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生机的种子”提供“充分的合适条件”

叶圣陶“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在其产生和形成过程中，基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发展与文化教育改革实践，在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的同时，以“欲运我灵思与世界学术接触”（叶圣陶语）的开阔视野和中国气派，对西方早期现代教育理论特别是杜威的教育理论进行了本土化借鉴、创造性转化和跨时空超越，为新时代教育工作者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开拓国际视野、深化教育改革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和理论资源。

“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萌发

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开了国人眼界。人们纷纷开始自觉借鉴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来观察思考中国之国运以及文化、教育等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叶圣陶也正是在西方早期现代教育理论影响下走上从教之路的。1912年1月，苏州第一公立中学堂即草桥中学校长袁希洛对即将毕业的叶圣陶等学生指出：“立国之本，首在教育。只有振兴教育，养成独立、自尊、自由、平等、勤俭、武勇、绵密、活泼之国民，才能发达我中华民族的国势。”这促使有志于“改革我同胞之心”的叶圣陶产生了“得一教员之职亦佳”“新民之基础须是赖焉”的强烈意识和愿望，并毅然选择了将教师作为毕生之职业。自到言子庙小学任教之日起，他就尝试刚刚传入我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法”，努力引导儿童于“乐为研习之境”。

1915年，叶圣陶应邀到上海执教尚公学校，正值袁氏复辟、民族危难之际。在《新青年》召唤下，他更加自觉地以世界学术视野，广泛接触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包括西方早期现代教育理论，将之作为“救国之道”、改革之鉴。他一边博览培根的“惟行论”、柏格森的“创造的进化论”、康德的“一己所向往”人生论、大住啸风的《新思想论》等，乃悟得“教育之要点，当无逾养成儿童正确精新之思想能力”等新理念；一边又将体现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儿童本位”“实用主义”“自学辅导主义”等教育主张和方法，具体运用于教育实践，包括国文等课教学改革和教材新编，学生课外书报阅读和采访写作指导，以及修学旅行、参观工厂、到乡村捕捉昆虫制作标本等实践活动的组织。这样的研究与实践，在1917年叶圣陶到了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后，有了进一步拓展，推动了他基于本土实践而又有世界视野的教育改革探索和教育思想萌发。

在叶圣陶接触的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特别是西方早期现代教育理论中，对其后来教育改革探索和教育思想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自然是杜威的教育理论。

杜威的教育理论，即民主主义教育理论，又称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把民主主义的发展与科学上的实验方法、生物学上的进化论思想以及工业的改造联系起来”，对传统教育进行了颠覆性批判，提出了“儿童中心论”“教育即生长、即生活、即经验改造”“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一整套现代教育理论。

如果说，叶圣陶早在从教之初就接触、效法了“实用主义教育法”，那么后来，随着新文化运动进展，杜威来华讲学（叶本人曾亲聆杜威的教育演讲），特别是在叶圣陶深入进行教育改革探索，孕育产生“教是为了不教”的教育思想中，他对杜威教育理论的那种接触、效法，就变成了更富有理性自觉和深度的借鉴、转化乃至超越。

“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的儿童观、教育本质观

叶圣陶“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对杜威教育理论的借鉴、转化和超越，首先体现在作为其逻辑前提和起点的中国现代儿童观、教育本质观的构建中。

杜威彻底批判传统教育脱离儿童，强迫儿童接受知识灌输和道德训诫的弊病，提出了变革教育的“儿童中心论”。他分析了儿童自动求知生长的本能，进而指出现代教育的本质，即“教育不是把外面的东西强迫儿童或青年去吸收，而是须要使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得以生长”。

从《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小学教育的改造》以及后来的许多著作中可以看到，叶圣陶不仅很早主张并一贯坚持“儿童本位”“学生主体”的观点，而且对儿童具有自主学习、发展、创造的需要与潜能以及由此决定的现代教育本质作了具体、独到的分析和揭示。叶圣陶认为，儿童是自身学习成长的生命主体，自有适应实际生活需要求知求行、活动创造的本能、欲望和兴趣。同时，他又特别指出，儿童“固有文艺家的宇宙观”，“以直觉、情感、想象为其生命的泉源”。因此，在叶圣陶看来，教育就是“要以教育的价值为出发点，适应着学生的天性”，指导他们学习各种科目，“最要紧的是引导他们练成能处置未来，进而使自己成为更高尚的人的动力”；“教育方面，宜将儿童所固有文艺家的宇宙观善为保留。一方固须使其获得实际生活所需的知识，一方更须以艺术的陶冶培养其直觉、感情和想象，实际生活能和艺术生活合而为一，自然是最合理想的事”。

