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国际镜鉴

当前，我国教育科技人才事业正处于“将强未强、由大向强”的关键期，面临着主体协同不畅、要素配置低效、成果转化阻滞等突出问题。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虽未明确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命题，但在先行探索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然而，经验的形成往往根植于一个国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结构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简单复制难以奏效。如何从国际经验中总结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思路与方法，并转化为符合中国实际的制度设计，是当前亟待回答的方法论问题。

察势明责：回答“为何鉴”的时代命题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教育是基础，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借鉴国际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的先进经验，是应对国际竞争、满足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抢抓科技革命机遇的战略选择。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发展实践的客观性与差异性，也为我们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地区、所有阶段的标准化“一体化方案”，研究与实践的核心要旨，应当聚焦经验借鉴的有效性问题，引导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探索适配自身的协同模式，避免照搬照抄、“一刀切”的路径依赖。

应对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高技术领域的博弈更是成为国际竞争的前沿和主战场。美国依托《无尽前沿法案》加大前沿科技投入；欧盟推出“欧洲教育区”计划培育创新人才，加大三者深度融合抢占科技竞赛先机。我国虽已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与科技人才队伍，但总体创新能力仍有待提升。尤其在某些西方国家对华关键领域设置壁垒的背景下，我国创新体系协同性不足、人才结构与国际竞争需求不匹配的问题进一步凸显。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路径。鉴于我国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需要在短短几十年内走完发达国家数百年的现代化历程，有效应对产业升级压力、资源能源环境约束等挑战，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改变传统发展方式及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发展动力与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虽然我国“2025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首次超过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但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仅7.08%，远低于OECD国家15%-25%的水平，研发投入结构与中国式现代化对原始创新的需求仍不匹配；同样，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0%，但教育经费投入结构偏向基础教育，对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投入占比偏低，与OECD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向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倾斜的格局存在差距。

把握战略机遇的必然选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重大窗口期，科学研究正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颠覆性技术重塑着科研范式与教育方式。强化系统协同、提升整体效能迫在眉睫。美国“三方决策集团”（国会相关委员会、联邦行政官僚机构、利益集团）的顶层统筹模式、德国企业培训补贴的利益共享机制，通过政府、企业、学校、行业协会和学徒的多方协作，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益的均衡分配；新加坡总理挂帅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成立直属总理公署的智慧国咨询与行政办公室，统筹协调各部门、研究机构和民间的研发工作，确保“智慧国”计划的全政府和全国策略得以实施。这些革命性变革迫切需要我们推动教育教学、人才培养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加速知识创造、更新、传授、应用的循环，借鉴国际经验，理顺“教育-科技-人才”的内在循环，提升协同效能，抢占科技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取精用宏：校准“鉴什么”的参照标尺

借鉴国际经验，本质在于吸纳其中蕴含的科学思路与方法。这需要立足我国实际，将国际经验融于三者协同发展的运行机制中，以摆脱经验借鉴中的碎片化困境，实现系统性转化与运用。

统筹协同机制：谁来协调、如何协调？发达国家统筹协同架构多为“国家战略-部门协同-机构执行”。具体来看，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于2024年末发布《推进STEM教育和培养STEM人才的联邦战略计划》，通过多部门联合资助STEM教育激发活力，但过度市场化也引发人才功利化、政府调控乏力等问题；欧盟采用的“开放式协调法”，以“欧洲教育区”战略为牵引平衡主权与协同，却因成员国利益博弈影响效能发挥；丹麦推行政府部门、科研执行方、产业界等多元主体联席模式，按季度/年度定期提交进展报告推动协同，但静态机制缺乏灵活性；德国“工业4.0平台”由联邦政府牵头、产业界主导、科研界支撑，通过多方协同共同构建动态标准体系与创新集群，夯实协同基础。这些案例表明，统筹协同是一体化发展的“神经中枢”，其关键在于构建上下贯通、权责清晰的长效机制，保障大学、产业、政府既相对独立又能良性互动。为此，要构建“政府+市场+多元主体”的协同机制，兼顾市场作用与政府调控效能。

