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文教育”的由来

随看随想

“语文教育”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语文究竟是“普通”的还是“专门”的，是“应用”的还是“美术”的？我们跟随陆胤先生的研究眼光，重返清季“国文的创生”，会发现今天热议的诸多语文问题，在学科创生之初就开始了。重读当年的争论，对思考今天的语文问题很有启发性。（孟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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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普通”“专门”之别，清季还流行着将国文教育区为“应用”“美术”两个层次的议论。光绪三十三年，实业家张謇在通州中学设立“国文专修科”，同时致信师范诸生，指出国文有“适用”与“美术”二途。针对张之洞的存古学堂方案和蒯光典在上江公学“令人治《说文》《文选》”的先例，张謇认为二者“一以治高尚之学派，一可习博赡之文词，意各有在，下走未遑也”；其国文专修科“专为养成社会办事书记之才”，重在奏议、笺牍、记叙等应用文体的研习。随后，列名商务印书馆《最新国文教科书》校订者之一的高凤谦，亦撰文指出“应用文字”与“美术文字”的区别：“应用之文字，所以代记忆，代语言，苟名为人者，无不当习知之，犹饥之需食，寒之需衣，不可一人不学，不能一日或缺也；美术之文字，则以典雅高古为贵，实为一科专门学，不特非人人所必学，即号为学者，亦可以不学。”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之间，西洋美学话语在新学界迎来了一个传播高潮，注重情感作用的近代“纯文学”理念也以“美术文”为媒介得以导入。凡此都有可能构成张謇、高凤谦立论的背景。不过，回到清季读书人身处的文字环境，两种国文教育并不总能界限分明：书札公牍的“浮文虚套”未必无助于“应用”，古诗古文又岂能自外于初学启蒙？究极言之，“适用”的标准如何确定？“高古”与“浅近”的分界又在何处？这些问题的答案均非确凿无疑。所谓“专门美术”与“普通应用”的对立，有时候更像是文学工具论压力下造出的一种神话。

与近代“文学”观念转换的大势不尽同步的是，清季国文教育的专科化并不必然通向“纯文学”或“美文学”的方向。从小学堂的识字、习字课程到大学堂“中国文学研究法”所列历代书体、古今音韵、名义训诂等课目，无不显示音韵、文字、训诘、书体等传统“小学”内容仍为新教育体制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式文学教育还吸收了外来的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知识，其所取法，大致相当于西洋古典语文学的范围，亦非18—19世纪西欧浪漫主义兴起后的“纯文学”概念所能笼括。即便单从词章领域来看，清末时期国文学科的规划显然忽视了浪漫主义文学秩序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类，传统的诗赋课作也遭到抑制。抵拒“纯文学”文类并压抑创作的倾向，既有学制规划者主观认识的限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科举传统带来的逆反心理。晚清趋新论者常将举业流毒与溺志词章之习捆绑在一起批判，新学制在张扬“中国各体文辞”的同时，亦须小心翼翼地与科举习气划清界限。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近代西方文类秩序中相当边缘的“文章”一类，却凭借其教学传统和实用功能长期占据着国文教育的主体。清代桐城一系古文家多任教于书院，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新政时期吴汝纶及其门人参与教育规划，更使古文义法之说和《古文辞类篹》《经史百家杂钞》等古文选本在新学制下仍被奉为典范。在清季朝野新旧各派对于文体的多样化诉求之下，韩愈以迄清代桐城派所标举“古文”的灵活性反而得到了激发：古文既可凭借“体段笔法”通向科场时文、新学策论，又能以其跨越时空的通用性充当报章时评的文字基底，甚至成为接引、翻译西学新说的媒介，被认定为传统词章中“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古文家在教学实践中还形成了一套“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的次第，辅以讽诵、圈点、批校等行之有效的传习手段；自字句篇章之表到神理声气之微，古文之学贯通了“普通”与“专门”“应用”与“美术”，且依托科举传统和书院体制葆有深厚的教化基础。其在国文教育发轫期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不只是国粹思潮或保守立场的产物。

清季新学堂甫立之际，国文教育的专科性更多体现在学制设计和教科书、教学法的规划，带有理想化的色彩。而在现实当中，受制于学堂经费、规模、师资，国文一科常与其他学科交错；以国文涵纳各科知识，亦是新办蒙学堂、小学堂较为普遍的策略。特别就教师来源而言，清末师范教育刚刚起步，各学堂国文师资多取自具有科举功名的地方士人，甚至直接聘用书院教习或塾师。这些文士的知识背景无论新、旧，均非专为国文一科准备；他们往往在新学堂中兼任多门课程，亦不以“国文教员”的身份自限。如蒋维乔早年曾在江阴南菁书院肄业，光绪二十九年起担任爱国学社、爱国女校“国文教科”，同时兼讲历史、地理。浙东瑞安士人张棡早岁浸淫于古文及经世之学，曾为坐馆塾师：光绪未试办新学，先是在自办小学堂中课蒙、演算，光绪三十三年起担任瑞县中学堂西史、地理、修身、国文等课；两年后，又就温州府中学堂之聘，先后辗转于中史、国文、经学、修身各科。张棡的例子说明国文教师不仅多兼他科，有能者甚至可以在中、小学不同学程之间穿梭无碍。这种“兼科性”固可视作应对师资不足、师范未备等状况的权宜之计，却也未尝不出自新式文学教育作为科学知识津梁的内在要求。学制颁布以前，民间新学堂“读书科”和“读本书”之兼包各科自不待言，即便在国文一科确立以后，国文教科书依然容纳了“天文、地理、地文、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化学及历史、政法、武备”等各科素材，意在“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知识”。在这样的期待下，不能兼通各科反而成为旧日词章之士转型为国文教师的障碍。前述浙人张棡的内兄林骏，同样身为乡间塾师，即稍欠缺其妹夫的应变能力。光绪三十四年，林骏到一女学堂兼课国文，“中论月球真体，借日而光，朔望盈亏，各有定数云云，因仓猝任教，未获预备，只按图谱略为解说，然理未明透，心犹耿耿也”，回寓后翻阅《天文图说》《地球图说》等书作为补习。可见国文课程中新学内容对旧塾师造成的压力。

（选自陆胤《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中国教师报》2023年01月04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