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构建面向绿色发展的人才生态

在全球向绿色低碳转型的时代浪潮中，人才已成为驱动能源革命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引擎。

当前，澳大利亚因其独特的国情，对人才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技术维度，而是迫切需要能够应对政策风险、洞悉市场规律、创新商业模式并精于社会沟通的复合型人才。在此背景下，传统教育体系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单一的学科培养已难以满足产业转型对跨界能力的迫切需要。为应对这一结构性挑战，澳大利亚逐步构建了一个教育与就业深度协同的人才生态系统，为各国探索绿色发展路径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剖析样本。

本文将系统性拆解澳大利亚人才生态的构建逻辑与运行机制，从教育体系协同、作为桥梁的制度化产学研协作等方面展开深入分析，为我国构建高质量绿色人才战略提供参照与借鉴。

澳大利亚的绿色转型背景与人才生态变革

以澳大利亚的实践与经验为切入点，可进一步剖析其独特的能源转型路径催生相应人才需求的过程，及其为满足这些需求而构建的教育与就业协同生态系统。

澳大利亚的绿色转型进程受多重因素交织影响，这并非线性规划的结果，而是动态演进形成的。在顶层设计层面，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气候与能源政策呈现一定的阶段性摇摆与不确定性特征，相关政策在碳税、直接行动与保障机制等不同方案之间经历了多次调整，未能向市场提供清晰且持久的信号。这种频繁的政策变动对产业发展的稳定预期产生了影响，也对相关从业人员的政策研判能力与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制度保障层面，以“可再生能源目标（RET）”为核心的证书市场机制通过设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为每一单位绿色电力的生产签发相应的凭证，增强了市场需求的刚性。对于发电企业而言，这种机制使其能够在常规售电收益之外，通过出售证书获得额外的资金回报。由此构建的证书交易市场，形成了辅助激励作用，能够利用证书价格的波动信号自动调节投资回报率，为产业发展提供持续且坚实的底层市场化驱动力，确保顶层设计的减排目标能够通过底层的商业行为有效落地。同时，澳大利亚得天独厚的日照资源禀赋，结合其以独栋住宅为主的特点，共同催生并强化了以户用屋顶光伏为核心的分布式优先发展路径，这一路径的成功实践使澳大利亚在全球分布式能源应用领域中居于典范地位。

由此，当前澳大利亚的能源转型背景呈现顶层政策摇摆、底层市场驱动、末端应用分散的复杂发展格局。其政策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要求从业人员具备敏锐精准的政策研判能力与风险管理能力；市场化的能源机制与发展导向，催生了对金融投资、能源经济以及商业创新等领域人才的迫切需求；分布式能源的广泛普及，使电力系统运行模式经历根本性变革，需要大量具备扎实工程技术知识、兼通并网工程技术、能有效进行社会沟通并推动多元主体协作的跨界人才。这种独特的国情深刻地重塑了其对绿色发展人才能力模型的需求，提出了复合化、跨界化和动态化的新特征，即要求人才具备高度的复合型特征而非单一的技术技能。

面对这种多维度的人才需求，传统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已难以适应。因此，构建一个能够动态响应产业发展和政策导向的人才生态系统成为关键。首先，需要在教育端进行前瞻性改革，将绿色金融、能源市场、环境政策、系统工程与社会治理等内容有机融合，形成多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模式。其次，需要通过深化产学研融合，实现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的有效对接，促成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在人才培养环节的良性互动。再次，一个完善的人才生态系统还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共同参与。其中，政府应在财政支持、制度设计和公共平台建设等方面发挥统筹作用，优化人才配置效率。最后，建立覆盖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在职培训的社会化支持网络也至关重要，能确保各阶段人才能够持续更新知识结构，形成一个开放、灵活、可持续的人才供给体系。只有通过教育体系的前瞻性改革、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以及社会支持网络的不断完善，才能为国家在绿色转型中提供稳定而高效的人才支撑，才能在全球能源格局重塑中保持战略主动。

