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文化不是贴上去的标签

近年来，不少学校掀起了一股为教学楼、宿舍楼重新命名的热潮。学生公寓变成了“静心居”，报告厅挂上了“弘毅堂”的牌匾……从设计、征集方案到制作安装牌匾，往往耗时数月，花费数万元。

对此，有校长感慨：“不换吧，怕人说学校没文化。换了吧，不仅费钱，也让师生觉得多此一举。”这道出了许多学校管理者被裹挟的尴尬：当文化变成一场跟风竞赛，谁又敢做那个落后的人？

学校是文化传承之所，当然需要有文化。但一所学校的文化底蕴，是否就体现在建筑的华丽名称上？

平心而论，给建筑物取一个文雅的名字本身并无过错。命名的首要功能是区分事物、便于定位。在此基础上，让代号雅致一些，赋予些许美感和想象，亦属人之常情。国内不少名校的建筑命名堪称佳话，清华大学校名取意于《游西池》“水木湛清华”。北京大学未名湖得名于钱穆先生“未名而有名”的淡泊之思。两处佳名均生于自然、长于积淀，绝非刻意为之。可见，好的命名并非不能为校园增色，问题在于当命名从锦上添花变成了非改不可的硬任务，当文雅让位于攀比，事情就走偏了。

一旦命名失去了基本的指向价值，再华美的名称也形同虚设。前些年家长给孩子起名扎堆“梓涵”“子涵”“紫涵”，听着雅致，实际上却难以分辨。建筑命名同理。“致远楼”“博雅楼”“明德楼”林立校园，新生、家长常因这些雅名难以辨识何处是教学楼、何处是宿舍、何处是食堂。我在走访中所见，某中学更名半年后，校内师生仍习惯性使用旧名。所以名称若不能服务于日常，便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细究这股改名热潮，背后并非单纯的文化自觉，而是夹杂着复杂的心态：有迎合上级检查的应付之需，有学校之间暗自较劲的攀比之风，更有将文化简单等同于包装的认知偏差。大学里，中文系、物理楼名称朴素、指向明确，丝毫不减学术分量。反观中小学，“养正苑”“漱玉居”遍地，文化味有了，实用性却丢了，岂非买椟还珠？

更需要追问的是这股改名热潮的成本究竟几何？一块铜质或石材牌匾的制作安装费用，市场价约在5000元至10000元之间，一所中等规模的学校若对全部楼宇重新命名，从前期调研、方案征集、专家评审到制作安装，总费用往往高达数万元。这笔钱若用于购置图书，足以新增数百册优质读物；若用于支持学生社团活动，足以支撑一整年的学术讲座或科技竞赛。当有限的办学经费被投入牌匾制作的“面子”工程，真正滋养师生成长的“里子”必然被挤压。

放眼那些真正以文化底蕴立身的学校，未必都有华丽的建筑名号。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校舍简陋至极，无“致远”之匾，亦无“弘毅”之堂，却走出了杨振宁、邓稼先等一批大师。可见，名称之雅俗，与校园文化之深浅并无必然关联。

建筑物命名的基本功能，是让师生一目了然，让来访者清晰辨识。逾越这条线去追求所谓的文化品位，是华而不实之举。与其耗费钱财为建筑更名，不如把钱花在充实图书馆藏书、设立师生学术基金、改善教学条件、支持校本课程开发上。

让名称回归指向功能，让文化回归日常实践。校园文化就生长于每一本书的翻动间、每一次课堂的讨论里、每一位师生的言行中。与其在命名上内卷，不如在育人上深耕，这才是学校文化建设的正途。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泽州县大阳学校）

《中国教师报》2026年11月04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