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对口援青“天青”模式的成效与展望

摘要：对口援青是新时代推动青海高校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支点，对口援青“天青”模式推进了东西部高校协同发展，以及民族地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十多年来， “天青”模式经历了“一对一”帮扶起步阶段，“组团式”援青初步形成阶段“3+N”的“组团式”援青三个阶段。“天青”模式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学科专业建设跨越发展，科学研究实力新增长，办学基本条件新改善，办学治校能力新提升，师资队伍水平和人才培养能力新提高。新时代， 青海民族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仍需构建“天青”教育共同体，推进“天青”模式进阶发展，探索“N校一院”新路径。

关键词：对口援青；“天青”模式；成效；展望

青海高校面临西部高校普遍存在的教育观念相对落后，重点学科数量偏少，学科专业设置和师资队伍结构不尽合理，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亟待深化，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强等深层次问题[1]。实施东西部高校协作和对口支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推动青海高校实现跨越式新发展的重要途径。2012年，教育部确定天津大学对口支援青海民族大学，开启对口援青“天青”模式新篇章。梳理总结“天青”模式的历程、成效对于探索东西部高校协同发展模式实践经验的推广，实现东西部高等教育均衡化发展以及民族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实践价值。

“天青”模式发展历程

推行对口援青高校工作是对口支援工作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体现，是推进教育事业均衡发展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从物力帮扶向智力帮扶、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帮扶、从外延式帮扶向内涵式帮扶的对口支援的发展路径。纵观十多年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对一”帮扶起步阶段（2010年—2015年）。“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开启了对青海高校进行对口支援的历史，2010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的意见》拉开了天津大学对口援青的大幕。此阶段，天津大学发挥理工科方面优势，对博士点建设、理工学科专业建设、教师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办学基本条件建设等方面给予了一对一倾力帮扶。天津大学先后选派10余名教授挂职学校相关学院院长、副院长；实行博士单招计划，录取青海民族大学45名教师攻读博士学位；“1+2+1”“2+2”“2+1+1”本硕博联合培养100余名学生；120余人赴天津大学单科进修、16名管理干部挂职锻炼、84人次短期培训，交流互派挂职40余人次，致力于提升民大办学治校能力；设立项目共计100项，资助经费600万元；建成人工智能实验室、盐湖化工实验室等一批特色鲜明的实验室；倾力指导学校网络与信息化建设工作，校园硬件设施建设[2]。一对一帮扶指明了援青方向，奠定了“天青”模式基础，带动援青高校迈入新阶段。

“3”主力“组团式”对口援青阶段（2016年—2019年）。为进一步加大东西部高校支援力度，响应《关于加强“十三五”期间教育对口支援西藏和四省藏区工作的意见》，实施好“组团式”教育对口支援。2017年，教育部增列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对口援青，“天青”模式迈入“组团式”帮扶阶段。“组团式”帮扶扩大了对口支援的学科专业，中国人民大学倾力相助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语言文学、公共管理、法学等学科建设，厦门大学衔接经济、公共管理、工商管理、旅游管理等学科。此阶段，受援校与授援校高层互访加强，强化柔性引进青海省“高端创新创业人才”领军人才，博士单招计划数量增加，国内访问学者、课程进修稳步推进，本硕博联合培养加强，办学基本条件明显改善，科学研究助力显现。“组团式”帮扶扩大了援青领域，细化了帮扶内容，深化了帮扶措施，援青成效进一步彰显，逐步形成了以天津大学为组长单位的“3”主力“天青”格局。

“3+N”的“组团式”对口援青阶段（2020年至今）。2020年，在教育部全力支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强力推进下，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南京理工大学、苏州大学、东华理工大学等院校相继与青海民族大学建立了支援合作关系，逐步形成了以天津大学为组长单位“3”主力，其他N所高校并举的团队式援青工作“3+N”模式。这一阶段，“天青”模式进一步升华壮大，各高校密切往来、高频互动、通力协作，按照既定目标任务展开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干部挂职、师资队伍等领域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援受合作，在学位点申报、院士工作站、孔子学院建设等很多方面实现了青海高等教育零的突破。“3+N”援青标志着“天青”模式大格局逐渐形成，援青工作从外延到内涵不断深化拓展，“天青”模式站在更高发展平台，迎来更多发展契机。