根基：稳定与创新并举的教育体系

教育是人才供给的源头。一个成功的绿色人才教育体系，必须兼具稳定性和前瞻性，既要保证人才培养的标准化，又要满足市场的个性化需求。

一是具有稳定体系与个性化培养相结合的课程设置。

澳大利亚在绿色能源领域课程体系设计上兼顾稳定性与前瞻性，逐步形成了制度化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模式。

一方面，其高等院校普遍开设可再生能源体系（Renewable Energy Systems）、能源政策（Energy Policy）、环境经济学（Environmental Economics）等核心课程，并与国家资格框架（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以及专业认证体系保持紧密衔接，从而确保教育供给在标准化、规范化和持续性上的长期一致性。这种安排避免了因短期政策调整或市场波动导致的课程频繁更迭，为可再生能源产业稳定输送具备扎实理论基础的专业人才。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高校积极推行个性化培养模式，允许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结合个人兴趣和市场导向自主设计课程结构。例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ANU）在可持续能源学位项目中，设置了跨学科选修模块，学生可以跨院系选修商业分析（Business Analytics）、数据科学（Data Science）或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等专业课程。这种跨学科的组合方式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复合能力，使其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快速适应多领域融合的新需求。

因此，通过统一标准与个性化发展的有机结合，澳大利亚构建起既稳定又灵活的人才培养体系，为绿色转型提供了持续的教育支撑。

二是通过项目实践弥合学与用的鸿沟。

澳大利亚在人才培养中高度重视项目实践环节，注重将真实政策环境和产业案例融入教学，以实现学用结合和素养提升。同时，其用人单位普遍青睐具备项目经验和市场理解力的毕业生，因此高校普遍与产业界和政策机构合作，将实践项目引入课程体系。

例如，墨尔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实施的墨尔本可再生能源项目2.0（Melbourne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 2.0）中，学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与校园购电联盟，在融资、合同谈判、能源采购与运营全流程中锻炼了系统工程、数据建模和合规治理等核心能力；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UTS）依托澳大利亚清洁能源金融公司（Clean Energy Finance Corporation，CEFC）和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署（Australian Renewable Energy Agency，ARENA）的支持，建设了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分布式能源试点项目，学生有机会在其中参与能源效率评估、碳排放核算以及政策合规性审查。这些项目不仅强化了学生的工程与管理技能，也让他们深入理解了政策工具在项目推进中的作用。

可见，通过将国家层面的能源战略与高校的实践教学相结合，澳大利亚有效弥合了教育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差距，推动了从单纯知识学习向综合能力提升的转变，为清洁能源产业提供了更高质量的人才供给。

三是动态评估与质量保障的制度支撑。

除了课程设计与项目实践的创新，澳大利亚绿色人才教育体系的稳固根基还在于其动态、多元的质量保障与评估机制。这一机制并非僵化的行政命令，而是一个由专业认证、行业参与和持续反馈构成的有机系统，为教学创新提供了制度支撑与合法性。

一方面，诸如澳大利亚工程师协会（Engineers Australia）等专业机构的认证，为相关学位设定了严格的专业能力基准，确保了毕业生知识体系的标准化与权威性。另一方面，高校普遍设立由产业界、政府机构和研究单位组成的课程咨询委员会，定期对培养目标、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评估与修订。这种制度化的安排，可将产业一线的最新需求和前沿动态迅速转化为教学改革的动力，确保了人才培养的创新性与前瞻性。

因此，通过这种将外部专业认证的刚性标准与内部持续改进的柔性机制相结合的模式，能有效避免教学创新可能带来的质量失控风险，确保教育体系在鼓励跨学科探索和实践教学的同时，其产出的人才质量始终能得到产业界的高度认可，从而构筑稳定与创新并举的坚实根基。

