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先生的语文情谊

与王尚文先生相识已经快26年了。开始时是通讯联系，后来因为出版“语文教育新论”丛书在上海教育出版社见过一面，再后来我们成为浙江师范大学同事，那3年真是朝夕相处，谈笑甚欢。再后来我离开浙江到上海，至今已有17年。这17年，我与王先生相见的机会很少，算起来不过十几次吧。

我这一生其实朋友不多，王先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为什么这样说，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虽然联系少，但只要想起，心里总是很温暖，很愉悦。我知道在浙江金华那个小城，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心里总是很挂念。第二，我们偶尔见面，或者因为有事要联系一下，虽然中间可能间隔时间很长了，但只要一见面或者电话一通，那种熟悉的感觉一下就恢复了。简单几句话说完，电话就挂了，然后我会高兴好一阵。王先生声洪嗓大，精神不错，还是那种“天真小老头”的劲儿，干脆、直接、不拐弯。

我与王先生交往有一个特点，就是两个人都知道对方心里想什么。从我这方面来说，心里肯定有许多鲁迅在《一件小事》里所说的“皮袍下面藏着的‘小’”，与王先生交往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敢隐藏这些“小心思”，因为那是白费功夫，王先生都会知道的。所以也就不费心思隐藏什么，都实话实说。当然这些实话中，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东西。这样，我肚子里“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王先生都看到了，这样他倒还挺能接受我的这一套，“好的”能接受，“小的”也不嫌弃。

当然，我与王先生相识相知，还是离不开语文的。我在20世纪90年代《教育研究》上看到王先生一篇讨论“语感”的文章，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引用了王先生的一段话。然后王先生就按照文章后附的地址给我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我与王先生就是这样认识的。以后我们在语文教学方面多有讨论，也都能在对方的论述中找到自己想说却还没有说清楚的东西，于是相互肯定、相互赞赏。

实际上，就做学问的方法而言，我与王先生有很大不同。王先生有极好的领悟力，所以他对于语文、语文教学凭的是直抵要害的“洞察”，言简意赅。而我则凭一股蠢劲，喜欢做细密的推理；又担心别人不理解自己，层层叠架，回环往复。所以，读王先生的著作，不断有发现的欣喜，语言的快感。而读我的文字，恐怕是痛苦多于快乐，艰难多于发现。

但是，我与王先生之间的各种不同，都没有影响我们两个人惺惺相惜。现在回头看近30年的语文教学改革，客观地说，基本源于王先生以及其他一批学者共同努力所开创的新语文教学观。这种新的语文教学观，核心是建立一种动态的语文本质论和语文认识论：语文不是静态的知识体系，语文是一种言语实践过程。正因为语文是一种言语实践过程，所以它与人的生活、情感有密切的联系，与社会也有密切的联系，于是得出了关于语文的第一个命题：语文的人文性质。正因为语文是一种言语实践过程，所以语文课学习静态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大量的语文实践活动贯穿语文课堂，于是得出了语文的第二个命题：语文的实践性质。

这两个命题现在看来似乎都是常识，但在当时可是石破天惊。最近学校教学改革，我又重新学习新颁布的课程标准，读到语文学科时看到了不少新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课标理论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持续近30年的“语文教育新论”中生发出来的。其中王先生的历史贡献很大，新课标里一再提出的“语感”直接来源于王先生的专题研究《语感论》，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的“语文任务”，也离不开王先生关于“言语实践”“言语内容”“言语形式”的论述以及关于语文本质的一些开拓性新观念、新方法。

历史总是这样，后人轻轻道来的一些概念，当年曾有过艰难的构建，现在人们的一些常识性认识，当年淹没在理论的重重迷雾中，需要前人条分缕析才得以见天日。

我觉得在现代语文教育进入新阶段时，再来谈一谈王尚文先生，是有历史意义的。所以，我写下以上的话，谨向王尚文先生致敬，并纪念我与先生的语文情谊。

（作者系上海新纪元双语学校校长）

《中国教师报》2023年03月22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