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的留学教育转变与归国人才救国实践

自1847年容闳赴美留学起，近代中国留学教育逐渐兴起并形成一定规模。然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这场持续近百年的留学潮受到较大影响，逐渐趋于平缓。有学者指出，由于处在中华民族全力反抗日本入侵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一阶段（1937年-1945年）的留学教育从留学政策的制定到留学生的派遣，再到海外留学生的活动，无一不受到国内、国际局势的影响，表现出与近代其他阶段截然不同的特点。与此同时，受抗战形势影响，大批海外学子毅然回国，为中国战时建设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留学人员的特点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社会各领域均遭受严重破坏，教育事业亦蒙受巨大损失。顾毓琇先生曾在《时事月报》上发文称：“盖敌人认定教育文化为我国民族复兴事业命脉之所寄托，破坏我国教育文化机关即所以断此复兴之命脉，使我永无复兴之机会及能力。”日军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破坏导致众多校舍、图书资料及教学设施毁于战火。为保存教育实力，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为首的众多高等学府相继内迁。这一时期，留学教育虽受战争影响规模缩减，却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呈现出若干值得关注的特点。

一是留学人员的构成。这一时期，出国留学人员受战争影响人数骤减。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8年颁布了《限制留学暂行办法》，对公私费留学生资格作出特别规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二七年六月行政院颁布限制留学暂行办法，规定以研究军工理医各科学生为限，文法等科学生虽有因研究上之特殊需要而出国留学者，但人数之比较，相差甚远。在限制办法上復规定留学生之资格之一，须在公私立大学毕业后曾修满研究或服务二年以上，并著有成绩者，比较抗战前所定资格更为严密，因是出国留学生人数锐减。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仍有部分学生赴外留学，且多为自费留学生。此外，自1943年起，所有留学生须通过考试选拔方可至海外学习。有学者统计，1937年至1943年间共计958人出国留学，而抗日战争胜利前两年有672人出国留学（在此期间有23人出国时间不详）。

从留学生来源地分析，全面抗战时期留学生籍贯分布呈明显变化：由战前集中于东南沿海及江浙地区，转变为以江浙地区为中心、内陆地区及战时退守的西南大后方人数趋于均衡的分布格局。就家庭背景而言，在国民政府统一管控留学教育前，留学生多来自商政家庭，其就读院校涵盖国立大学与教会学校；实施统一管理后，知识分子家庭子弟比例显著上升。与此同时，受战争环境影响，国内教会学校的留学派遣规模缩减，国立大学逐渐成为主要生源派出机构。

二是留学目的国与学科选择。民国时期的留学目的地多集中于欧美国家及日本，抗战爆发后，由于出国留学较为艰难，留学国别选择也随之收窄。就留日教育而论，国民政府在1937年9月发出“撤离敌国，回国参战”的召回令，此后整个抗战期间再未公派人员赴日留学。此阶段留学生大都集中于英美国家，这一选择既受庚子赔款项目延续的影响，更因英美两国在学术氛围方面的优势。20世纪30年代后，美国高等教育迅速崛起，逐步取代德国在科教领域的主导地位，加之其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成为战时中国留学生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全面抗战时期，留学学科选择也呈现显著变化。战前文理科分布较为均衡，而《限制留学暂行办法》规定“以研究军工理医为限”，导致学科分布失衡。这一政策源于当时政府培养国防建设急需人才的考虑，以及节省外汇的实际需要。直到1941年，教育部才调整政策，重新强调文法科人才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政策导向明显，但留学生实际学科选择并不完全受政府调控。虽此前政府限制了出国学习科目，但在文科领域，法科学生仍保持相当比例。而受爱国主义思潮影响，政策调整后，留学生学科选择也仍以工科为主，农科次之，反映出战时留学教育的实用主义取向。

三是留学动因。无论是战前还是全面抗战时期，大批中国留学生怀揣求知报国之志，远赴海外汲取先进知识与技术，以期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振兴。首先，从国家立场看，留学教育被视为满足当时培养国家急需人才的重要战略举措。有学者谈到：一个国家派遣留学生的目的，在于吸收国外的精致文化和先进技术，来弥补自身的欠缺。国民政府在不同时期制定的留学政策，为海外求学提供了制度规范和必要支持。通过对留学教育的严加管理，留学生的整体质量得到了有效保证。其次，国际社会对中国留学生的支持政策与经济援助也成为学子出国留学的重要推动因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逐渐形成，英美等国家通过提供奖学金等实质性措施，积极吸引中国学生赴海外深造。除去上述外部因素，留学群体的内在意识也驱使他们赴外求学。通过对这一时期留学群体的分析可见，赴欧美国家的留学生普遍展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从专业选择可看出其“学以报国”的价值取向，这既植根于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传统价值观，也源于抗战背景下特殊的时代使命感。虽然存在个别为躲避战火而留居海外的情况，但大多数留学生在学成后选择回国，投身于国家建设事业。

全面抗战时期归国学子概况分析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的留学事业虽受战争影响而规模大幅缩减，但与此同时，大批海外留学生毅然回国，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各条战线。