资源配置机制：往哪聚、如何配置？各国资源配置模式差异明显。美国聚焦前沿领域集中投入以推动技术变革，但过度市场化使基础研究投入欠缺，2025年美国政府对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基础科学预算大幅削减，基础科学领域整体削减超51%，数学、物理等成为削减重点；以色列以政府种子基金引导风投，研发投入占比居世界前列，但该引导模式依赖外部资本，且本土产业支撑不足；新加坡采用精准滴灌式投入，契合其城市国家特性，但大国难以照搬。从美、以、新等创新强国对于基础研究长远布局的重视，以及不断优化的科研生态的做法可以看出，资源配置的关键在于明确集聚方向与配置方式，立足本国国情与发展阶段优化科研生态，平衡当下需求与长远发展。

成果转化机制：如何转、如何用？发达国家已搭建起较为完整的成果转化体系，且各有特色。美国凭借《拜杜法案》赋予高校专利权，同时将收益分配给发明人和机构，有效提升了科研人员的转化动力，并配套技术成熟度评估体系，但存在专利权分配不均、中小企业成果转化能力欠缺的问题；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通过“双元制”模式将科研人员与企业工程师结合，促进产学结合，然而过度依赖政府补贴，市场响应不够及时；日本通过《大学技术转让促进法》推动高校科技成果的商业化，但转化效率不高；以色列则通过专利技术许可和创办企业两种方式促进技术转移，却面临产业链支撑不足等挑战。这提示我们，成果转化是连接创新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关键桥梁，构建成果转化机制的核心在于平衡市场效率与政府制度供给，打造“链路完善、供需精准、载体高效”的转化体系，扫除成果落地过程中的障碍。

人才激励机制：如何引、如何育？在引才方面，美、英、加、澳等国不再单纯以高薪作为吸引手段，更通过多元身份包容、反歧视保护政策等促进人才流入。美国的H-1B签证、英国的PSW签证政策、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技术移民计划及雇主担保政策等，均旨在吸纳高技能人才。欧盟推出“蓝卡计划”，简化高端人才引进流程，有效吸引STEM、医疗等领域高技能人才，缓解关键行业劳动力短缺问题，但因成员国间政策存在差异，导致人才协同激励面临较大困难。在育才方面，德国通过《联邦职业教育法》，确保劳动保障政策向高技能人才倾斜，使得职业教育成为国家免费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学分银行与国家资历框架衔接不足，直接影响其全职业周期体系建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英国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理事会（EPSRC）实施的长期资助计划，支持高风险高回报的研究项目，允许科研人员专注于“十年磨一剑”的长期研究。然而，该模式受财政制约、创新动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也暴露出本土人才培养力度不够、人才竞争过度内卷等问题。这启示我们，人才激励是激发创新活力的“核心引擎”，构建人才激励机制的关键在于分类施策，打造涵盖人才引进与培养的全链条体系。在具体实践中，人才激励须紧密结合我国的人才结构特点，兼顾引才与育才，充分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

守正创新：探索“怎么鉴”的中国路径

学习借鉴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完善教育科技人才系统发展机制中，须分层精准吸纳域外经验：一是针对统筹协同不畅、资源配置低效等突出瓶颈，吸纳精准对症的实用经验；二是在成果转化、人才激励的已有基础上，吸纳提质增效的赋能经验；三是紧跟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趋势，吸纳着眼长远的经验。实现上述三个方面的精准吸纳，关键在于完善以下四个核心机制：统筹协同、资源配置、成果转化、人才激励。

首先，聚焦统筹协同，明确权责界定与动态联动，凝聚发展合力。针对我国当前协同不畅、权责不清的突出堵点，应着力突破体制机制障碍，采取精准举措构建高效协同体系。一方面，明确权责界定，破解协同松散难题。借鉴美国联邦政府的牵头部门与协作机制，明确各方职责；借鉴丹麦多元主体联席模式，通过确定各方职责和定期汇报机制，实现协同工作的透明性和有效性，清晰划分产学研各方权责与收益分配比例，平衡政府与市场关系，强化政府统筹协调职能，防范市场化过度导致的协同脱节，依托央地联动优势凝聚发展合力。另一方面，强化动态联动，提升协同效能。借鉴德国“工业4.0平台”动态标准体系，通过动态调整标准和创新集群，推动教育与产业需求的紧密结合；借鉴欧盟“开放式协调法”，为动态联动提供框架，推动教育区域协同发展经验，搭建国家层面的一体化统筹专班与跨部门协调，确保区域科技创新与国家战略有效对接。完善动态监测响应体系，形成协同创新强大合力。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布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的创新集群，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

