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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文化在东盟国家的传播路径

发布时间:2023-10-19 作者:金美兰 王海迪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民族教育》

摘要:东盟国家是“一带一路”重要的参与者与建设者,推动中国文化在东盟国家的传播与交流是促进各国民心相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我们需要构建拓展传播平台,丰富交流层次;把握受众特性,实现精准传播;重视对话协商,促进民心相通。

关键词:“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东盟

“一带一路”倡议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传承和延续。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构想以来,“一带一路”成为当前中国推动区域合作与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成为中国文化在东盟国家传播的重要门户。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将中国文化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由之路。

中国文化在东盟国家传播的可能

“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文化在东盟国家传播打开了大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开展,中国与沿线国家不仅在经济贸易领域实现互惠互利,文化交流也变得更加频繁紧密。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推动文化交流、文化传播与文化贸易创新发展,文化部于2016年出台了《“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文化和旅游部于2021年7月发布了《“十四五”“一带一路”文化和旅游发展行动计划》,在文化交流领域明确了三大计划,即“一带一路”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务实推进计划、“一带一路”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平台巩固计划、“一带一路”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品牌提升计划,为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了规划指导与方向引领。可以看出,国家层面在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开展文化交流与传播工作,做好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工作符合新时代国家发展要求,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大举措。

文化相似为中国文化在东盟国家传播打通了壁垒。中国与东盟各国地缘相近、山水相依,老挝、缅甸、越南与我国广西、云南接壤。同时,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族缘相亲,文化相近。由于地缘及历史原因,东盟国家多个民族与我国西南地区民族在语言上存在极深渊源,柬埔寨、泰国等地的民族仍保留与我国多个民族相同或相近的生活习俗与语言习惯。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地又是密度极高的华侨聚居地。依托地缘、族缘双重优势,我国与东盟各国不仅能够较早开展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更使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文化与习俗上存在不可分割的连续性。这种文化上的相似性、相关性体现在方方面面。在历史长河中,中国古文化不断融入东南亚地区,在语言文字、生活习俗、饮食习惯等多个层面保持相近性。因此,有国际学者曾把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划归为“汉字文化圈”和“筷子文化圈”等。[1]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长久延续的坚实基础,“一带一路”文化传播是促进民心相通的有效路径。民心相通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一带一路”倡议如果得不到沿线国家人民的参与与支持,就背离了我国想与沿线国家共享发展成果的美好初衷。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以“和合”理念为基础的新“丝路精神”,借助文化交流的软助力作用,进一步强化沿线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逐步消除各国间的疑虑,培养深厚的民意基础,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以此夯实多领域合作基础。随着沿线各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建立,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不断务实推动多领域产业合作,带动沿线各国人民实现多领域共同繁荣,共享多领域发展成果。“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在于“民心相通”,而“民心相通”的关键在于文化的交流互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与中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将打通它们之间的壁垒。

新媒体为中国文化在东盟国家传播拓展了空间。文化传播需要借助一定媒介实现,与过去传统的传播媒介相比,大众传媒已经具备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等优势。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数字化传播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新介质。社交媒体是开展数字化传播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新平台。一些高科技手段运用到数字媒体中,让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共享可超越时空限制,让接受者感受参与式、沉浸式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在疫情的影响下,难以开展“面对面”的文化交流活动,借助高新技术搭建起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文化传播空间,数字媒介让虚拟在场的文化共同体想象成为可能。随着中国文化传播的手段越来越丰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文化在东盟国家传播的技术层面已成现实。

中国文化在东盟国家传播存在的问题

传播主体不够多元。当前,我国政府主导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工作能有效发挥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能有效保证文化传播的“深度、广度、速度”,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传播主体效能不足的问题,进而影响中国文化对东盟国家传播的质量。[2]另一方面,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也可以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参与者和践行者。

