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年度教师”詹森·卡姆拉斯在薄弱校体验成功

詹森•卡姆拉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约翰•菲利普•索萨初中数学教师。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96年通过“为美国而教”项目到索萨初中做志愿者，服务期满后留校任教至今。1999～2000年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2005年当选美国“国家年度教师”。

为捍卫教育公平而教

他或许会成为一名动物学家，因为他读初中时曾对动物产生过强烈的好奇心；他或许会成为一名商人、律师或国际问题专家，因为这些都曾是他的追求。但是，他最终选择了做教师，而且是在城市贫民区的学校做教师。他就是詹森•卡姆拉斯。

“我已经决定，我要为增加所有儿童的教育机会出一份力。我坚信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卡姆拉斯说。

当教师8年后，凭着“日复一日为消除教育不公平所付出的努力”，31岁的卡姆拉斯获得了美国教师的最高荣誉，当选2005年“国家年度教师”。他为首都华盛顿赢得了第一个“国家年度教师”称号。

“学生希望被推动朝着更高的标准前进，最终实现目标。”卡姆拉斯评价他的学生，“他们乐观向上，富有创造力。”他目睹了学生达到了他们从来没有奢望过的目标。

面对美国社会最大的不公

本科读公共政策专业的詹森•卡姆拉斯是通过“为美国而教”项目走进索萨初中的。“为美国而教”是一个在美国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志愿者项目，专门招募刚毕业的大学生到城乡薄弱校任教。

索萨初中位于华盛顿的贫民区。在美国的教育地图上，华盛顿的贫民区学校是最具挑战性的地方之一。卡姆拉斯坚信，“每一个学生都应该获得良好的教育”，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难以获得良好的教育，是当今美国社会最大的不公。

很快，卡姆拉斯就证明他是那种很难遇到且让人永生难忘的教师。放学后他会在学校里待到很晚，跟学生一起下棋；为了确保学生能够到校上课，他会开车找遍全城；他不仅勇于创新，还鼓励学生标新立异。

卡姆拉斯的一位同事说，卡姆拉斯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他在课堂上的创新：“他在课堂上总是让学生处于高水平的思维中。他是我们的榜样和动力。”

大胆的教学改革

在卡姆拉斯看来，要让薄弱校的学生获得同等教育机会，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是当务之急。为了使学生的数学成绩赶上来，卡姆拉斯想尽了办法。他成功地说服校长把数学教学时间增加了一倍，对数学课程重新进行设计，加强了教育技术的运用，力争使教学适应学生的各种学习风格，并将教学置于真实世界的背景之中。

教学时间增加一倍后，学生每天上两堂数学课，由不同的教师来教，他们各有分工。这样，教师就可以把授课速度放缓，减少每节课的教学目标，增加学习深度，提高学生对所学内容的保持率。

有人会问：既然增加了数学课时，肯定就会砍掉别的学科的课时，那么，卡姆拉斯砍掉的是哪个学科的课时？根据是什么？

卡姆拉斯回答说：“首先我要指出，我们没有砍掉艺术和音乐课时。我对艺术的重要性坚信不疑。我们缩减了午餐时间，还从其他时间段挤出了5分钟。学校的教职工一致认为这种化零为整的方式是最好的。”

数学教学改革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收到了成效。自从2002年颁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以来，卡姆拉斯的学生每年都达到了学区规定的进步目标。现在，他正在全校推广他的改革方案。

为孩子打开另一片天空

卡姆拉斯认为，教学不仅仅是分享知识，他还坚信自己能给学生带去更多积极的影响。

为了分享自己对摄影的热爱，同时增加学生对当地的了解，卡姆拉斯与人合作在1999年发起了一个叫“曝光”的课外活动项目，并一直担任负责人，还建立了网站。通过这个项目，索萨初中的学生学会了使用数码相机、图片编辑技术以及DVD制作软件，创作了图文并茂、反映他们的生活与社区风土人情的作品，并公开展出，和当地民众分享。

卡姆拉斯带着学生走遍全城，让他们拍下他们想拍的任何东西。他说，发起这项活动的目的是帮助学生用摄影来讲述自己的故事，通过摄影作品以及短文、诗歌来表达自己，以此来消除人们对低收入社区学校学生的偏见。同时，这也可以让学生了解他们生活的城市及其政治、社会和文化资源。学生在摄影活动中还学到了大量数学和读写方面的知识。