“天青”模式发展成效

“天青”模式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对口支援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十多年来，“天青”模式工作成效显著，建立了一套体系、培养了一批人才、形成了一支队伍、积累了一批成果。

学科专业建设跨越式发展。学科专业建设是高校最基础的工作，也是对口援青的首要任务。授援高校结合青海高校需求，实施精准、点对点的帮扶，以博士授权单位申报和博士学位授权点为突破口，重点支持一流学科建设，全方位推进文、理、工学科综合发展。十多年来，天津大学发挥工科优势，把博士点建设和化学化工、土木交通、计算机等理工学科建设作为重点；中国人民大学重点对口支援中国语言文学、法学、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等学科建设；厦门大学重点支持经济、公共管理、工商管理、旅游管理等学科。2018年，青海民族大学成功获批博士授权单位和民族学一级博士学位点，构建起完备的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2020年，学校又获批15个硕士点，专业硕士学位点从3个增加至16个，学位布局更加合理、覆盖面更加广泛。同时，学校获批8个国家级一流专业，17个省级一流专业，服务地方发展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师资队伍“量”“质”优化，人才培养成效显著。高学历高层次师资队伍一直是青海高校发展的痛点，更是“天青”模式发展提升最大、成效最突出的部分。十多年来，受援校专任教师由531名增至747名，同比增长40.7%，具有博士学历的教师从46名增为232人，同比增长404.3%，其中在授援校取得博士学位的有18人；具有省部级及以上专家人才称号或头衔的由71人到290人，同比增长308.5%，有23人入选青海省“高端创新创业人才”柔性引进领军人才；64名教师赴援青高校读博，400余人单科进修、短期培训、挂职锻炼。“天青”模式实现青海高校高学历高层次师资队伍“量”与“质”的提升，师资队伍的整体规模、结构层次、综合实力，博士教师比例显著增加，整体素质大幅提升。此外，“天青”模式人才培养成效显著，联合培养学生290人，生源质量稳步提高，学生就业质量逐年提升。

科学研究实力快速增长。“天青”模式全面提升了受援校科学研究工作的格局、领域和水平，科研项目总量、科研经费总额大幅增长，重点实验室数量增加明显，科研实力水平明显提升。2012年至2022年，获批立项的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由55项增加至239项，增长334.5%；科研经费由312.2万元增加到3061.37万元，增加880.6%。“十三五”期间，受援校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9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4项，省社科规划、省科技计划项目146项，经费达到8647.09万元，科研实力水平明显提升。此外，学校先后获批“青藏高原资源化学与生态环境保护国家民委重点实验室”等3个国家民委重点实验室；联合申报的青海省重大科技专项“西宁市智慧交通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获批经费500万元，首次实现了青海民族大学青海省重大科技专项“零”的突破。

办学基本条件与办学治校能力改善提升。“天青”模式显著改善了受援校办学条件。青海民族大学占地面积从2010年的604亩扩展至目前的近1500亩，建筑面积从2012年的197689平方米扩建至目前的562587.16平方米，智慧教室从无发展到123间，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从2012年的8745.72万元增长到19865.29万元，实验室面积增加了8276m2。“天青”模式逐渐提升受援校办学治校能力。其一，大力选派优秀干部专家挂职支援青海民族大学，先后选派20多位专家学者挂职学院院长、副院长等工作。其二，举办各类中层领导、骨干教师培训班，先后举办各级各类培训120余人次，交流互派挂职40余人次。其三，受援校选派干部到授援校挂职锻炼，北京工业大学先后接受50多名干部到校挂职学习。

“天青”模式展望

开展“天青”模式十多年来，受援校改革发展的内生动力活力持续增强，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服务青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智力支撑。“十四五”时期，在继承和发展已有成绩的同时，实现“天青”模式持续提升，成为新时代“天青”模式的新考量。