桥梁：制度化的产学研协作

如果说教育是“播种”，那么高效的产学研协作与成果转化机制就是确保“果实”能够成功落地的桥梁。

第一，以制度保障从源头开始的协作与知识共享。

澳大利亚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形成了制度化、高效率的协作模式，其核心在于系统性地弥合大学、产业与政府三方在目标、时间尺度与风险偏好上的内在差异。

首先，研究项目在立项之初便要求产业界共同参与问题定义、资源投入与成果责任分担，从源头上确保研究方向与实际需求高度契合，从而显著提升了成果的转化效率。

同时，政府通过建立知识强制共享制度，将公共资助项目的研究方法、数据、模型以及失败经验统一纳入开放规范，使分散的个体探索积累转化为行业层面的公共知识资产，大幅度降低了重复试错带来的成本，加速了技术成果从实验室阶段向市场应用的跨越。

在此基础上，以墨尔本大学为代表的高校进一步通过明确的专利收益分配机制（如学部40%、发明人40%、学校20%）实现激励相容，调动了研究人员和机构在成果转化中的积极性。而非正式的交流文化则补充了正式制度安排，为创意碰撞、项目孵化和跨界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使制度化与文化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成果从源头到落地的高效流转。

第二，以金融推动成果的商业化。

在制度基础之上，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成为推动科技成果初步商业化的重要催化剂。澳大利亚通过公共资金的先行托底，有效降低了清洁能源和新兴技术在早期阶段面临的高风险困境，为企业和投资者提供了进入新市场的安全保障。

同时，长期购电协议（PPA）的广泛应用为收益预期提供了稳定性，使项目能够获得资本市场的长期支持，并在融资环节中提升了信用等级和资金获取效率。

此外，澳大利亚还通过需求聚合机制降低交易成本，推动分布式能源与清洁能源项目获得更大规模的市场机会，从而形成风险共担、收益稳定、成本降低的良性循环。多元化的金融工具在这一过程中相互配合，使科研成果能够在完成示范性应用后顺利进入规模化推广阶段，进而在能源市场中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为绿色转型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和金融保障。

第三，以专业化中介服务加速技术匹配与落地。

在完善的制度与金融框架之外，澳大利亚产学研协作的另一个关键支点，是其成熟且多元化的专业中介服务体系。这一体系由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TTOs）、类似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的国家级科研机构以及各类行业协会共同构成。这些机构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催化剂”角色，其专业价值在于，它们能够熟练运用学术界与产业界两种“语言”，有效弥合两者在文化、目标和工作节奏上的鸿沟。

这些中介机构不仅为科研人员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市场潜力评估、商业计划撰写等专业服务，还主动为产业界寻找、筛选并匹配符合其需求的技术项目，并协助双方进行合同谈判与项目管理。它们的存在，极大地降低了产学研合作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风险，将原本复杂、零散的个体对接行为，转变为一个流程化、专业化的服务过程。

这种专业化的第三方力量，确保了科研成果的转化不再仅仅依赖于偶然的机遇或个人关系，而是被纳入一个高效、可靠的轨道，使整个协作“桥梁”更加坚固与通畅。

生态：社会化支持与人才留存

人才的可持续供给不仅依赖专业的教育和顺畅的就业市场，更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支持网络来充当“连接器”和“孵化器”。澳大利亚的经验突出展示了一个成熟的人才生态系统是如何通过非正式的社会化渠道，实现供需互动与人才的长期留存。

首先，作为“连接器”的学生组织能促进供需精准对接。

学生社团与学者联合会等社会组织在人才生态系统中发挥着关键的枢纽作用，有效搭建了课堂之外产业需求与人才供给深度互动的平台。这一类组织并未局限于基础的社交联谊功能，而是逐步演变为促进知识传播、提供人才培养机会的平台。例如，通过中澳青年联合会（Australia-China Youth Association，ACYA）、中澳创新论坛及澳中环保论坛等平台，为学生提供深入洞察环保政策与行业前沿的窗口，高频次的非正式交流机制降低了产学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壁垒，从而实质性地推动了人才培养与产业实践的精准对接。

