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考试走了极端

午后，阳光斜照进来，学校教务处的空气里弥漫着细小的尘埃，同事放下电话，眉头微蹙：“校长，期末考试怎么办？听说好些地方连三到五年级的期末考试也要取消，都说是因为教育部刚下发的那份文件……”

我一时怔住。取消考试？这像是一枚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我心里漾开一圈圈的疑惑。教育，难道要从“考”的极端，滑向“不考”的另一个极端吗？

我重新找出那份被反复提及的教育部办公厅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日常考试管理的通知》。白纸黑字，读来读去：“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义务教育其他年级由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规定明晰，并未关上考试的大门。那么，这弥漫的焦虑与误读从何而来？

我不禁想起陶行知那篇檄文般的《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先生的笔锋如刀，刻下这样触目惊心的画面：“赶了一考又一考……是会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有些是把性命赶掉了。”这哪里仅仅是文字，分明是一幅被考试车轮无情碾过的青春图景。然而，先生并非要“焚毁”所有的考场，他疾呼的是“停止那毁灭生活力之文字的会考”，渴望“发动那培养生活力之创造的考成”。他所抨击的，是那种剥离了生活、扼杀了创造，只剩下机械重复与排名的“异化”了的考试。

令人唏嘘的是，如今的考试似乎仍在以不同的形态徘徊。一面是“天天考、月月考、科科考”的旧疾，演变成精密运转的“题海战术”与“教师车轮战”，压得孩子们透不过气，眼神里的光渐渐被疲惫和焦虑取代；另一面则是“一刀切，不考了之”的看似激进实则逃避的新惑。我们仿佛一直在“考得太多”与“干脆不考”的钟摆两端剧烈摇晃，却始终难以寻得那个让考试回归本质的平衡点。

在国家层面，“双减”的雷霆之势与考试管理的精细规约双管齐下，试图为我们拨开迷雾。其核心逻辑并非简单粗暴地按下考试的“停止键”，而是为这匹可能脱缰的野马套上科学的缰绳、校准前进的方向。这是一场系统的“正本清源”。

其一，“量”上做减法，为成长腾出空间。文件以罕见的明确性，为考试频次划定了清晰的红线：小学一、二年级，纸笔考试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义务教育其他年级，一学期一次期末考试成为刚性约束。这如同为一片过度施肥的田地休耕，目的是遏制那种以考代教、以练代学的惯性，把时间、睡眠、创造力和活力真正还给孩子。这正是对“双减”核心——“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直接呼应。当无休止的演练停止，教育才能呼吸。

其二，“质”上做加法，重塑评价的灵魂。减少次数意味着每一次评价都必须更为珍贵和有效。政策剑指“命题质量”，要求考试必须严格基于课程标准，减少机械记忆，大幅增加探究性、开放性、解决真实问题的试题比重。考试不应是课堂知识的简单复制，而应是引导学生将知识搬上生活舞台的排练。它要检验的不是记住了多少，而是理解得多深、能运用得多活。同时，“等级评价”的普遍推行，旨在淡化分分计较的焦虑，让评价从冰冷的“筛子”转变为温暖的“诊断仪”。

其三，“功能”上做转变，让评价指向发展。考试的根本目的，被重新锚定为“检验阶段性学习效果、服务于教学改进”。它不再是为了甄别与选拔，而是为了照亮前路——既照亮学生知识体系的薄弱之处，也照亮教师教学策略的调整方向。评价结果从悬挂于头顶的“判决书”，变成了可以握在手中改进教学的“诊断书”。

回头看湖北荆州沙市实验小学走过的路，会欣喜地发现我们竟在不自觉中，与这场深刻的改革同频共振了几十年。我们顶住压力坚持取消期中考试，正是在“量”上做到了克制。学校一、二年级充满欢声笑语的“新春游园会”“楚文化节”，不正是纸笔考试最生动、最温暖的替代吗？孩子们在“实践园”里测量，在“故事会”中表达，知识在游戏中活化，素养在情境中生长。而中高年级试卷上那些源自生活的真实问题、需要跨学科思维才能解决的挑战，正是我们向“创造的考成”默默递交的答卷。

我们采用的“星级制”“等级制”，以及邀请家长参与的开放评价，都是在小心翼翼地将“人”从分数的标尺下解放出来，去看见每一个独特个体的进步与光芒。

由此来看，教育部文件的深层逻辑便豁然开朗。它绝非倡导“不考”，而是致力于“考好”——好到能保护学习的兴趣，好到能激发深层的思维，好到能建立知识与生活的坚实桥梁。它要终结的是像陶行知笔下那异化的考试轮回，它要呼唤的是先生所期盼的能够滋养“生活力”的创造性评价。

倘若我们能秉持这样的理念，那么考试将不再是赶跑血肉与生命的“追兵”。它可以是学习旅程中一次友好的“体检”，一次激发潜能的“闯关”，甚至是一次充满惊喜的“探索”。孩子们无须再“逢考就躲”，教师也不必“谈考色变”，让考试归来时不再是旧日的模样，而是教育工作者理解、支持、点燃每一个生命的谦卑而专业的工具。

（作者系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中国教师报》2026年01月28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