需求、服务国家核心利益的现实要求，阐释了我国大学发展路径的历史脉络和未来走向。

服务国家战略理念的大学行动

高等教育理念包含着国家、政府、社会等不同主体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与期待，服务国家战略主要是国家在新时代对大学的要求，要求大学主动服务国家战略。“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核心，通过抓准、抓实和突破具有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影响的关键问题，带动高等教育现代化整体水平提升。”大学需要审时度势，进行办学理念的自我更新，更需要有将办学理念付之于实践的行动自觉，而不能陷入被动状态。

准确把握服务国家战略的维度。大学“何为”是大学自身的“能为”与外部诉求的“需为”相结合的产物。大学需要对“服务国家战略”的结构层次进行区分。从时间维度看，国家战略有近期国家战略、中长期国家战略之分。从类型维度看，国家战略可分为总体战略、地区战略、行业战略。而从内容指向看，则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服务国家战略”是指大学发挥其智库作用，推动成果转化，对接国家、地区、行业的近期、短期战略。广义的“服务国家战略”指大学发挥其各项职能，从人才培养、科研成果、社会服务各个方面围绕国家、地区、行业中长期战略有针对性服务。“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兼顾二者，从狭义的角度做好“服务国家战略”能在广义的角度为做好“服务国家战略”打下基础、创造条件，而从广义的角度做好“服务国家战略”才能可持续地做好狭义角度的“服务国家战略”。二者不矛盾且相互促进。大学的服务面向不再是宏大的、笼统的，需要根据大学的优势所在，着重瞄准某个战略，甚至是某个战略的某个部分、某个环节、某个领域。

提升大学组织的灵活度。国家要求高等教育发挥的功能是多重的，对于具体的高校来说，可以通过增加组织的灵活性和弹性来承接新的要求。大学组织结构越是多元化，调和矛盾的能力越强，也能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对不同的需求能同时做出较好的反应，“现代大学里存在着许多矩阵结构，教授和学生不但加入了系科，而且还加入了地区研究中心，或是加入问题研究所和本科住读学院。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三重矩阵’现象。例如，一个教授同时为一个历史系、一个远东研究中心以及一个侧重理科或教育的比较研究组织或其他某个社会部门服务。”类似的组织结构已经证明了其具有适应变化的能力，能够满足科研系统、教学系统和社会服务系统的多重要求，“不必严重打乱或改变秩序学校就能运作，而且往往可能以较低的成本适应新的需求。”面向服务国家战略的职能，大学可以进一步活化学术组织形式。围绕国家战略的主题或重大问题，打破按照学科门类或一级学科设置学院的传统，设置跨学科学院，积极发展跨学科、交叉学科。面向产业需求，成立产业学院；面向未来科技需求，成立未来技术学院。对于一些学科门类较少的行业高校、特色高校，学院的设置口径往往偏小，为扩大学科口径，可以探索学部制。围绕国家战略，成立校校合作、校企合作、校地合作、军民融合等灵活多样的科研机构及智库组织，并能够根据科研机构的性质、功能建立适用的、具有活力的运行机制。

保持大学的国际开放度。大学知识属性决定了其国际性的特征，大学国际化的交流合作非常频繁，包括学生和教师的流动、广泛的政策借鉴以及学科专业课程中国际方面内容的学习。服务国家战略所要求的国家利益包含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两方面内容，大学国际化具有服务国家利益的价值，可能会用于实现国家利益的目的。服务国家战略是一个巨大的融合引擎，将地方同化到国家中，将特殊同化到一般中，但也容易把大学的视野局限于国家的边界。大学需要保持其国际开放性，以便参与到国际知识体系之中，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尊敬，打造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

[本文为江苏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重点课题“我国大学选修制发展困境及其疏解”（课题批准号：B/2021/01/05）的研究成果]

【作者：陈婕，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审计大学】

原载2022年第2期《中国高等教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