后来，在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叶圣陶又进一步阐明，儿童是“有生机的种子”，“本身具有萌发生长的机能，只要给以适宜的培育和护理，就能自然而然地长成佳谷、美蔬、好树、好花”。“教育的性质类似于农业”，“最主要的就是给受教育者提供充分的合适条件”，“让他们能动地利用这些条件，在德智体各方面逐步发展成长，成为合格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才”。

叶圣陶这些论述，立足我国现代社会变迁与儿童发展变化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并转化了杜威关于儿童具有学习本能、教育即促使儿童本能生长的理论。从一开始他就建立了儿童兼具求知者与文艺家生命特征、教育即将实际生活与艺术生活合而为一的儿童观和教育本质观，时至新时期他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以其对儿童是有生机的种子、教育即给以适宜的培育和护理，让其自然而能动地成长成才的科学理解，实现了对杜威儿童观和教育本质观的超越，形成了“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的科学基础，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深刻反映儿童生命自然与社会文化教育之关系的现代儿童观和教育本质观。

对“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和价值不断进行构建和阐述

叶圣陶“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对杜威教育理论的借鉴、转化和超越，深刻体现在作为其核心内涵和理念的中国现代教育目的与价值的构建中。

杜威认为，在建立既有个人自由又能共享利益的民主社会中，“教育的目的是要养成配做社会的良好分子的公民”。其中包括两大方面：一是“须养成智能的个性”；二是“须养成共同活动的观念和习惯”。教育养成良好公民，“不但是使新生一代适应当前的环境，还要养成他们继续不停地适应那未来而迅速发展的广大世界和日新月异的民主社会”。

叶圣陶在教育改革探索中，始终抓住“为什么而教”这一核心问题，对“教是为了不教”的中国现代教育的目的和价值不断进行构建和阐述。五四时期，叶圣陶基于他的新人生观和儿童观，提出教育的目的和价值是顺应社会与人的“进化之理”和未来之需，“使儿童在行为上得到新的人生观”，养成“自觉的，自动的，发展的，创造的，社会的”品德和习惯，“以至于达到最高的高度”，成为自主、健全的“现代人”“现代公民”。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概括教育的目的和价值为“不教”或“不需要教”，即要使学生“疑难能自决，是非能自辨，斗争能自奋，高精能自探”，成为具有独立自主品格和能力，能够“服务为人民，于国多贡献”的建设人才。在20世纪80年代，叶圣陶强调作为教育目的和价值的“不教”，最根本的是要使每个人通过接受教育和自我教育，都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世界与自身的变化发展，成为能够终身学习、自强不息，知变求变、改革创新，共建共享社会和国家繁荣昌盛的新人。

这些论述深刻反映了我国社会变革发展与人的变化发展对教育的根本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杜威关于现代教育目的及其人的个性与社会性、适应性与发展性相结合价值尺度的理论，并加以本土化、时代化；同时又是基于我国五四时期以来社会与教育变革实践，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精髓，超越杜威的教育目的和价值论，构建了作为“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核心理念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教育目的和价值。

探索“教是为了不教”的教育教学体系

杜威基于他的经验论哲学和教育实践，把养成民主社会公民的教育目的和“儿童中心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思想贯彻于学校教育教学。他提出，“学校科目的互相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并且创建了以“从做中学”为基本原则、以思维开展为内在逻辑的探究性活动课程与教学理论和模式。

叶圣陶在探索构建“教是为了不教”的教育教学体系中，多方面借鉴和转化了杜威的课程与教学理论。他在探索“教是为了不教”的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时指出，课程教材，要“以儿童生活为中心，取材从儿童周围开始，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逐渐拓张到广大的社会”；并且“适合儿童学习心理”，“尽量容纳儿童文学及日常生活上需要的各种文体”，创设引导儿童自主探究、欣赏、练习等活动情境，不断增强“科学性”和趣味性。在教学方面，叶圣陶十分注重学生思维的发展。他强调，“训练思想，就学校课程方面说，是各科共同的任务”；语文教学更要“把思想语言文字三项一贯训练”。他立足我国语文课程、教材、教学尤其是阅读和写作教学改革实践，深入研究并进一步提出了适合中国教育实际和语文学科特点、将语言训练与思维训练有机结合的发展学生思维特别是创造性思维的理论和主张，从而对杜威的思维与教学理论实现了多方面的超越。

叶圣陶“教是为了不教”教育思想基于本土实践，一方面吸收了大量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经验、智慧、话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学术视野、批判精神和时代风貌。这启示我们，中国特色现代教育思想要基于中国现代和当代社会与教育变革实践，以深邃的历史思维和开阔的世界视野，将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同借鉴外国先进教育理论相结合，并努力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真正形成中国特色现代教育思想以至它的科学理论形态和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

（作者系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江苏省叶圣陶教育思想研究所所务委员、研究室主任）

《中国教育报》2023年03月23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