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负责谋平等，你负责争自由

有一次和其他老师一起商量学校的精神和理念，我拟定了这么几个词语：崇德、自强、共生、融合、求实、执着、仁爱、平等、担当、创造……最后又加了两个：健康和快乐。有的老师说，是不是应该加上“卓越”和“至善”，许多老师也觉得有道理，但是我有自己的想法。

教育，一定是教人为善的，教人向好处发展，但是不是一定要“卓越”和“至善”呢？这里就涉及一个教育观念的问题。我最喜欢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话：“在立脚点要平等，于出头处争自由。”这句话很耐人寻味，“要平等”讲的是基本的要求，“争自由”讲的是奋斗的目标，这两者混淆不得。至善，就是好得不能再好了，这不是我们的立脚点，教育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要做好得不能再好的“圣人”，这不切合实际。至于“卓越”，更是没有标准的事情，我们常说“卓越不只有一种表现形式”，可见“卓越”实在无法成为教育的目标。但现实呢？我总觉得我们的教育可以用古人的一句诗来描述，那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为了所谓的“卓越”而牺牲了人的天性和快乐。

有一次，我在一所学校听校长介绍他们的学科竞赛成绩，多少个市级一等奖，多少个全国一等奖，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朋友对我说的话：“我的小孩在这个班里做了三年陪读，结果连最基本的也没搞清。”我当时的回答是：“谁叫你去凑这个热闹的？”这其实还不是最严重的。我在西南某地调研的时候，听到最震惊的一句话是当地的一位村民对我说的：“娃儿去读高中，三年回来，读成了一个废人。”三年，陪读而终于失去对一门学科的热爱与兴趣；三年，读遍了语、数、英、理、化、生，却变成一个一无所知的废人。原因只有一个，我们的教育是不计较教育成本的，但凡有一个成功者，就可以无视数十上百个失败者的存在。卓越和至善，总是人群中的少数，因为成就少数而忽视大多数，教育就真的实现了它的价值了吗？

有人或许要说，所谓高标准严要求，要求高一点总归是好的。其实，这是一个需要被终结的关于教育的流言。当我们提出一个超越一般人性水准的要求时，更多的不是激发人们向上的意志，而是唤起他们自暴自弃、自我放纵的欲望。教育心理学研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叫“习得无助”（learned的

helplessness），大概就是描述的这种情形。当学生对教师提出的教学要求感到无法实现的时候，他们往往采取彻底放弃的态度。事实上，培养卓越没有尽头，好了还要更好，所谓这山望着那山高。但问题是，我们的教育却常常守不住最应该守住的底线，如最基本的文明素养、最基本的科学素养。一个人读了12年书，却没有基本的生活能力，对世事人情一无所知，我们的教育可以向社会交代吗？我们提出过要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但是不应该忘了，首先要让他们成“人”，然后才能够要求他们成为接班人。但是，我们总是想跳过最基本的，而直达最高端的。比如，我们都知道焦裕禄、孔繁森是优秀的甚至是卓越的基层领导，于是要求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成为“焦裕禄”或者“孔繁森”，结果并没有如愿。我们不否定的确有一些“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但是也出了一批贪腐败坏的坏干部，甚至这样的干部有很多。我们要求人人成为“雷锋”，但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似乎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

如果我们检讨这些年教育犯的过错，我想首先是教育观念出了问题。我们只盯着那些所谓的成功者，而忽略了教育的作用，它首先是要让整个社会变得更文明、更理性、更温暖。而一旦失去这样一个更文明、更理性、更温暖的社会基础，卓越者也只能靠天赋异禀来成就了。更可悲的是，一旦这些卓越者出现，我们却又沾沾自喜地以为是教育本身的功劳，这不过是自欺欺人。

教育其实首先应该关注受教育者普遍水平的提升，同时为每一个受教育者的发展提供可能的环境与条件。唯有如此，我们的教育才是真正对民族负责任的教育。一个刚从北欧旅行回来的朋友告诉我，她在那里感受到了安全与热情，虽然酒店未必有国内的奢华，但却实实在在让人感受到了温馨，“我觉得在那里旅行比在国内还有安全感”。这让我陷入深深的愧疚，因为我们的教育并没有在改善社会环境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

当面对那位不想让孩子继续读高中的村民时，我真的很希望能说：经过学校的学习，你的孩子才能够成为一位懂道理、会生活、体贴温暖的人。而且，我希望我说这样的话时，内心是充满了坚定的自信的。

《好教育改变人的气质》

郑朝晖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