“学生们对周围的世界非常敏感，让他们做一个提问者、建立自己的世界观非常重要。”卡姆拉斯说，“我感到摄影是他们不受限制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并获得社会关注的一种方式。”

这项活动的经费完全是由艺术组织、慈善机构和个人捐赠的，学生们的摄影作品以各种方式在华盛顿特区展出，受到了市长和特区艺术与人文委员会的表彰。在卡姆拉斯当选“国家年度教师”之前的四年里，他从特区艺术与人文委员会、苹果电脑公司以及当地的企业和基金会那里为该项目筹集到了6.5万美元的经费。

2001年，为了表彰卡姆拉斯为“曝光”项目所做的工作，华盛顿特区授予他“艺术教育杰出贡献市长奖”，这是当地的最高艺术奖。

留下来的支教志愿者

教育始终是卡姆拉斯生命的一部分。他的母亲曾是纽约的一名教师，在家里经常跟家人谈及学校里的事。他还开玩笑说，作为家里三个孩子中的老二，他天生就是做协调工作的。

然而，真正让卡姆拉斯明确知道自己有教学兴趣的，是他大学时做志愿者的经历。在大二和大三之间的那个暑假，他加入了学校的学生志愿者委员会，到新泽西州特伦顿市的一所小学做学生辅导员，跟当地教师一起辅导贫困学生和学习困难学生。“我喜欢做教师。”卡姆拉斯说。

那个暑假的经历让卡姆拉斯看到了当今美国教育的一个严酷现实：很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学习水平落后同龄人两三个年级。“显然他们很聪明，只是没有其他孩子拥有的机会。”他说。

即便有这样的经历，学习公共政策专业的卡姆拉斯也险些未能进入教育领域。大学快毕业时，他曾强烈地想去读法学院，但实际上却没有特别的理由。当他填写法学院的入学申请表时，他总是回想起那年暑假与孩子们在一起的经历。“我没法儿写申请陈述，一写就会想起当年的辅导经历。”

就在那时，一张“为美国而教”的申请表落在了卡姆拉斯的膝盖上。他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决定申请去薄弱校任教。1996年夏天，他被安排到了华盛顿的索萨初中，并在两年的服务期满后留了下来，一直干到现在。

1999年，在索萨初中教了三年六年级数学后，卡姆拉斯暂时离开了那里，到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2000年，他回到索萨初中，教了两年社会课，连续教同一个班的七年级和八年级。从2002年开始，卡姆拉斯又教数学，同时教七年级和八年级。

帮助每一个学生实现最大潜能

卡姆拉斯的同事萨巴•碧瑞达称他是“公共教育特别是城市教育极度虔诚的呼吁者”。

“卡姆拉斯不缺机会，但他长年待在索萨初中，因为他坚信自己和学生有能力克服所有困难，取得成功。”碧瑞达说，“我坦白地说，如果没有卡姆拉斯，索萨初中就不会有效运转。这么多年来，他事实上还是学校的副校长、课外活动组织者、考试专家、教学组长和新教师的培训导师。他拥有一位杰出教师应该具备的所有素质——针对具体学生的教学能力、课堂管理和学校管理能力，以及最重要的素质——全身心力争使每一个学生都实现最大潜能的奉献精神。”

卡姆拉斯希望每个学生都实现最大潜能、取得卓越成绩的强烈愿望，不仅来自他对每个儿童都有权利获得良好教育的坚定信念，还来自索萨初中曾经在美国民权运动中扮演的角色。1954年为华盛顿特区所有公立学校解除种族隔离铺平道路的最高法院判例，就来自索萨初中。

卡姆拉斯说：“为了向这所学校在民权运动中所做的贡献致敬，我感到必须保证它成为社会变革的一个力量，让那些被忽视和被束缚的人获得提升。”