一方面，产业界的代表（需求方）能够带来前沿的技术挑战和商业模式（如“绿氢出口价值链”），为高校的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学生和学者（供给方）得以直接了解行业动态，并展示自身的研究潜力。如促成海上风电制氢等联合研究项目就是这种互动的直接成果，也是供需有效对接的最佳体现。它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产业需求引导学术研究，学术成果反哺产业创新，从而让身处其中的人才培养更具针对性和前瞻性。

其次，通过构建第三空间促进创新与人才留存。

除了直接的供需对接，这些社会化网络还构建了一个介于正式课堂和职场之间的第三空间。这个空间是非正式的、包容的，为创新思维的碰撞和人才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土壤。

澳大利亚的经验表明，这个第三空间的价值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激发创新。学生和学者可以在轻松的环境中与业界人士自由交流，许多跨界合作的灵感正是在这种非正式的互动中产生的。二是增强归属感以留存人才。通过提供租房指南、跨文化交流等软性支持，可极大降低国际人才融入本地的门槛和摩擦成本。

这种人文关怀显著增强了人才在澳大利亚当地的归属感和适应性，使人才生态系统不仅能吸引人，更能留住人，为绿色能源领域的人才储备和长期发展创造稳定、包容的软环境。

再次，从会议室到咖啡厅，充分营造务实创新的文化氛围。

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人才生态，其核心不仅在于有形的组织和平台，更在于无形的、崇尚务实与开放的文化氛围。澳大利亚产学研合作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其形式服务于内容的务实理念。许多创新项目并非诞生于严肃的会议室汇报，而是在咖啡厅等非正式场合的轻松交流中萌芽。

这种文化氛围的价值在于，它极大地降低了创意交流的门槛。在这种环境下，学生和青年学者敢于提出尚不成熟的想法，而不必担心被程序化的评估标准过早否定。产业界的投资者或管理者也能更早地介入，以对话代替审视，提供建设性的反馈。这不仅加速了从创意到原型的孵化过程，更重要的是，它向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成员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价值在于想法本身，而非呈现的形式。

这种文化促进了跨领域的信任与合作，使得人才的供需互动不再是单向的“面试”，而是双向的“共创”，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创新注入了最底层的文化动力。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的实践经验表明，人才战略必须与本国产业优势深度绑定，避免科研教育与产业应用脱节。若产业化环节薄弱，领先的科研成果也难以转化为持久的产业竞争力。因此，人才培养须覆盖从前沿研发到先进制造、工程应用和全球供应链管理的全链条，以确保“软实力”与“硬实力”协同发展，巩固国家在全球新能源产业中的竞争优势。

与此同时，在优化人才培养路径方面，澳大利亚的实践经验重在强化顶层设计，推动储能、碳中和等新兴专业与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交叉融合；建立长效的产业人才需求预测机制，避免结构性失衡；深化产教融合，鼓励企业从课程设置到项目实践全过程参与是构建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的关键。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这一长远目标，不仅需要关注对能源体系的重构，更需要实施系统的人才工程。强化国际合作是提升人才全球胜任力的必由之路。通过深化联合研究与人才交流，参与国际绿色技术标准与市场机制的协同，能够培养出具备国际视野、适应多元文化与复杂规则的复合型人才，从而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在此基础上，教育与就业的深度协同是构建成功人才生态系统的关键。应立足产业优势、优化培养路径、强化国际合作，搭建未来绿色人才战略的核心支柱。只有在教育、产业和社会网络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一个开放、灵活、前瞻的人才生态，才能为全球绿色发展注入持久动力。（作者杨广进系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主任助理，马昕系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讲师，邹济系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来源：《神州学人》（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