传播内容精准度、本土化程度较弱。“一带一路”是一个宏观大概念,不同国家的多种文化相互交织,如果以中国文化对东盟国家传播的“一以贯之”倾向,即将同一内容的中国文化在不同的国家逐一传播,这样难以根据不同国家的受众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文化传播,会直接影响传播力。在地理位置上,东盟国家与我国距离较近,历来与我国来往众多,在多个方面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们总能找出与东盟国家本土文化联系最为紧密、契合度最高的中国文化。例如泰国的泼水节、泰拳等典型文化与我国傣族的泼水节、壮族的昂拳有诸多相似之处。这并不是说精准化传播就是传播相似文化,而是强调相似文化可以作为推进精准化传播的“敲门砖”,能起到很好的文化缓冲作用。另一方面,面对多个国家复杂的文化环境,对东盟国家的文化传播并不是仅将中国文化内容从中国土地搬到国外土地,而是要求各文化传播主体引导其与当地文化有机融合。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要绝对保证文化内核的“中国化”,文化的表达方式,传播方式要尽可能做到国际化、本土化。在对东盟国家进行文化传播时,要着重考虑国情差异,兼顾精准传播与本土化传播,选择各地区乐于接受的文化内容、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开展文化传播工作。

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发挥不充分。在国内,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生产内容的视频创作者还有很多,但面向东盟国家进行文化传播的主体人群较少,而且传播效果不佳,在社会上新型社交媒体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尚未被专业化、广泛化运用。

中国文化在东盟国家传播的路径研究

第一,拓展传播平台,丰富交流层次。中国文化在东盟国家的传播,一方面需要充分利用融媒体技术,全方位、立体化布局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积极拓展叙事平台,拓展传播平台,全面提升传播实效。另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等官方机构的主体作用,动员各种文化交流中心、华人华侨文艺团体、留学生团体以及当地华人等民间组织在中国文化传播交流中的作用。

既注重官方主流媒体的引导作用,也要发挥民间传播平台的聚合吸引作用。官方主流媒体输出的信息具有权威性,既能做好整体脉络的宏观性把握,也能做好文化素材选用、内容设置等细节处理,以此保证文化传播范式和内容的中国方向。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与东盟的关系更加紧密。作为经济的“先行者”——文化在东盟的传播也成为其重要的一部分。官方主流媒体《广西日报》开辟了“开放·东盟视窗”栏目,栏目主要报道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与发展,并把广西的特色文化、经济建设等内容传播到东盟国家,还向国内受众介绍东盟国家的风土人情及经济发展情况。广西卫视推出的栏目“海丝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传播新丝路声音,对东盟国家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新闻进行全面覆盖和报道。民间传播平台更具大众化视野,在文化故事讲述、细节呈现、情感表达等方面更加细腻,贴近生活,能够使东盟国家受众感同身受,在强烈的代入感中彰显中国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例如,在微信、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和视听媒体中,中国流行文化和传统文化吸引了大量东盟国家青年的关注,剧情化、细节化的文字或短视频表达将中国文化传播给了他们。

以“一带一路”为依托丰富交流层次,可以增强中国优秀文化在东盟国家的认同度。中国文化“走出去”可以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东盟文化交流活动中,例如,政府部门组织开展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文化展、中国—东盟音乐周、中国—东盟戏剧周等文化交流活动为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人文交流发挥积极作用。广西文艺院团推出的彩调歌舞剧《刘三姐》和舞剧《碧海丝路》等剧目,多次赴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盟国家进行演出。演出把广西乃至中国亮丽的文化名片——“刘三姐”文化带到东盟国家,让观众能够多渠道、多角度地认识中国、了解广西,对增进双方文化交流起到积极作用。通过非政府组织在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四大中国传统节日中组织各类文化交流活动,介绍节日的来历、纪念形式及其意义,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关系,促进彼此理解和文化包容。

