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弥儿》译介百年的教育启示

　　西方教育经典在中国的传播，从来不是简单的文本移植，而是一个不断被选择、阐释和重构的过程。卢梭的《爱弥儿：论教育》传入中国已有一百二十余年，经历了从转译、节译到原典直译的变化，也经历了从清末教育改良的思想资源，到民国反封建启蒙读本，再到改革开放后重新进入学术与公众视野的曲折历程。这个旅程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教育观念变迁的独特窗口：面对外来教育思想，中国读者始终在如何理解与如何使用之间寻找答案，每一次变化都折射出特定时代的教育思虑与价值追求。

　　作为救国工具的初次引介

　　《爱弥儿》在中国的译介，始于1903年罗振玉主办的《教育世界》，这份刊物于1901年创刊，是近代国内最早的专业教育刊物。该刊物连载了最早的中译本《爱美耳钞》，这份译本为日本人中岛端的中文重译本，底本取自山口小太郎、岛崎恒五郎的日译本，仅为原作的节选译本。彼时精通中西双语、兼具教育学识的本土译者十分稀缺，委托日本学者先行翻译，再由国人润色校订，是引进西学的权宜之计，这一传播方式本身就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生产的特殊性。

　　尽管只是节选，但卢梭尊重天性、反对体罚的核心思想精准击中了清末教育改革的痛点。以体罚和死记硬背为特征的旧式私塾被认为是扼杀儿童天性、阻碍国家进步的根源，《爱弥儿》为新式学堂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此时的《爱弥儿》更多是作为救国工具被精英阶层解读，目的在于通过改革教育、培育新式学童来挽救民族危亡，也为民国时期推行人本教育埋下了思想伏笔。

　　从思想资源到公共讨论

　　进入民国时期，《爱弥儿》因其对人性解放的呼唤而由精英圈层走向大众。真正推动大众阅读浪潮兴起的是1923年魏肇基的白话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也是国内第一个单行本。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之际，魏译本以通俗流畅的笔致有效降低了这部18世纪法国教育经典的阅读门槛，一时影响甚广。然而魏译本所据底本并非法文原著，而是一部英文节译本。中国读者与卢梭之间，实际上横着英文节译与中文转译的两道过滤：节译本身已是一次选择，哪些章节保留、哪些论证压缩，筛选之际原作的哲学密度已然稀释；转译则是二度过滤，卢梭教育思想中深嵌于法文语境的微妙概念在跨语言传播中易被磨平，读者最终拿到的往往是一个轮廓清晰却肌理简化的卢梭。此即间接翻译的普遍效应：理论内核每经一次转换便再度语境化，其保真程度取决于中转译本的完整度与概念跨语言传递的可译限度。

　　同一时期，对《爱弥儿》的接受并非单向度的赞美。1926年，梁实秋于《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次年，该文重刊于《复旦旬刊》创刊号上，其核心论点并未发生改变。正是这次重刊引发鲁迅发表《卢梭和胃口》予以回应，两人的分歧涉及如何评价卢梭、如何理解男女平等以及如何看待西方思想等更广泛的问题。1936年，曾有中小学教学经历的老舍写下讽刺短篇《新爱弥耳》，借用爱弥耳之名对教育问题展开讽刺，小说主角早早夭折，以悲剧隐喻功利化规训教育的失败。这些讨论表明，《爱弥儿》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进行思想交锋的重要话题。

　　从沉寂到原典译介

　　新中国成立后，受意识形态和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爱弥儿》的传播环境发生了变化。直至1962年，恰逢《爱弥儿》问世200周年，滕大春发表专题研究文章，才短暂填补了长期的传播空白。

　　1978年，《爱弥儿》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迟到的节点。李平沤教授自1960年起着手翻译，历经18年，直接依据法语原版的全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国内首个法语原典全译本。在此之前，中国读者读到的《爱弥儿》主要是日译转介的节选或者据英文节译本转译的白话本，卢梭思想中大量哲学思辨在层层转译中被简化。李平沤译本首次完整呈现五卷内容，为中国读者了解卢梭教育思想提供了相对完整的文本，也标志着国内对《爱弥儿》的译介开始走向成熟。

　　经典如何回应教育现实

　　步入21世纪，《爱弥儿》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进入深耕与活用的成熟期，译介层面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过去百余年占据主流的日、英文二手转译本逐步退场，如今市面上绝大多数版本都直接依据法语原版直译，有供高校教研的学术完整版、师范院校使用的教学专用本、面向普通家长的导读精简本，形成了分层译本矩阵。

　　更关键的是，研究越来越对接中国教育现状。不管是“双减”政策落地，还是社会热议的教育内卷、青少年心理问题，我们都能从这本书里得到启发。当代研究者也褪去了对自然教育的理想化滤镜，看待理论更加辩证：卢梭的思想诞生于18世纪的欧洲，有它所处时代的局限，不能直接照搬。我们可以汲取书中尊重儿童天性、拒绝功利灌输的合理内核，同时也应看到，这一理论以个体自然发展为逻辑起点，对社会环境与文化传统的作用关注不足，需要在本土化实践中寻求尊重个性与遵守规则的辩证平衡。这种辩证的接受态度，本身就是中国教育理论自信的体现。

　　《爱弥儿》在中国的百年旅程，并不是一条从误读走向正确答案的直线，而是一部关于如何阅读、如何使用外来思想的历史。从晚清的救国工具，到民国的思想论争，再到当代的辩证活用，每一次接受方式的变化，都对应着中国社会对教育本质理解的深化。今天重读《爱弥儿》，没有必要把卢梭塑造成能够解决所有教育问题的先知，也没有必要因为其时代局限而全盘否定。经典之所以能够持续进入新的时代，恰恰因为它既提供思想资源，也留下了值得争论的问题。对中国教育而言，真正有价值的不是照搬某一种外国理论，而是在理解其历史语境和思想边界的基础上，将其中有生命力的问题意识带回现实教育现场。这或许正是《爱弥儿》作为经典最重要的意义，也是所有外来教育经典本土化的普遍规律。

　　（唐果系四川外国语大学法语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版《爱弥儿：论教育》译者；韩璐系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

《中国教育报》2026年09月16日 第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