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发展现状与对策

2025年7月10日，中国-东盟外长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会上，东盟同意中方提议，将2026年定为“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主题年”。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文中明确提出“推广‘中文+职业技能’项目，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和中国企业走出去，培养国际化人才和中资企业急需的本土技术技能人才，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如今，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中文+职业技能”特色项目，其中不少项目设立在东盟。

媒体公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4月，中国已与东盟职业院校开展了至少70个学生联合培养项目和2个教师联合培养项目，创办了8个职业教育论坛，组成了19个职业教育联盟，并在东盟建立6个鲁班工坊、42个国际产业学院，实施“中国-东盟千校携手计划”“中国东盟青年语言互通计划”等品牌项目。可见，中国与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有力推动了东盟从传统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缓解了各国青年就业压力，促进了社会公平，更成为搭建双方民心相通、文明互鉴、经济合作的重要桥梁。

东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发展动因

当前，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互利共赢，并呈现可持续增长的发展态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日渐深入。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国际竞争力提升，东盟国家需要培养一批高素质、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

一是经济发展需求。当前，中国与东盟10国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双向投资稳步增长。中国连续15年保持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东盟也连续4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据《202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达343.6亿美元（见表1），创历史最高值，比上年增长36.8%。2024年末，中国在东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超9000家，雇佣外方员工近78万人，对东盟直接投资排前三的行业为制造业（44.8%）、批发和零售业（27.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9.1%）。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红利释放，中国与东盟国家积极拓展在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绿色发展、石化、钢铁、汽车、纺织等领域的合作，东盟国家经济活力持续增强，对会说中文、具备职业技能的人才需求将大幅度提升。

二是文化交融需求。东盟国家与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历史渊源，在生活习俗和文化上具有相似性，血脉相通，具有族缘优势。在语言方面，东盟国家语言如泰语、越南语、印尼语等都保留不少中文借词，易于沟通。在地理位置上，东盟与中国相邻，具有地缘优势。随着东盟与中国交流的深入，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掌握中国技术技能，已成为东盟各国青年的热切期盼。

三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需求。面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东盟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提高，需要改革职业教育体系，提高职业教育质量。近年来，“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模式正是适应中国与东盟职业教育、国际中文教育融合发展的创新举措。

四是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需求。在全球化背景下，东盟国家与中国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不断深化，对国际化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即人才不仅要具备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还要拥有良好的中文沟通能力。通过“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可以提升东盟国家人才的国际竞争力。

东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发展现状

近年来，东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在载体形式的多样性、本土师资培养的持续性和教学资源的丰富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其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有待进一步深化和规范化发展。

首先，“中文+职业技能”教育载体形式多样，仍须进一步统筹规划。

如今，东盟积极探索“中文+职业技能”教育，主要通过建设鲁班工坊、中文工坊、中泰语言与职业教育学院、孔子学院、丝路学院、丝路工坊、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等7种主要载体形式培养“中文+职业技能”人才（见表2）。总体而言，泰国“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相对成熟，开展的载体形式最为丰富；印尼、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老挝、菲律宾等国均在积极推动“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发展。

在合作形式方面，东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合作多由中国政府部门主导，以两国高校合作为主，企业参与逐步增强。然而，目前鲁班工坊、孔子学院、丝路学院、丝路工坊、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等名目繁多的载体形式存在部分功能重复、参与企业主体性不强等问题，不利于“中文+职业技能”项目的深入推进和优质资源的整合，也不利于不同载体形式的特色化发展。例如，马来西亚鲁班工坊同时也是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建设的丝路学院项目；老挝鲁班工坊和丝路工坊的定位雷同，均主要培养“中文+汽车技能”人才；马来西亚彭亨大学孔子学院、马来西亚丝路工坊和中国-马来西亚铁路现代工匠学院这三种不同载体形式都聚焦于“中文+铁路”人才培养项目。

其次，随着“中文+职业技能”本土教师培训逐步加强，其培养机制有待完善。

2021年以来，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简称“语合中心”）先后与中国-东盟中心及柬埔寨、印尼等东盟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合作，面向“中文+电子商务”“中文+计算机网络”“中文+物流管理”三个专业开展“中文+职业技能”本土教师线上培训，吸引了100余所当地职业院校的1000余名本土教师参与。2024年4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启动东盟国家“中文+职业技能”优秀本土人才培养项目，为东盟10国的1254名职业院校教师开展线上或线下培训，涵盖了新能源发电工程技术、汽车服务工程技术、网络工程技术、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管理、旅游管理等东盟国家需求量较大的专业。尽管泰国、印尼、柬埔寨、老挝等国已陆续开展本土教师“中文+”师资培训，但多为线上培训，培训时间较短，内容有待充实，课程设计针对性仍须加强，亟待形成系统的“中文+职业技能”教师培训体系。

