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花怒放在雪域高原

9月，日喀则湛蓝的天空下，青稞麦田一片金黄。

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跨越4000公里的路程，从平均海拔4米的上海，来到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80后援藏教师郁龙在这里收获了不一样的幸福。

“藏族孩子的眼睛特别纯净，不努力教给他们东西，都对不住他们。”虽然只来了一个月，但郁龙已经深深爱上了这片雪域高原。

2016年4月，教育部等部委正式启动“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决定选派800名教师进藏支教，每10-50名教师组成1个团队集中对口支援西藏一所中小学，“十三五”期间共援助西藏20所中小学。

格桑花，布拉达，你在日喀则，我在昌都，他在拉萨，800名援藏教师来了，用粉笔写下杏坛的诗情，用歌声唱出高原的神话。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

“来之前只知道援藏艰苦，但不知道这么艰苦！”西藏山南市委常委、副市长、湖南省援藏前线指挥部党委书记、总领队廖良辉的感受，是所有援藏教师共同的心声。

来到高原，首先面对的就是氧气关。

尽管学校里有专门的“吸氧房“，宿舍里有专门的”吸氧机“，但架不住高原反应来势汹汹，绀紫的嘴唇、发青的面容，是许多教师初到西藏时都会有的”标配“脸色。

“今天，你‘高反’什么症状？“成为援藏教师每天打招呼的常用语。

面对“高反“，援藏教师们使出了十八般武艺。

爱美的女教师王珏顾不得美了，因为缺氧导致鼻血不止，不得不经常在鼻子里堵着白棉花。

47岁的援藏教师陶佳喜来到拉萨实验小学后，血压居高不下，低压高达140，高压接近190，经常头痛难忍，为此他发明了一种方法——将保鲜袋套在头上再戴上帽子，强行发汗，这种土法子比吃药都管用。

当然，比“高反”更难的是学生这一关。

来援藏的教师都是内地中小学校的顶梁柱，收获的是为人师者的自信。但来到高原，他们的自信心遭受到严重打击。

“学生的英语平均分只有30分，有的甚至是个位数。“来自山东龙口一中的援藏教师程丽萍说起一年前的考试场景，仿佛历历在目。

“班上第一名的学生连根式的化简都不会做，有的学生甚至把‘－3＋5’计算出‘－8’的结果。”来自湖北孝感三中的援藏教师陈佐如说。

“高中生文科成绩还可以，但数理化成绩确实偏弱。”郁龙告诉记者。

这也正是“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从方案制定开始，就把加强数理化教师进藏支教作为选派重点的原因。800名援藏教师中，理科专任教师占比高达68%。

语言沟通难、学生基础薄弱、行为习惯没有养成……面对困难，援藏教师们选择放弃原有的教学定式，从学情出发，从零做起。

没有学过音标，就从头学起；不理解枯燥的化学公式，就从小实验开始体会化学的奇妙；没有体验过互联网课堂，那就到网上冲浪一把试试……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西藏学生的淳朴和刻苦是最让援藏教师们感动的。

“与内地学生相比，藏区孩子的听话、刻苦是印在性格里的，他们上课的时候真的是瞪大了眼睛认真听讲，看着他们渴望求知的目光，内心特别感动。”来自天津大学附属小学的援藏教师祖凤国由衷地说。

面对这种全然的信任与期待，高原反应的痛苦，夜不能寐的孤独，思念亲人的煎熬，仿佛在一刹那都不算什么。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这句话，几乎成为所有援藏教师的口头禅。

精神，的确是一种看不见却无比巨大的力量。

西藏最难熬是冬季，凌晨6点如同内地的4点，万物凋零，滴水成冰，作为西藏山南一高年龄最长的班主任，援藏教师陈佐如已经走在去往学校的路上，此时的他时常会看到贡布日神山上升起的道道霞光，在空旷的原野，是那样的炫目，照亮前行的道路。

“选择到世界屋脊行走，是长在心中的梦想，没有人能撼动我的脚步，孩子永远是我生命中的上帝。”他在日志里写下这样的诗句。

“改变的不仅是现在，还有未来”

“孩子还是那些孩子，但面貌已经不一样了。”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厅长杜建功告诉记者。

仅仅是一年多的时间，西藏的教育质量飞速提升。

就在今年，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历史上第一次实现文科理科上线率同时100%。

山南一高上线率达92.4%，创学校历史新高，实现历史性飞跃。新建校山南三高专科上线率达到80%，比去年高了27个百分点。

伴随着分数的提升，还有教学内涵的深层次改变，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科研形态……都在发生变化。

“援藏教师来了，他们带来文化的交融、管理的互动，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全新的教育理念。”曾经做过多年教师的山南市副市长扎西加措感叹道。

曾经沉闷的课堂逐渐活跃起来了，孩子们激烈的讨论声、开心的笑声越来越响亮。

单打独斗的个人备课越来越少了，发挥团队力量的集体备课开始成为常态。

教师不爱阅读、不愿意教研的情况少了，阅读与写作成为了新风尚。

变化的背后，是援藏教师工作队提炼的独门秘诀。

在日喀则一高，援藏的山东教师工作队从课堂教学上下功夫，实行“双备课组长制”，每周开展集体备课，采取“听一节示范课、集体评课、提炼模式、组内推广”的“四步法”，实现援藏教师与当地教师在专业发展上的同步。

去年11月至12月，日喀则一高开展了以“向不规范课堂教学行为宣战”为主题的援藏教师展示课活动，45名援藏专任教师每人执教一节展示课，不仅要体现“学案导学，高效课堂”的要求，而且必须使用“导学案”，来学校听课的各兄弟学校领导教师达120多人次。

