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事”通往“研究”

访谈嘉宾

陈向明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北大教育质性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张东云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小学语文、数学教师。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四有”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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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叙事是什么、怎么写，如何从“写故事”到“做研究”，教育叙事行动研究能给教师带来什么?

日前，围绕“从教育叙事”“教育叙事行动研究”等话题，本报记者在中国教师报直播间对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向明、北京交通大学附属小学教师张东云进行访谈，就此进行深度探讨。

中国教师报：一线教师普遍对教育叙事这一研究路径感兴趣，但似乎许多教师更热衷于写“好人好事型”的叙事。在您看来，“好人好事型”教育叙事有何特点？对促进教师更高阶成长而言，他们究竟更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叙事？

陈向明：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教育叙事，可能大都是“好人好事型”的。大概模式就是我碰到一个困难，采取了什么办法去干预，然后这个事情就很快好转了。这样实际上把教育现象简单化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问题不可能这么快就被解决。

所以，我们在带领老师做教育叙事工作坊的时候提了三个要求。第一，你观察到的现象必须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甚至是一个顽症，它总是解决不了，总是干扰你，而且会让你有很强的情绪反应，让你一想起来就觉得很烦。当然，这个真实的困惑是不是真的那么客观、精确其实不重要。因为它既然在困扰你，那么对你来讲就是真实的。

关于这个困惑，我们还要提炼出一个主题，不能仅限于讲一个故事。你要展示一个冲突、矛盾或者悖论。比如你的困惑是与家长沟通不顺，那家校沟通背后隐藏的是权力斗争还是利益冲突，还是对孩子的理解不一致？你需要让读者知道。

第二，教育叙事一定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冲突发生发展的过程、高潮、结局。有的可能解决了，有的可能没解决，甚至出现了反高潮，写作中我们可以借鉴戏剧等文学作品的写法。

第三，要有反思。可以从三个方面反思，一是回顾个人的成长史。我们每一位教师都是从学生做起的，你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在观察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甚至有可能，你成为一个老师是因为你遭遇了一个不好的老师的对待，你因此暗下决心要成为一个和他不一样的老师——这就是你的生活成长史。当你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剖析是什么让你对现在这个事情如此耿耿于怀，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二是关注故事发生的历史阶段。事情发生在现在这个时段，一定会有它的历史特殊性。我们小时候家校矛盾没有这么尖锐，但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甚至后现代社会，家长和学校都在争夺教育权，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所以就很容易发生冲突。

三是了解故事所处的社会结构。家校冲突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还可能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形态造成的。

张东云：在叙事行动研究工作坊，通过学习研究，我发现给我带来最多收获的不是写成功经历，而是写痛苦和失败，写工作中棘手的问题，特别是那些顽症。教育叙事写什么？就写痛苦和问题，而老师工作中最不缺的就是痛苦和问题。

写作之前，我会列一个问题清单，问题涵盖了课堂、学生、家校、教师自身困惑等。然后进行筛选：可写可不写的去掉，最后剩下的就是咽不下、绕不开、解决不了的“心头刺”。不管是否有人写过同样的题材，不管是否能发表，我最想写的那个问题，就是对自己帮助最大的选题。

我写过一篇我与特殊学生小喜的故事。有人说，特殊学生哪个老师没碰到过，没什么新意呀！你不如多写写成功的教学故事。在小喜之前，我还带过一个特殊学生小姜。我很困惑，为什么我与特殊学生的关系，每次都要经历同样的痛苦挣扎——从关系紧张到两败俱伤、关系破裂，再经过千辛万苦缓和关系，最终特殊学生进入正轨。为什么每次我要被逼到悬崖边上才开始绝地求生呢？顽疾可怕，更可怕的是顽疾的轮回。所以，我就想写写独属于自己的痛苦、煎熬。通过叙事行动研究斩断痛苦轮回，让过往吃过的苦凝练成钢，用在刀刃上。

中国教师报：看来，从写“顽症”开始进行叙事研究是一条有效路径。陈教授一直倡导教师从写教育叙事走向做教育叙事研究。现实中，一线教师更偏爱讲故事，而对教育研究往往望而却步。请问教师如何才能迈出从“讲故事”到“做研究”的那一步？

陈向明：先说说从讲故事到做研究。很多老师都很擅长讲故事，但故事怎么变成一篇论文？其实，叙事探究本身就是质性研究众多路径中的一个，它是用讲故事作为载体来做研究。那么，怎么说它就是一种研究，而不只是介绍了一个故事呢？我们过去会写一些“伪装的故事”，没有把材料的丰富性深描出来，也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反思。其实我们更应该写另一种故事，叫“隐秘的故事”，就是“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觉得不能告诉别人”的故事。当你感觉到安全的时候，你就会把隐秘的东西写出来。这个时候，读者才会觉得是很真实的，而且是触动心灵的，就会产生共鸣。比如张老师写的自己与小喜的故事，就是从写“伪装的故事”走向写“隐秘的故事”，在不停的搏斗中把那些隐秘的过程揭示出来。