再次，“中文+职业技能”人才短期培训项目日益增多，但“中文+职业技能”专业人才培养还有待深化。

随着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深化，“中文+职业技能”短期培训项目呈爆发式增长。据报道，近年来，仅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职业院校面向东盟国家政府、企业、职业院校开展的“中文+职业技能”培训已累计超2.5万人次。然而，目前“中文+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主要依托“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科规划意识不强，专业人才培养严重滞后，难以及时回应东盟地区的产业真实需求。其原因在于，短期培训时间短，且多以具体工作场景所需的技能实操为主，而对于“中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所要求的“语言+技能+文化”的复合型、创新型、高层次的专业化、国际化人才还存在较大差距。

最后，随着“中文+职业技能”教学资源日渐丰富，须合理平衡不同国别、区域和行业间教学资源的发展进程。

目前，“中文+职业技能”教学资源主要包括纸质教材、课程标准和课程资源。

在纸质教材方面，主要由中国出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工业汉语系列教材，涵盖25个专业，涉及机电设备维修技术、房屋建筑、酒店服务、网络信息技术、环境工程技术等领域；第二类是新丝路“中文+职业技能”系列教材，涵盖物流管理、汽车服务工程技术、电子商务、机电一体化、计算机网络技术、酒店管理、导游等7个专业；第三类是暨南大学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职业汉语实际需求开发的《海关汉语》《警务汉语》《酒店汉语》《旅游局办公汉语》《导游汉语》5套教材。这些教材总体覆盖了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电子信息技术行业等重要领域，趋于精细化和职业化。

在课程标准方面，现采用的标准主要有水平/能力等级标准、课程标准与测试标准三大类。例如，《商务汉语能力标准》《旅游汉语功能大纲》《商务汉语考试（BCT）大纲》《国际中文学前教师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医学汉语水平考试（MCT）大纲》以及中泰职业教育联盟制定的17个“中文+职业技能”课程标准等，主要集中在商务、旅游、医学等领域，而面向其他重点经济合作领域（如制造业）的标准体系比较缺乏。

与此同时，东盟各国数字课程资源的发展仍存在不平衡等问题。从国别差异来看，新加坡是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华文数字资源丰富。然而，东盟其他国家，特别是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的数字化程度低，数字基础设施落后，中文数字学习资源缺乏、针对性不足。据统计，目前东盟地区孔子学院共开设行业中文课程509门，其中泰国最多，仅中泰职业教育联盟成员单位开发的多语种在线课程就有85门，而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老挝、越南、柬埔寨开发的行业中文课程资源较少，缅甸、文莱尚未开发行业中文课程资源。在所覆盖的行业领域方面，各国的课程资源主要集中在商务、旅游、交通、物流、公务、科技、传媒、医学、警务、航空等领域，但国民经济20个门类中仍有大量资源尚待开发。