在山南三高，援藏的湖南教师工作队从结对上下功夫，将援藏教师安排到三个年级授课带班，让他们与本地教师“结对子”， 实现“两个团队”的理念对接、人员对接、工作对接，目前已建立“一对一”“一对多”“青蓝工程”等结对帮扶关系164对。

山南三高年轻教师丹增顿旦说起师傅刘芳，用还不熟练的汉语表达着感谢：“我以前讲课教的是死知识，现在知道怎么把知识点串起来讲。”

这个年轻的藏族小伙子前不久还夺得了格桑杯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感觉教学越来越有自信。接下来，他马上要去湖南对口学校接受一年的培训。

800名援藏教师走进来，400名本地教师走出去，目的只有一个，培养一支永远带不走的优秀教师专业人才队伍。

事实上，在山南三高，经过一轮传帮带后，学校现在的中层几乎都是本地教师，援藏教师已经从台前转为幕后。

“像我这样年轻的高三年级组长，可不多吧。”90后益西曲珍俏皮一笑，很是自豪。

从输血到造血，是必须要走的路，也是从量变到质变的道路。

这其中，互联网是关键的一步棋。

上海教育援藏领队、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校长傅欣看到了互联网对教育的巨大影响力，专门把此前负责信息化教研工作的郁龙挖到了西藏，就是要把互联网的作用放大再放大。

“这么给你说吧，一个日喀则市，就有山东省那么大。”让傅欣印象深刻的是，他有一次下乡调研，车开了13个小时还没离开日喀则。

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从云平台开始，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傅欣打算由学校牵头，联合附近一区五县的10所学校建立“1+5+X”教育资源远程互动共享平台，即“日喀则市义务教育优质学校合作联盟”，这样一来，上海各区的优秀教师就可以在互动教室与日喀则师生进行互动教学、教研，拓展了教育援藏的时间和空间，提升了教育资源共享效益。

“教育援藏，不是重走一遍上海走过的老路，而是用科学、信息化的平台推动教育发展。”畅想日喀则教育的未来，傅欣用了7个字：“上海有啥，咱有啥。”

“收获的是感动，带不走的是为人师者的初心”

有人说，“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精髓在“团”。

的确，比起以往的零敲碎打，现在的形式是一次制度上的重大创新，它将过去的分散式援教变为集中力量，团队发力，其作用和意义是巨大的。

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团”字，让援藏教师感觉到温暖，重新发现了为人师者的意义。

在拉萨实验小学，12位援藏教师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

“二姐”魏小东每每感觉自己深处爱的包围之中：“下雨了就有‘三哥’陶佳喜来接我，想吃饺子就有‘小幺’袁焱包上了。”

援藏教师彼此互相学习、互相关心，也在互相传递感动。

“二姐，今天是我在西藏最幸福的一夜，所有的辛劳委屈，在我们一（8）班都化解了。孩子们的依依不舍，家长们的肯定期待，这才是我追求的目标，我圆了自己的梦，此生无憾！”说起王珏临走前发给自己的短信，魏小东的眼圈红了，声音哽咽了。

而这几乎是所有援藏教师的心声：“在这里，找到了最初当老师的感觉。”

这不就是为人师者的初心吗？

“一年多以前，你若问我‘为什么援藏’‘为什么留下来’，我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傅欣告诉记者。但在西藏工作了一年多之后，他深深体会到：“这个世界是真有情怀的。”尤其是在他亲眼目睹一位教师坚守在日喀则最西端的仲巴县，工作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小学也没有选择撤退之后。

在雪域高原，选择留下就意味着非比寻常的坚守。

这一点，日喀则市副市长李玉建最有感触。这位孔繁森同志的老战友，在世界屋脊的屋脊——“生命禁区“阿里一待就是36年，创造了外地干部在阿里工作时间最长的纪录，最近才刚刚来到日喀则分管教育。

在他看来，来到西藏，就有了高原情结，来了就不想走，离不开，放不下。

“当援藏教师间、援藏教师与本地教师间、援藏教师与本地学生间有了深度融合，建立起真挚的感情，就会形成‘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像糌粑和糍粑那样捏成团、聚成团、抱成团’的强大合力。”李玉建感慨万分。

短短的一年间，这种合力已经形成。

来自湖南澧县二中的援藏教师杨明去年8月来到山南三高，就接手了毕业班，谁也没有想到，一个班30个学生，他创造出了29个学生专科上线的奇迹。

尽管一个学期就瘦掉了11公斤，但杨明很欣慰，毕业时孩子们把哈达一条条献上，跳起锅庄舞，唱起感谢歌，那一刻杨明戏称“自己就像一只幸福的牦牛”。

“我们既是来送经的，也是来取经的。”援藏教师们这样说，在这片古老而现代的土地，五彩的经幡、洁白的雪山、湛蓝的天空净化着他们的灵魂，让他们的内心感到从未有过的愉悦。

“内地教育有功利化的一面，但在西藏，我们看不到功利，看不到世俗。”来自湖南石门县教育局的梅东波发自肺腑地说，自己愿意继续待下去。

这不仅是梅东波一个人的选择，也是许多援藏教师的共同选择。

就像藏族老百姓送给援藏教师的尊称——“尼玛”（太阳），因为有了太阳，皑皑的冰川化作潺潺的雪水流入雅鲁藏布江，因为有了太阳，大山也挡不住求知的欲望。此刻，他们不是过客，他们的根已经深深扎进高原的泥土里，让格桑花绚丽怒放。（相关报道见10版）

《中国教师报》2017年09月06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