另外，要把讲故事变成研究需要反思。所谓反思并不是反复思考的意思，根据黑格尔的定义，反思是对思维的思维，这是元认知层面上的一种思考。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想？我为什么这么反思？我这样做有什么特点？我这个特点是怎么形成的？在写的过程中，需要进入你的心智模式。

荷兰学者科瑟根曾经提出一个教师如何通过反思提升自己专业发展水平的模型，这个模型包括三个步骤：格式塔—图式（概念）—小写的理论（与大写的理论对话）。第一步，每一位教师都有自己的“格式塔”，即自己从当学生至今所形成的对教育教学的理解，这是一个基于个人直觉、感性、混沌的整体。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理解，第二步教师需要将自己的经验进行提炼，形成一些概念，构成知识图式。第三步教师需要在概念图式之间建立联系，形成自己“小写的理论”，并与学术界“大写的理论”对话。这三步完成之后，教师还需要形成自己更高层次的“格式塔”，才能将自己的实践性知识融入日常的专业行动之中。上述活动都需要教师在实践中不断反思，而教育叙事研究就是这样一个不断螺旋上升的过程。

再来说说，怎么从叙事探究走向叙事行动研究？我们发现，老师不只是想讲好一个故事，还很想改进自己的工作。他们遇到很多顽症，比如特殊生教育难题，或者教学方法不合适，很显然，仅靠写文章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就改变了研究的范式，从学术研究转向行动研究，即叙事行动研究。什么是行动研究？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研究者可以采取措施干预现场，然后还需要评估干预的效果：我们的行动能力提高了吗？我们的生存状态是不是有所好转？所以它秉持“改进”的思维。效果达到了就继续做，如果没达到就要修改研究问题，再重新开始去做。

中国教师报：刚才您谈到教师如何从写教育叙事到进行教育叙事研究，对一线教师来说，做研究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他们普遍感觉自己缺乏理论根基。请问陈教授，一线教师去做叙事行动研究，如何寻找理论支撑？

陈向明：理论到底是什么？我们很容易把它神秘化，好像它高不可攀、很抽象、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实，理论也是有不同层次的，有宏大的理论，比如韦伯的理论、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等，现在人们也不认为这些宏大理论可以用到世界上所有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所以，就有中层理论，它需要往下与经验事实相连接。

比如张老师讲的自己与小喜的故事，起初她认为自己是很爱学生的，但是对小喜又非常不耐烦，甚至吼他，让他罚站、抄作业。所以我们就会问：你的信奉理论认为自己是爱孩子的，但是你真正行动使用的理论与它是不一致的。通过叙事行动研究，从理论视角来看，张老师完成了从“单环学习”向“双环学习”的转变。所谓“单环学习”，就是遇到一个事情就采取一个行动策略，然后看看结果，结果不理想又重新调整行动策略。但“双环学习”不仅要根据结果调整行动策略，而且要调整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即心智模式）。有了理论的观照，我们就会看到新的解释。

其实，我觉得一线教师不需要那么多理论，也不用畏难。我们要去读一些与理论相关的书，读得懂就读，读不懂就不读，我自己读书也是这样，只看我现在能看懂的。看不懂的书，过了几年你再看，说不定你就能看懂了。

另外，大家现在可以借助AI帮助寻找理论支持。比如研究家校沟通的困难问题，你问问AI有什么关于家校沟通的理论，AI肯定会给你五六个答案，你挑一个就够了。然后去读相关的书籍和文章，与自己的故事进行勾连。

但一定要注意，做教育叙事行动研究不要过分使用理论，用多了就不像教育叙事了。所以你要学会把理论渗透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体现出你的理论视角，不能卖弄，也不能简单罗列。不要在故事结尾说，我这个故事形成了什么理论，这是教育叙事的大忌。但如果用得巧，读者就觉得你的故事好读又有启发，还有深度和解释力，就能够与你产生共鸣。

总之，我们做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对习以为常的事情发问，把它问题化，经过系统的探究提供新的解释。一线教师做叙事研究和叙事行动研究，要学会收集素材特别是原始资料，然后将一些理论拿来用。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的个人经验和洞察力——你看到这些素材，你认识到某个相关理论之后，怎么能够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这很重要。

中国教师报：我们要写一篇非“好人好事型”的教育叙事，从叙事探究走向行动研究，需要耗费如此多的力气。那么，教师从写作与研究中，真正能得到什么呢？张老师作为一线教师，参与了陈向明教授的教育叙事行动研究工作坊和跨界学习小组，从中收获了什么？