构建“天青”教育共同体。“天青”模式不仅仅是一种单向援助的关系，更是一种互动交流、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关系[3] ，构建“天青”教育共同体成为“十四五”时期“天青”模式的积极探索与有效实践。“天青”教育共同体可以突破援助中“落后—援助—落后”的恶性循环局面，改善受援校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积极培育其持续发展的自生能力，努力实现由“输血”到自力更生持续发展的“输血”“造血”并举模式的飞跃。构建“天青”教育共同体要博采众校之长，持续发挥授援校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优势，增大支援力度与扩展学科覆盖面协同并举，建立“授—受”协同发展平台，搭建“天青”立交桥，实现“天青”优势互补。此外，“天青”教育共同体应统筹国家发展战略、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振兴，升级“校—校”结盟的合作纵横层次[4]，即将“授—受”校点对点的合作转向“授—受”地区政府与“授—受”校建立立体化点对面的合作关系，围绕民族地区战略合作的重大着力点，最大限度发挥政策和资源效应，切实发挥“天青”模式效用。

推进“天青”模式进阶发展。“天青”模式进阶发展既要打破组织内部压力的主导逻辑，又要引入援助校新认知、新技术和新制度，倒逼受援校跳出舒适圈，将受援校的“后发劣势”逆转为“后发优势”[5]，从而推动青海高校跳跃式发展、追赶式发展。“天青”模式进阶发展，以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和质量为核心目标，进一步聚焦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流大学建设目标，围绕服务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的学科布局和科学研究，实现“以量谋大”衡量指标阶段转变为“以质图强”的内涵式发展。“天青”模式进阶发展应以学科组织建设为龙头，建立由外部环境、学科要素禀赋、学科内在环境和学科制度等组成的学科对口帮扶发展体系，从学科建设全要素、点对点的队伍与资源、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与学术声誉方面进行支持[6]。“十四五”时期，“天青”模式全方面多角度多层面不断扩大、持续深化，从注重促进受援校自身发展，转移到增强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上来，实现民族地区高校成为服务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智力中心和人才中心的使命。

探索“N校一院”的“天青”模式新路径。升级对口援青的纵横层次，探索“N校一院”成为新时代“天青”模式新路向。“N校一院”重在发挥授援校优势，无缝衔接受援校二级学院发展需求的新探索，由学校顶层设计下沉到二级学院精准帮扶。二级学院列发展需求，“天青”精选帮扶高校，形成N校帮扶一院的工作格局。如，天津大学、天津体育学院等天津高校组团对口帮扶体育学院，就培养方案修订、“2+2”“2+1”联合培养本硕生、教师学历提升与课程进修等方面实现了“N校一院”帮扶。“N校一院”以本科特色教育、硕士学位点建设为抓手，明确发展定位、突出办学特色、理顺管理机制，加强体育学科顶层设计，提升学科建设水平，紧紧围绕“高原体育学科”“高原体育教育与管理”“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等方面开展合作交流。探索“N校一院”“天青”模式新路向，有助于聚焦二级学院发展困境，其指向性更强、针对性更佳、落实更切、效果更突。

“天青”模式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引领、法律制度的保障、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及资源优化配置的合力推进下，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青海高校在教师队伍、学科组织、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等方面的优化提升，增强了青海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实力。同时，“天青”模式持续深入发展应立足于青海省情，重视青海民族多样性和地域特殊性，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高校内涵式发展[7]，建立高效对口援青运行机制，健全科学评估监督体系，实现对口援青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6]陈鹏，李威.“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西部高等教育的挑战与政策供给[J].教育研究，2018（11）.

[2]倪晓颖，严姝雯.辛勤耕耘共育桃李 十载春秋硕果盈枝——对口支援青海民族大学十周年工作综述[N].青海日报，2022-08-06.

[3][4]李晓华，桂还官尚，张琼.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的逻辑、动力与路向[J].民族教育研究，2023（1）.

[5]朱文辉.从“锁定”到“进阶”：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路径依赖及可能方案[J].教育研究，2022（10）.

[7]康妮，武启云.青海省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与经验[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22（4）.

（作者金怀周系青海民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70年青海民族教育的成就与经验研究”（编号：19XMZ060）的成果。

《中国民族教育》202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