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背景下高校教师何为

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结合点，承载着不可替代的使命。高校管理者及教师既是政策的执行者，也是改革的推动者，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是当前亟待回应的现实课题。学科专业动态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科研协同与成果转化，既是高校基本职能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上述三个关键环节，并结合2025年针对北京市属高校教师的调研数据（有效样本1445人），从“为何调整”与“如何推进”两个维度展开分析，梳理其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以期为高校更好服务一体化发展提供参考。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的理论内涵与核心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一体发展论。把教育科技人才作为整体统筹起来，一体推进、一体改革，突出了系统性观念、一体化思想和整体性部署。第二，内在一致、相互支撑论。指出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逻辑关系具有内在一致性、相互支撑性，强调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第三，良性循环论。指出一体化的路径和关键是要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打通循环中的堵点卡点。第四，机制协调论。论述一体发展的机制与方法就是要建立健全三者的协调机制，包括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四方面。第五，倍增效应论。强调一体化的目标和功能，即三者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五方面论述构成一个整体。当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正在具体落实，多地已出台相应方案与意见，如北京市设立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系统谋划先行先试举措，完善相关协调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发展。高校教师要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展现新作为，首先要整体把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理论内涵与核心要义，了解国家和地方对一体推进的相关部署与具体要求，从而为自身找准方位、积极作为奠定思想基础。

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中的教师作为

人才培养要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相一致，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尤其要发挥人才培养对现代化建设特别是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支撑作用，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内涵和要求。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首要任务。培养的人才能否有效支撑经济社会发展，首先取决于学科专业能否适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能否得到科学合理的设置与动态优化。但必须认识到，学科专业的设置与建设本身具有固定的周期性、稳定性和一定的惯性。因此，如何克服惯性，根据发展需要及时调整优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学科专业的调整优化已成为国家教育改革的重点方向，并得到政策层面的有力推动。教育部等五部门2023年出台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的学科专业布点。历时两年，该目标已实现。2023年以来，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科技发展，教育部陆续更新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并推出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不断深化人才供给侧改革，如《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年）》中，有6所高校增设了“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

2025年8月，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年）》，各地各校积极响应，加快布局新兴领域与交叉学科：2025年11月6日，湖北大学揭牌成立微电子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人工智能学院、新能源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等4个新工科学院，并与16家行业领军企业签署校企共建协议；同年12月15日，河南大学举行新工科建设启动会，就9个拟建学院情况听取汇报；2026年1月10日，同济大学重组成立两所新学院，重组后的“机械工程与机器人学院”与“汽车与能源学院”，将深化产教融合与学科交叉，服务制造强国与能源强国建设；同日，宁波大学宣布组建成立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机械工程与智能制造学院等6个新工科学院。

这些举措反映了从国家到院校推动学科专业结构与社会需求动态匹配的坚定决心，也对高校教师的适应性与主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校管理者和教师在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中应主动作为、积极发挥作用，具体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力：

第一，在视野上，要精准把握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与方向，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主要构成，特别是洞察本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变化，关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涌现，掌握产业行业对人才的真实需求。同时，关注人才市场信息和相关部门发布的需求清单、目录等，提前预判调整方向，做好心理与认知准备。第二，在观念上，要牢固树立服务国家发展的意识，深刻理解学科专业设置须以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自觉做到“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着力建好建强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急需的学科专业。第三，在行动上，积极参与学科专业设置的调整工作，包括深入企业、科研院所调研，了解行业新技术、新场景、新产品，掌握人才需求结构、岗位画像、能力素质与知识技能要求。基于调研结果，与企业共同研制新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开发新课程、编写新教材、设计实习实训方案等。同时，要持续学习，增强自身对新产业、新行业的理解与适应能力，不断重构专业知识和能力体系。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过程中的教师作为

学科专业调整旨在解决人才培养的供需匹配问题，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则聚焦于解决人才的质量问题。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既是高校的根本职责，也是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支撑作用的必然要求。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核心在于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应提升人才的哪些素质；二是通过何种方式与培养模式来实现。