第二,把握受众特性,实现精准传播。虽然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文化相似,交流频繁,但在中国文化在东盟国家的传播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语种之间还存在一些话语差异。相对于面向东盟表达的广博性和统一性而言,精准化推行“一文化一传播”的差异性表达方式,更具精细化、针对性特点。在这种多文化、多语种的传播模式中,寻找中国文化与东盟国家文化的共同价值理念,既尊重文化差异又相互包容理解,在存异中求同,在包容中共融,更好地实施精准传播。

推进中国文化在东盟国家传播,实现精准传播,需要不断创新叙事方式、提升传播技巧、增强传播效能,强化传播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在叙事方式方面,充分了解东盟国家受众的需求,找准受众关切和兴趣所在,运用受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精准传播,让主动发声变为浸润式传播,让东盟受众在润物细无声中爱上中国文化,增进对中国文化的共鸣和认同。例如,2022年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共同主办的“奋进新征程 开创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新局面——2022境外媒体看广西”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缅甸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代表,在广西开展为期7天的考察采访,“零距离”感受壮乡广西日新月异的变化。海外媒体成为“中国奇迹”的重要见证者和“中国故事”的重要讲述者,他们以“文化使者”的身份,积极向海外介绍广西发展和优秀传统文化。

与此同时,在传播技巧方面,我们需要注重抓细节与讲情感相结合,将中国文化体现在细处、小处、微处,在微观叙事中丰盈文化情感,以小见大,折射中国文化背后的中国情感和温度,引发东盟国家受众的情感共鸣。比如在一些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世界性话题中,中国的文化感召力、形象亲和力也由此鲜明起来。

第三,重视对话协商,促进民心相通。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向东盟国家传播好中国文化,要在凝心聚力、形成更广泛共识上下功夫,坚持对话协商、合作共赢、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形成更多可视性成果,进一步增强建设“一带一路”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基于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以及民心相通理念,在有效跨文化合作关系、强化文化主体间性思维、建构人的跨文化敏感和移情能力三个方面下足功夫,中国文化才能更好地在东盟国家传播。

跨文化合作主要是指不同文化行为主体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为达到共同目的,彼此间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与沿线国家建立起跨文化合作关系,涉及多个领域、多个层次。当然,要想深入推进中国文化在东盟国家传播,构建有效的跨文化合作关系,必须进一步深化“利益共同体”意识,夯实经济利益共享这一根本合作基础。一方面,着力推进疫后跨境贸易畅通;另一方面,要推进达成“利益共同体”共识,使东盟国家人民真正认识到中国愿意并能够帮助各国共享发展成果。同时,建立常态化的报道和回应机制,及时回应区域关切,传播“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共同理念增加合作共识。[3]

在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要在多元主体的平等对话中真正实现中国文化在东盟国家传播的重要意义。因此,在推进中国文化在东盟国家传播的过程中,要将文化主体间性思维贯穿始终。承认不同主体间的文化差异性和多元化,以共同认同的合理法则为前提,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平衡点。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要在主动换位思考、转换立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文化交流传播共识,进而构建多元融合的文化共同体。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发展,中国以及沿线各国人民的跨文化敏感和移情能力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升。一方面,我们要正确认识各民族文化存在差异,但并不存在优劣之分,这是对东盟国家进行中国文化传播的前提。另一方面,挖掘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文化共性,做到精准化传播,以共性文化引导东盟国家人民跨越移情障碍。在我国以及东盟国家跨文化敏感和移情能力的双向提升下,民心相通才能真正实现“入脑入心”。

参考文献:

[1]于建忠,范祚军主编.东盟共同体与中国—东盟关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王丽主编.“一带一路”对外文化传播研究[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20.

[3]李彪,高琳轩.中国面向东盟国家的精准传播路径[J].对外传播,2021(9).

(作者金美兰系广西桂林旅游学院教务处处长、教授,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王海迪系桂林旅游学院教师)

《中国民族教育》202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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