张东云：从2019年起，我跟着陈教授学习叙事行动研究。我感觉，学习之前对成功经验的梳理往往是飘忽在表面，而对顽症痛苦的挖掘与反思，则会把我最大程度地引向内心深处的真实。第一个大的收获是，通过叙事行动研究，我第一次深入地看见、理解了自己。以前我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但没有关注过自己怎么想的，为什么这么做。面对特殊学生小喜，为什么我那么努力地教育他，却闹到矛盾尖锐，甚至危及自身的地步？我常常是顾得了小喜，顾不了其他学生，左右支绌、疲惫不堪，内心处于极度紧绷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境中，我只想通过因果分析快速解决问题，表面上我不停地变换教育的招数，实际上改变的只是行为，不变的是内在控制特殊生的观念。我与小喜之间的关系，异化为“螺丝刀”与“螺丝”的关系，矛盾必然越来越尖锐。

我也看到了自己身处的环境，第一次从身心整体的角度完整地看见自己。我不是绩效考评中的一个教师数字，诸如班级得了几面流动红旗，运动会得了几等奖，而是一个有愁有苦、有无力感的人。

理解会带来放松，放松让我变得勇敢，勇敢带来改变的可能。我鼓起勇气剖析自己。以前，我在所有人面前宣称自己爱所有的孩子，但是在实际中，我发现面对闯了祸的小喜，我会愤怒，会无视他的恐惧和内心的需要。很多时候，我眼里只有问题，看不见小喜这个人。

通过叙事行动研究学习，我努力去理解小喜，找到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背后隐藏的内心愿望。我相信小喜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个体，他一定可以用自己的双脚走向理想，眼前的问题、困难是暂时的。作为老师，我愿意陪他寻找他的价值、优点，我的心智模式从归因转换成了欣赏。我发现了科学小达人小喜、爱运动的小喜、对老师有着深深依恋的小喜，看见并体会到纯粹陪伴型的师生关系的美好。

这种“无关利益的成就”，给我带来“珍贵的鼓励”，以及超越日常生活的愉悦感和崇高感，也使我的工作打开了全新的局面。在小喜之后再接班，带班一年多我才惊讶地发现，班上怎么没有特殊学生呢？不是学生变了，是我看待学生的眼光变了。我的学生观变了，课堂教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当老师常常有了轻松、满足、幸福、成就感。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对陈老师、对叙事行动研究有深厚的感情。

中国教师报：陈教授，像张老师这样通过教育叙事行动研究使心智模式发生变化的不是个例。在您看来，教育叙事行动研究何以能够作用于教师的成长，让教师真正受益？

陈向明：听了张老师的分享，我真的挺感动的，这也就涉及为什么一线老师做教育叙事会更有感觉。

首先，人是讲故事的生物，教师更是如此。故事能够让教师遭遇的麻烦浮出水面。美国学者舍恩说，实践者就像在低洼的沼泽地里面挣扎，问题是一串一串的，你问他到底面临什么问题都说不清楚，因为他的问题总是在不断变化。而像我这样的人与一线教师接触，总是无数次被他们的故事的独特性、语言的生动性所打动，这是我们大学教师没有的。因为我们经过多年训练已经失去了那种灵动表达的能力，而且我们也没有特别鲜活的素材。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这么热衷于走进学校与一线教师一起做这个事情，因为其中我也会得到许多学术灵感，激发我的学术热情。

其次，叙事能够让教师更好地认识自我、他人和世界。就像张老师那样，通过叙事行动研究，你和自己拉开距离，反观自身。好像有一个另外的自我跳出来在看自己：嘿，你在干什么呢？你在课堂上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这些话对孩子到底有什么影响？刚才张老师说，班上没有“问题学生”了。其实真的没有吗？也不是。孩子还是那些孩子，问题还是那些问题，只是因为张老师的眼光变了，那些麻烦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说人都是关系的存在，人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所有的人都在不断变化着。我变了，对方也就会变，我看到的对方也就不一样了。

再者，叙事研究有利于形成教师学习共同体。因为教师都是很孤单的工作者，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对着几十个孩子，他们其实是很少跟别人交流的。而当你进行叙事，你就不得不揭开一个伤疤。你向大家敞开内心，大家一起来读书、一起分享，用我们自己熟悉的语言和话题，就很容易引起共鸣，你也会感觉自己不再孤独。

最后，就是让教师能公开发声，因为目前的学术界是不利于一线教师发声的。通过写教育叙事，把我们自己的故事说出来，就能够被公众看见。如果你是一线教师，我觉得不要盲目去追风，可以大胆尝试叙事，将自己独特的理解、独特的经验表达出来。

《中国教师报》2025年07月16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