教学的最大挑战与回报

事实上你在读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教学了，是吧？

卡姆拉斯：是的，我在新泽西州特伦顿市给小学生和教管所里的人做过辅导。我还在一个暑假去加州做过服务美国志愿者（VISTA），那是我长大的地方。

是谁激发你成为一名教师的？是你的母亲吗？她做过教师。

卡姆拉斯：很多人，从我母亲开始，还有我从小学到大学的很多老师。

但最大的激励来自我读大学期间所做的志愿者工作。我利用暑假做教师和做服务美国志愿者的经历，尤其是我在贫困地区服务的经历，对我的决定具有很大影响。我清楚地看到了我们公共教育的不公平。我认为，这些不公平是我们国家当今面临的最大的社会挑战。我从那时便知道，没有什么能够比把我的职业生涯献给儿童教育更重要、更值得的了。

你是如何确定执教学生的年龄段的？你最初是与“为美国而教”项目签的协议，你对执教学生的年龄段有选择吗？

卡姆拉斯：我总是对中学比较感兴趣。在得知我可以去索萨初中后，我考虑了一下是去这所学校，还是去高中。后来我决定就去这所学校，因为我感到初中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年龄段，我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孩子，但他们正开始长大成人，形成他们自己的人格，因此与他们相处是非常有趣的。我希望能够为他们的成长发挥关键作用。

在“为美国而教”项目的两年支教结束后，你没有想过做别的吗？是什么让你留了下来？你原本有哪些打算？

卡姆拉斯：我一开始支教时并不确定自己在两年后是否会留下来。事实上我一直想去读法学院，但我很快爱上了我的学校、我的学生以及教学本身。于是我把法学院的申请表扔在了一边。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学了法律，我可能会是一个痛苦不堪的律师。

请谈一谈你在哈佛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到了什么。

卡姆拉斯：数学教学改革的思路来自那段时间。那时我还做了一些教育软件设计方面的事，并把它跟摄影结合起来。我还研究了分层教学，上课的时候能用到它。

你做教师的目标是什么？

卡姆拉斯：教师这个职业的一个美妙之处，便是你有很多机会对学生施加影响。也许有一天，我会创办自己的学校，努力扩大我的影响，检验一下我在成为一名成功的教师之后，是否能成为一名成功的学校领导。

你从学校获得的最大回报是什么？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

卡姆拉斯：对我来说，教学中最具挑战性的，是找到办法跟每一个学生都对上路。每一个学生都有独特的学习风格和社会、情感关注点，以及独特的人格特征。作为教师，我的职责便是尽可能地了解学生，以便能跟他们对上路，使教学能够有效地完成。这是一个相当具有挑战性的过程，特别是在中学，一名教师要教近150名学生。

但与此同时，应对挑战的过程也是教学中最富回报、最令人欣喜的，因为它给了我进一步了解学生的机会。随着教学的推进和对学生了解的加深，我得到了全班学生的高度信任。能够帮助我的学生达到他们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水平，这是最大的回报。

在薄弱校体验成功

2005年4月20日，美国白宫，玫瑰园。

“我的学生只不过是想获得追求他们的梦想的机会。”站在布什总统和第一夫人旁边的卡姆拉斯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

卡姆拉斯从布什总统手中接过“国家年度教师”的奖杯，成为美国中小学教师的形象代言人。

卡姆拉斯长着一张娃娃脸，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个穿着正装的学生，他一手拿着奖杯，一手跟布什总统握手，然后跟总统和第一夫人照相。

“他通常从早上7点开始工作，极少在晚上7点之前离开学校。”布什总统在讲话中说，“当有学生宣布‘卡姆拉斯先生，我会了’时，他心花怒放。”

卡姆拉斯笑了。

布什总统说：“一生有你做教师，你的学生是幸运的。有你这样的教师教导美国的下一代，是国家之大幸。”

工厂一般的学校

就在那个时候，在约10公里外，索萨初中120号教室里的学生正取出他们的尺子画矩形，有的安安静静、专心致志，有的大声喧哗、心烦意乱。

索萨初中坐落在安纳克斯提亚河东部的一座公园边上，那里属于华盛顿的穷人区。高高的烟囱让这座有着50年历史的红砖建筑看起来更像是工厂，而不是学校。

白色的旗杆上没有旗帜，学校大门口的一块牌子上写着“150米内不得有火器”，因为几年前，有两名妇女在附近的街上被人用枪打死了。安装在大门上的金属探测器每天都要对学生进行探测，经常会查出学生携带的刀具。