此外，目前中文联盟上线的商务、科技、医学、旅游等“中文+职业技能”课程资源多以通用型课程资源为主，而国别化、本土化的“中文+职业技能”教学资源较为稀缺。

东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发展对策

一是加强东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治理。明确政府、院校、行业、企业、研究机构、商会等各方职责，积极利用各方优势资源，协同系统推进“中文+职业技能”教育高质量发展。例如，可积极统筹鲁班工坊、中文工坊、丝路学院、孔子学院等的优势资源，出台相关政策，加强资金支持等；努力搭建“中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和人文交流平台，突出不同平台的功能，打造旗舰项目和品牌项目；行业协会应推进政府、企业、高校深度参与制定“中文+职业技能”行业标准与职业技能标准；中资企业与职业院校、高等院校应合作共建人才供需信息平台，及国际推广、教学实训、教师培训等基地，参与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此外，还可发挥侨资侨智优势，整合、利用华人华侨、华侨商会优势资源，促进校企深度合作，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二是面向东盟国家加强“中文+职业技能”教育专业建设。高等职业院校和普通高校应充分发挥“中文+职业技能”专业人才培养的主导作用，重视“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本、硕、博不同层次实践型、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联合中外政府部门、海外中资企业、行业协会，加快构建“中文+职业技能”教育一体化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2021年3月，教育部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在高等职业教育本科专业的教育与体育大类下设语言类，新开设中文国际教育专业（专业代码：370208）。在此基础上，高等职业教育本科院校应重视发展中文国际教育专业，如考虑面向国内外学生增设“中文+职业技能”教育专业，采用“4+0”“2+2”“3+1”等方式中外联合培养“中文+职业教育”人才。同时，普通高等院校国际中文教育硕士、博士阶段也可增设“职业中文”“专业中文”等相关的教育研究方向，构建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三是推动东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国别化发展。首先，要促进东盟国家“中文+职业技能”均衡发展。重点推进中国在东盟前三的贸易伙伴——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发展，如适当倾斜资源；同时，大力扶持缅甸、文莱等国“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发展。其次，要大力开展对东盟地区的“中文+职业技能”区域性研究，围绕“中文+职业技能”领域加强对东盟各国的国别研究，特别是与中国经贸合作比较紧密的泰国、新加坡、柬埔寨、印尼等国，如从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环境、社会、军事、文化、宗教等多领域开展田野调查研究。再次，要加强对东盟国家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农业、跨境电商、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经济合作领域的“中文+职业技能”人才需求分析，建立符合东盟国情和经济发展需求的“中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四是建立健全东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评估体系。标准建设在推动“中文+职业技能”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引领作用。构建东盟职业中文教育标准体系，首先要准确把握东盟各国外语教育政策、职业中文教育需求，加强对东盟各国职业中文教育情况调研。其次，要通过建立四位一体的“中文+职业技能”能力标准、“中文+职业技能”课程标准、“中文+职业技能”教学标准和“中文+职业技能”教师标准，进而为师生开展“中文+职业技能”课程学习与教学提供指导，为评估东盟国家学生职业中文能力和教师职业中文教学能力提供依据。最后，要推动实现东盟国家课程标准、教学标准与职业标准的对接和认证，以及学分互认，助力东盟职业中文教育标准化、国际化、区域化发展，推动“中文+职业技能”教育与“东盟职业教育体系”接轨。

五是校企联合培养国别化“中文+职业技能”“双师型”师资队伍。要大力培养既掌握行业技能又具有跨文化中文教学技能的国别化、“双师型”、复合型“中文+职业技能”师资队伍。依托具有地缘优势的广西、云南、广东、海南等省份的高校，深化与东盟国家合作办学，并与东盟国家高校、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中文+职业技能”师资队伍；加强校企合作，推动建设东盟“中文+职业技能”产教联合体和共同体，并培养一批国际化师资队伍，鲁班工坊和国内高校等相关机构可加强与龙头企业的合作，如聘请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等到校任教，并选派教师深入企业实践；面向新业态开展定制化师资培训，如针对东盟国家的新业态、新职业，广泛开展本土教师“中文+职业技能”教学能力培训等。

六是加快推动东盟“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元宇宙、数字孪生等新技术，实现“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加强东盟各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网络基础设施，并为其提供必要的硬件支持，特别是在偏远和资源匮乏的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等国家；协助建设“中文+职业技能”教育云平台，根据不同专业大类构建合作平台，并开发建立国别化东盟国家“中文+职业技能”数字化课程资源，涵盖数字教材、音频、教学视频课件、微课、练习等配套数字资源；联合开发“中文+职业技能”移动应用APP，支持东盟各国多语言界面，并嵌入自适应学习系统；根据职业技能类别、岗位、工作场景，利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建设“中文+职业技能”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和实训基地；加强东盟国家教师“中文+职业技能”数字教学技能、教材开发、教学研究等方面能力的培训。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贸易、投资、产业、人文务实合作，拓展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卫生健康、旅游、农业等领域合作新空间。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广泛开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鼓励更多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因此，应充分发挥中国-东盟数字教育联盟、中国-东盟慕课合作平台、中国-东盟多彩智慧学院、中国-东盟数字教育合作中心等现有合作平台的作用，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教师的交流与互动，携手共建东盟国家教师共同体，推动“中文+职业技能”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拓展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向纵深发展。（作者 余可华系广州职业技术大学职业教育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学生‘躺平’现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对策及话语体系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4JDSZ3168]、广州市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新质生产力与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联机理与互动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4YBJG095]、广州市教育局2024年高校科研项目“高质量充分就业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胜任力研究”[项目编号：2024312336]阶段性成果）

来源：《神州学人》（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