其次，聚焦资源配置，实现精准投放与长效布局，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立足我国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资源配置相结合、多元投入协同发力的制度优势，发挥市场规模优势，实现“政府兜底+市场撬动”双轮驱动。一方面，聚焦重点，精准投放。借鉴美国在资源配置中注重聚焦前沿领域（如信息技术、能源技术、气候变化、先进制造和安全防范），以及新加坡通过集中投入推动技术变革的经验，推行经费统一监管、设立跨主体成果共享机制，依托我国集中力量攻关关键核心技术、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的体制优势，加大“卡脖子”技术和基础研究投入，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另一方面，多元联动，前瞻布局。借鉴以色列经验，构建“政府种子基金+社会资本”模式，配套风险补偿政策推动成果商业化，依托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科技创新金融支持体系的优势，放大资源投入边际效益。依托“一带一路”和我国跨国协同创新、科技资源统筹配置的体制优势，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建立跨国协同平台与技术储备库，对顶尖团队实行长周期支持，超前布局未来产业资源。

再次，聚焦成果转化，完善链路与培育生态，打通科技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立足我国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保障的制度优势，针对成果转化中试薄弱、转化不畅的堵点，打通科技成果落地通道，培育优质转化生态。一方面，强化中试与成果精准对接。借鉴日本在中试环节的支持做法，设立专项补贴，建设国家级技术转移机构和统一技术交易平台；借鉴美国《拜杜法案》赋予高校专利权的做法，并配套技术成熟度评估体系，确保研究成果在进入市场前经过充分验证；借鉴德国产学结合的“双元制”，促进技术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并通过市场调研，向最合适的企业提供技术转让服务，推动中试平台去行政化，完善产学研利益共享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提升转化效率。另一方面，构建平台及创新容错机制。借鉴以色列的孵化器体系和风险分担机制，通过严控孵化器数量和规范运营模式，采用“共担风险，但不分享收益”的原则，为创业企业提供为期两年的低息优惠贷款等；借鉴美国硅谷的创新生态系统，采用多元化主体协同、大学集群支持和风险投资结合，布局国际化技术转化平台，依托我国科技创新容错纠错、市场化激励约束并重的体制优势，构建全周期转化生态。

最后，聚焦人才激励，推进分类评价与全周期培育，激发人才创新活力。针对人才激励针对性不强、评价僵化、培育脱节等问题，发挥我国人才优先发展、分类施策精准赋能的制度优势。一方面，打破“四唯”藩篱，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借鉴美国高校在《拜杜法案》框架下，通过“固定比例”或“阶梯制”分配科研成果转化收益（比例多在30%-50%之间，高收入时不超过50%），根据不同领域和岗位分类评价，完善物质、精神、成果转化等激励政策体系，分层给予科研人员激励。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破解科研领域中“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束缚，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另一方面，优化“引育用留”，涵养人才发展生态。借鉴欧盟“蓝卡计划”简化高端人才引进流程，拓展引才渠道；借鉴美国五个优先类别（EB-1至EB-5）职业移民体系和加拿大快速通道系统（Express Entry）吸引技术工人；借鉴澳大利亚国家资格证书框架和移民资格认证积分考核制度，对移民人才进行综合评估；借鉴英国和新西兰通过地方激励计划和工作转居留政策，降低人才流失率，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借鉴德国依托职业教育与学分银行构建全职业周期体系，实施各层次人才长期支持计划。坚持“自主培养为主、全球引才为辅”，健全“引育用留”全链条机制，激活人才创新内生动力，为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作者

李媛媛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来源：《神州学人》（202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