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7年开始投入使用的统编小学语文一年级教材,采用“先识字后学拼音”的教学顺序,在“汉语拼音”单元之前,先安排一个“识字”单元。这一编排方式,在当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经过8年的教学实践检验,这一做法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当然,社会上也有个别不同声音,所以有必要对“先识字后学拼音”教学顺序的学理依据与实践基础再作简要分析。
从汉字的性质看
汉字作为世界古老文字中唯一持续使用至今的表意文字系统,其形、音、义之间的关系与拼音文字存在本质区别。汉字是记录汉语的工具,汉字的形音义三要素中,音和义来源于汉语中的词(词是音义的结合体),只有形才是汉字的本体要素。汉字在记录汉语中词的时候,是以自身的形与词的意义建立直接联系的,而不像拼音文字那样是以形与词的读音建立直接联系。例如,象形字“日”“月”就是勾画太阳和月亮的轮廓;指事字“本”“末”就是用指事符号标示所指的具体对象;会意字“休”用“人”和“木”组合表示人靠在树上休息,“明”用“日”和“月”组合表示明亮。这种形义关系使得汉字能够不依赖语音直接关联意义,形成了汉字特有的认知方式。特别是在前置“识字”单元中,专门为“日、月、山、川、水、火、田、禾”等象形字配上了图画和古文字形,让学生建立起从图画到古文字再到楷书汉字的联系,感知汉字象形性的特点,领悟汉字的造字原理,这对激发学生的识字兴趣、从一开始就确立汉字形义关联的意识是很有帮助的。
汉字构形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其中90%以上的现代汉字是形声字。形声字由表义的形旁和表音的声旁组成,这种结构使得汉字学习不是孤立的个体记忆,而是可以将具有相同形旁和声旁的字类聚在一起,进行集中识字。如“木”旁的字多与树木有关(树、松、柏、梅),“氵”(水)旁的字多与水相关(江、河、湖、海)。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常常由独体字充当,先学习一些构字能力强的基础汉字(如“水”“木”),可以为后续学习合体字奠定基础,符合由简到繁的认知规律。正如清代文字学家王筠在《教童子法》中所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这一观点体现了古人对汉字系统和认知规律的深刻把握。教材前置“识字”单元安排30多个汉字,其中多数为“人、口、耳、目”之类的独体字,也有“地、你、他、坐”等合体字,就是为了让学生初步感知汉字的形体特点和构形规律,为今后的语文学习迈出坚实的第一步。
从汉语拼音的定位看
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报告会上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明确说明了汉语拼音方案的用处,“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进一步明确其功能为“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而非独立文字系统。这一定位决定了汉语拼音在识字教学中的辅助地位。
毋庸讳言,汉语拼音方案在汉语学习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拼音既是注音工具,也是正音工具,很好地弥补了汉字字形与读音关联不够密切、形声字声旁不能精确标音的不足,可以精准标音,帮助人们统一发音,更好地学习普通话;拼音还是识字的桥梁,在学生积累一定识字量后,可以通过拼音自主认读生字,提高识字的速度和效度,扩大识字量。但无论拼音的作用何等重要,它也绝不可能与汉字等量齐观,更不可能取代汉字。
中国古代原来并没有拼音字母,常用的注音方式是直音法和反切法,前者是用同音字来给汉字注音,后者是用两个汉字来拼合一个字的读音,这两种方法都是汉字内部的注音策略。直到明朝末年,才开始引进外来的字母为汉字注音。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采用的是拉丁字母。可见,无论从其来源还是引进时间来看,汉语拼音对于汉字来说都是外在的东西,不是其本有要素。因此,识字教学的核心目标是汉字,拼音只是辅助汉字学习的工具,不能本末倒置。原来一入学就集中进行拼音教学的模式,学生根本不知道学拼音是干什么用的,误以为学拼音就是目的,违背了为帮助识字而学的初衷。语文教材对拼音教学进行了应用导向的改革,明确了拼音的工具性定位,强调拼音与已学汉字的结合,注重拼音在实际场景中的应用,增加实用功能练习,使拼音教学更加聚焦其工具本质,提高了学习效率和实用性。
从古今的实践经验看
中国古代汉字教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特别是以“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代表的古代蒙学教材,集中体现了古代集中识字、韵语识字、识字与育人相结合的教育智慧。由于直音法、反切法都是用汉字给汉字注音的,传统蒙学教育必须遵循“识字为先”的基本原则。学生只有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汉字,对汉字结构有了基本认识,对反切的原理和方法才能够理解。此时再去学习反切法,既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也具有可行性。这种教学模式一直延续了两千余年,形成了植根于中华教育传统的历史经验。
传统蒙学教育注重汉字的形象性,这也正符合儿童认知发展的规律。现代认知科学研究表明,儿童认知发展遵循从具象到抽象的基本规律,一年级的儿童多数为6—7岁,正处在以形象思维为主的阶段。汉字具有形象性、可解释性,能够通过图形联想帮助记忆。而拼音符号是抽象的语音代码,与意义没有直接联系,需要更高的抽象思维能力,而且拼音字母是舶来品,相对于常见的汉字来说,孩子们普遍会觉得外形陌生,存在文化差异感,不利于引发学习的兴趣,因此不宜先于汉字学习。
其实,关于“先识字后学拼音”的实践探索早就开始了。在本世纪初,有些地区就曾采用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先从学习汉字入手,经过几个单元的识字教学后,在学生积累一定数量汉字的基础上,再开始进行拼音教学,取得了一定的实践经验。2017年开始,全国统一使用统编语文教材,借鉴此前的相关经验,采取了“先识字后学拼音”的编排方式。刚开始,有些教师和家长对这种改变感到不适应,但随着新方法的优势在实际教学效果中逐渐显现,以及大家对其学理依据认识的深化,广大教师和家长对这一改革举措给予高度认可,新的教学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应该说,“先识字后学拼音”的教学模式不是简单的教学顺序调整,而是对汉字教学和语文教育规律的理性回归,是对古代教育智慧和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值得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推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字整理与规范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教育报》2025年11月17日 第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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