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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一生肝胆为清华

发布时间:2018-03-14 作者:杨 阳 来源:中国教师报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代表作有《大学一解》《大学的意义》等。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极其重要的大发展时期。这一阶段,在能够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教育家中,梅贻琦先生无疑是第一流的人物。他带领清华学子敢于实践,勇于创新,把国外先进教育理念与清华办学实际相结合,使清华发展成为一个享誉中外的著名现代大学。

梅贻琦26岁时,即从海外学成归国,执教清华。在历任教员、讲师、物理系首席教授直至清华改制后的第一任教务长的10年间,梅贻琦担任过25种校内外社会工作职务,与清华师生建立了密切联系。良好的人际基础、踏实的工作作风,让梅贻琦很快得到众人赞誉,并于1931年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由此开启。这一切,离不开梅贻琦自身的办学思想。

梅贻琦从他的“大师论”出发,一向主张“教授治校”“民主治校”。所以,他聘请冯友兰、吴有训、周培源等名师来校任教,并为教授们提供充裕的经费、丰富的图书资料以及先进的仪器设备,为教学工作展开创造良好条件。在为教授服务的同时,梅贻琦并未忽略学生。

梅贻琦说:“教授不是给予之人,学生亦非接受之人,两者都是研究及创造者。”他非常重视学生的个性培养与全面发展,并强调理工学科的学生也要学习人文课程。他教导学生:“学子自身之修养为中国教育思想的最基本之部分,亦即儒家哲学之重心所寄。”他还鼓励学生发展专长,参加课外活动,并说:“人生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思、体会者,斯得之。”正是因为对学生的重视,梅贻琦在课程建设方面也是殚精竭虑。

梅贻琦首重基础训练,非常关注基础课程、基本概念与学科思维,要求学生要厚实基础。此外,他注重将国内外最新的科研成果引入课堂,引导学生了解世界科学前沿。在梅贻琦的主导下,清华大学的课程实行学分制与选课制,强调“重质不重量”,使得清华大学的学子特别是理学院的学生始终保持较高的淘汰率。故此,清华大学迅速崛起,开始与北京大学并驾齐驱。

在后人的分析中,梅贻琦采取了各种得力的治校措施。但在时人眼里,梅贻琦采取的是“吾从众”或“无为而治”的态度。他处理问题总是非常慎重,从不轻率表态,被戏称为“寡语君子”。但是,这种情况因战乱而发生了反转。

“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被迫南迁,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出任“联大常委会”主席的梅贻琦,一反往日谨慎细微的工作方式,果断地处理各种问题。梅贻琦说:“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对于当局迫害进步师生的各种要求,他基本没有采纳。此外,在错综复杂的情形下,梅贻琦依旧重视学校的教化作用。他认为,一地之有一大学,犹如一校之有教师也,“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校为表率”。他的努力,使得人们“在各个部门都趋于腐化的这些年月里,对祖国的前途,我们永远不肯绝望,就因为有这一座学府作砥柱于中流”。

在这样的理念下,在这样的格局下,在这样的胸襟下,梅贻琦于烽火连天的岁月,依旧积极倡导“通才教育”,并始终把“学术自由”作为治校原则之一,国难当头仍然培养出一大批栋梁之才,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难忘的篇章。

战后,梅贻琦先生于1950年赴美,管理清华在美基金。他拒绝了台湾当局的多次动用念头,始终坚持基金的办学用途。1955年,梅贻琦来到台湾,开始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设立“复校”步骤。但壮志未酬身先死,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成立的3年前,梅贻琦先生即因病辞世。他一生清苦,做了几十年的校长,竟无一点积蓄。亲友们挽曰:“桃李满天下,何须儿孙常绕膝;清华空有约,那堪鲲岛哭师门。”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区敬德书院)

《中国教师报》2018年03月14日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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