针对第一个问题，基于拔尖创新人才的素质特征，应重点加强以下四方面培养：

第一，加强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培养。创新的驱动力在哪里？在西方，更多人认为是求知欲与好奇心。在我国，更体现为一种历史使命感。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提出，中国科学教育应倡导“IMH”教育，即创新能力（Innovation）、使命感（Sense of Mission）、人文精神（Humanity）。面对一些西方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制约，我们必须勇于担当，将国家与民族发展置于心中。加强科技史教育、国情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等，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使命感，使之更明确学习目的与努力方向。

第二，加强问题意识与质疑批判能力的培养。长期以来，教育侧重知识的掌握，学生问题意识普遍薄弱，甚至研究生阶段仍面临选题困难，这是创新人才培养中的薄弱点。反观我国古代教育，尚更注重“问”的作用，强调“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陶行知也曾指出，“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因此，高校教师应转变教学方式，多采用提问式、讨论式教学，并带领学生深入科研与企业现场，在实践中拓展思路、发现问题。

第三，加强创新思维与方法教育，提升创新能力。据统计，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60%-70%的获奖成果源于科学思路、方法和手段的创新。我国自2006年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2008年科技部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创新方法工作的若干意见》，系统推动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科学工具的普及。截至2013年底，全国创新方法试点企业达800多家，累计解决技术难题3000多个，申请专利3400多个，直接产生经济效益35.57亿元。可见，创新方法教育足以引领经济和社会效益。当前，创新创业教育已在高校广泛开展，未来应进一步扩大覆盖面、提升实效。一方面，高校要注重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设置及师资培育；另一方面，高校教师也应积极在自身教学中融入创新思维训练，以全面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第四，加强沟通与合作能力的培养。沟通与合作是现代劳动的特征，是当代科技创新、有组织科研的特点。一个人若不能清晰表达观点、理解他人意图、换位思考并妥善处理矛盾，将难以实现有效创新。高校教师可通过任务驱动、团队项目、小组学习等方式，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沟通合作能力。

针对第二个问题，应该通过课堂教学改革、开展创新项目实践及多方协同育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首先，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克服“满堂灌”模式，多采用提问、讨论、案例分析、读书交流等方式，调动学生学习和思考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其创造性。在我们针对北京市属高校教师的调研中，超三成教师具有海外留学或访学经历（其中16.68%具有留学经历，22.21%具有访学经历）。这些教师可以充分发挥其海外学习背景的优势，如借鉴国外研讨式（seminar）、项目式学习等模式，并结合国内教学实际进行本土化创新应用。

其次，搭建平台，提供机会。鼓励学生参与各类创新创业项目、科研项目与竞赛项目，以实践培养人才。以我国自“十二五”启动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为例，该计划包含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三类，旨在强化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培育高水平创新人才。2023年，华中科技大学共有222个项目入选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其中重点支持领域项目3个、一般项目219个），660个项目入选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展现出广泛的学生参与基础和学校体系化的项目支持能力。山西大同大学脑科学研究所以创新创业项目为抓手，助力大学生提升科研能力。近5年来，该所共获国家和省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6个、校级项目8个。团队鼓励学生通过日常观察寻找选题，激发自动探索意识，并建立“孵化-指导-支持”全周期培育体系。这些举措不仅帮助学生快速掌握文献检索、实验操作与学术写作等科研基本技能，也有效培养了他们的科研思维与团队协作能力。

最后，强化科研机构与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这些平台集聚了大量真实的科技问题、专家资源与设施条件，是培养学生的理想场所。高校应积极构建良好的制度与合作关系，教师亦须做好教学任务设计，与这些平台汇集的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开展协同教学与指导，真正实现资源共享与育人合力。调研显示，目前北京市属高校教师中实践经验丰富（5.19%）或实践经验较丰富（25.61%）的比例仍有提升空间，加强教师与行业的联系，提升其行业经验，是推动协同育人落地的重要一环。