日本曾是近代中国留学运动中最主要的留学目的地。在七七事变前，中国在日留学生总数就达6000人。然而，炮火轰炸国门之时，这些留日学生几乎全部回国。这一现象不仅是如1937年《立报》所载“我留日学生，横遭日方摧残，及非法拘捕，致不能安心求学”，更是因为当时在欧美求学已久的中国学生通过各个渠道获知抗战消息后，在强烈爱国情怀的感召下，纷纷放弃学业回国效力。

如果将这一时期海外留学生归国动机进行细致分析，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的政策性召唤构成了留学生归国的外部动因。自北洋政府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便大力发展留学教育，旨在培养符合国家发展需求的实用型人才。这一时期，政府相继颁布多项政策推动留学事业进展，同时不断完善留学生归国政策。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教育部迅速出台《留日返国学生救济办法》。此外还颁布《抗战期间回国留学生分发服务简则》，规定依照归国学生的专业背景和个人意愿酌情分配工作，并提供基本生活补助。尽管这些政策效果有限，但的确为海外学子回国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留学生内在的爱国情怀构成了其归国的重要动力。这些学子负笈海外之初，便怀揣“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抱负，立志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虽然民国政府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新思想、新风尚尚未完全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目睹国家落后的现状，海外学子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报国热忱，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方先进知识，时刻准备学成归国。当卢沟桥的枪声响起，这群学子立即意识到归国的号角已经吹响。他们当中既有已取得博士、硕士学位的，也有尚未完成学业的，但都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战事业，将所学知识运用于祖国所需的各个领域。

当这批满怀报国热忱的留学生归国后，尽管南京国民政府为他们提供了相应的就业机会，但由于战乱，并未得到有效落实，多数留学生不得不自行寻找就业渠道。余子侠教授在其著作中写道：“或赴内地组织救亡宣传队；或回原籍谋求救国工作；或依部颁转学办法向国内高校申请复学；甚或奔赴抗日圣地延安。虽然各人所选择的去路各不相同，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是抗日救国。”如以柯仲平为代表的留学群体，选择奔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从事抗战宣传和文化建设工作；以陈康白、屈伯川为代表的另一批人，则投身于文教和科技领域，将所学知识贡献给民族救亡事业。

归国学子在全面抗战时期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影响

据《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在全面抗战前夕开展的对归国留学生职业调查，教育工作者占比达受访群体的37%。这一现象源于留学生在海外求学时形成的共识：教育是进行变革的最佳途径之一。正因如此，大批学成归国者不约而同地投身教育事业。

在学校教育方面，归国学子中大部分人选择就职于高等教育机构。在从事教育事业的留日归国学子中，不仅有师范专业的毕业生，众多其他学科的学子也将教育事业作为报国途径。这促使当时的中国教育领域，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师资队伍质量明显提升。在当时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内179位教授中仅有23人没有留学背景，学校三位常委中，两人都具有海外留学经历。进一步分析发现，一方面，战时高校大规模内迁导致原有师资严重流失；另一方面，1940年代以前，国内大学教授的资格认定尚未形成严格规范。这些因素为当时归国留学生进入大学任教提供了契机。这些海外学子在充实高等教育机构师资力量的同时，更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带来了国际前沿的学科内容。例如，彼时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的华罗庚、王竹溪等归国学者开设的数学与物理课程，系统引入了当时国际学术界的前沿知识。与此同时，这些具有留学背景的教授也将先进思想观念带入课堂，为国内学子开启了全新视野，带来了别样启迪。在他们引领下，部分学生同样选择出国深造，这些学成归国者后来都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此外，抗战期间高校西迁运动对西北、西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归国留学群体发挥了独特作用。

在社会教育方面，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为未能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民众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蒙渠道。随着社会教育的逐步专门化，一批海外学子也将欧美国家及日本的社会教育理论带回中国，并开展本土化实践。以私立大夏大学马宗荣、陈友松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在这一领域出版了诸多著作，如吴学信于1939年出版的《社会教育史》即为代表性成果。周慧梅教授在《民国社会教育研究》一书中评价道：“这些研究成果的公开、持续出版，不仅宣传了各自的社会教育理念，还逐渐相互靠拢，形成了一个个风格相对一致、观点接近的研究团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教育家群体，他们是介绍、生产并传承社会教育理论的中坚力量。”

作为社会教育的创新形式，电化教育在全面抗战时期展现出独特的传播优势。留学群体是该领域发展的关键推动者，他们早于抗战前就在技术引进和理论构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些学子通过电影、广播等形式号召全体国民积极抗战，广泛传播抗战思想，有效提升了民众的救国意识。典型例证如金陵大学电化教育专修科的建立与发展：在魏学仁、孙明经的筹办下，该校于1938年创设该专业；1940年，孙明经再次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修视听教育技术与理论，并在回国时带回大量摄像与录音器材，充实了专修科的电教设备。有学者在其论文中指出：“该科发展依托金陵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的优势，课程开设多借重文理两院优秀师资，而这支师资队伍多由学有所长的留学生构成。”

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留学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还为国人开启了认识新世界的大门，有效拓宽了自身视野，突破了传统思想的局限。在全面抗战时期，归国留学群体培养了大批高质量高素质专业人才，这些人才秉承师志，在战后国家建设中付出了毕生心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为重要的是，归国留学生通过战时教育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战后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借鉴。无论是教育理念还是教学方法，抑或是学科建设，这些探索都为战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影响延续至今。（作者 程康慧宁就读于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来源：《神州学人》（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