强化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中的教师作为

科研是高校教师的基本职责，也是高校服务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当前，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的作用，已成为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路径。高校要真正发挥好这两大作用，关键在于提升教师的科研创新能力。

针对北京市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调研显示，在论文的创新性和影响力方面，仅3.94%的教师成果创新性突出，属于高被引论文，影响广泛；23.67%的教师成果创新性明显，具有一定的影响力；47.68%的教师成果具备一定创新性，受到小范围关注和引用。该项指标平均分为3.035，处于中等水平。可见，高校教师在研究和创新能力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仍须持续推动高水平成果产出。

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背景下，高校教师应在科研创新、成果转化方面主动作为，重点从以下五方面着力：

第一，聚焦重大课题，强化问题导向。科研的根本在于创造价值。如何实现？关键是要立足社会需求，在国家战略、产业需求与科技前沿中寻找选题，使研究回应真实需求。为此，教师应深入企业与实践一线，发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中的真问题、真需求，使科研真正服务于实践并促进成果转化。要转变“为论文而科研”的倾向，树立“解决真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的导向，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事实上，针对不少老师反映成果发表困难的问题，只要其研究真正解决了重要问题，成果发表与传播的难度必然会随之降低。

第二，组建团队攻关，推动有组织科研。重大科研攻关往往依赖团队力量，合作研究已成为大趋势。著名科学计量学家格兰采尔从1992年SCI收录的论文中随机抽取4534篇进行分析，发现90%以上为合作完成，平均每篇作者达4.5人。调研中，不少教师反映科研中缺乏团队支持。为此，高校应在院系层面加强科研的组织性，推动力量整合，完善集体科研评价办法；同时，教师也应主动融入或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发挥集体智慧，共同攻克关键难题。

第三，注重交叉融合，推动方法创新。交叉融合是理论和方法创新的重要途径。根据陈其荣等对1901年-2011年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统计分析，在总共授予的365项获奖成果中，交叉研究成果有198项，占比54.2%，且该比例呈持续上升趋势：1901年-1920年间仅为32%，而在2001年-2011年间已升至74.4%。这些获奖者中，不少人都具有交叉学科背景，如1984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尼尔斯·杰尼拥有物理学和医学背景；1989年化学奖获得者西德尼·奥尔特曼具有物理学、生物物理学背景；更有文理交叉的典型，2003年物理学奖获得者安东尼·莱格特，最初主修语言、历史和哲学，后转向物理学并取得突破性成就。当前，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科学研究，是科研创新的大趋势，掌握相关技术工具有助于科研突破。教师应主动打破学科壁垒并拥抱新技术，在交叉领域中寻找创新点。

第四，保障科研时间。科研需要持续的投入与专注。调研显示，近三成教师认为“时间不足”是阻碍科研产出的首要因素。高校应建立健全科研时间保障机制，减少非必要事务和会议负担；教师也须加强时间管理，确保有足够时间专注于科研。

第五，重视科技成果转化。科研的最终目的在于贡献知识、服务社会。成果转化是实现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也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当前，成果转化仍面临诸多难点，需要机制层面的持续改革。高校教师应从四个方面主动推进：一是选题阶段即注重课题的知识价值与应用前景，这是成果转化的前提；二是积极借助校内外技术转化平台，对接企业合作或进行技术成果交易；三是深化与行业企业的联系，主动推介成果，寻找转化的契机；四是推动中试与产业化探索，努力将成果转化为可应用的产品或工艺，真正实现科研价值的社会延伸。

总之，在新的背景下，高校教师履行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和社会服务的职责，已与过去常规意义上的履职要求有所不同。概括而言，就是要自觉把自身工作置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有效支撑现代化建设特别是高质量发展、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框架中去看待。这更需要高校教师明确价值方向，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求，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科研原始创新能力，并在推动成果转化中切实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作者赵丽系北京市教师发展中心高校教师发展部科长、副研究员；钟祖荣系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本文为2023年北京市教师发展课题“新时代北京市教师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高校子课题的研究成果）

来源：《神州学人》（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