全校380名学生，除了40人外，其他人都有资格获得免费或优惠的午餐，这一资格只有贫困学生才有。一年前，46%的学生阅读考试不及格，数学考试不及格的则多达73%。

卡姆拉斯说，他不会总是盯着这些负面信息，他的目光一般集中在学生的脸上。

“学生每天都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力和幽默激励着我。”卡姆拉斯说，“教学是一项要求非常高的工作，我珍惜每天跟学生相处的时光，教师每天都能够对学生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从了解学生开始

卡姆拉斯跨出大学校门时风华正茂，而他来到的这所初中则显得老态龙钟。

学校的老师跟他谈学校的各种问题，包括经费短缺，以及一些学生面临的经济困境。他说：“有的学生还遭受过暴力。”

但从一开始，卡姆拉斯就决定“永远不用负面因素来预测学生的能力或潜能”。

在执教的第一年，卡姆拉斯努力去了解每一个学生，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孩子、他们关心什么、他们作为学习者有什么需求，把他们当成独特的个体。

卡姆拉斯每星期都要和他的学生温达尔下一次棋。“温达尔通常会赢，我已经尽力了。”他说。

一盘盘棋下下来，卡姆拉斯了解了这个学生和他的家庭，他努力想办法激励他“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争取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

“我想，第一年执教时，我在学习如何把学生吸引住，如何把他们的激情释放出来，并使它从兴趣爱好转移到课堂学习中来。”卡姆拉斯回忆说，“我想利用它来做催化剂。”

温达尔在1999年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从索萨初中毕业。他上高中后，卡姆拉斯还经常帮他辅导数学和科学。后来，温达尔进入亚特兰大莫尔豪斯学院读电子工程专业，成为他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

“他对我说：‘温达尔，你有巨大的潜能。’”到白宫玫瑰园参加卡姆拉斯颁奖典礼的温达尔回忆说，“我说：‘我注定会干大事业。’他说：‘永远保持这个梦想。’”

去哈佛充电

在从事了三年教学工作后，卡姆拉斯感到自己进入了高原期。为了获得新的动力和技能，他打算到研究生院去充电。最终他选择了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因为那里有丰富的课程可供选择，还可以为自己制订一个关于教育技术与教育政策的学习计划。

“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我有机会对教育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不仅在实践操作层面思考，还在宏观政策层面思考。我能看清自己在教育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以及我的志向。”卡姆拉斯说，“我想，这对我很有好处。”

卡姆拉斯兼顾着教育政策与教学法两方面的学习，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理查德•莫纳内教授的教育政策课程，该课程使他对教育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批判和系统的思考。“它对我非常有帮助，使我豁然开朗。”卡姆拉斯说。

成功的改革

从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毕业后，卡姆拉斯回到索萨初中，准备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的改革理念是，一方面保持对学生的高标准、高要求，一方面使学生为自己的教育负起责任来。

“我想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在发生一些类似的事情，但影响我们帮助学生取得进步的最大因素，是实现这两个方面的观念的转变。”

卡姆拉斯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是孩子们的学习落后太多，他们几乎没学到最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当他们进入更高年级时，问题将会非常严重。

卡姆拉斯从课程改革入手。他采取的重大改革措施包括增加一倍的数学教学时间，这样，每个学生每天能上两次数学课，每次45分钟；他还将数学教学分为两大部分——基础技能和数学概念。

“对我来说，很多改革措施属于常识。”卡姆拉斯说，“你的学生数学成绩落后了4个年级，如果每天只给他们上40分钟的课，时间肯定不够，那就做点儿什么吧：给他们更多时间。”

当然，增加数学教学时间也遭到了部分学生和成人的反对，他们质疑每天近两个小时的数学教学能否让学生吃得消。

但卡姆拉斯说：“我始终认为高要求的观念具有普遍的意义。如果你看看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你就知道这个观念并没有扎根，我们真的没有坚持高要求；但每天两个小时的数学课则是高要求的具体体现。”

一天两节数学课的方案一开始在七年级实施，一年后便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统考不及格的学生从80%减少到40%。后来，这个方案被推广到了学校其他年级。

此外，卡姆拉斯还让学校自己编写教材。“我们感到现有的教材不起作用，我们收集了大量资料，努力根据学生的生活背景创设教学活动。”

卡姆拉斯虽然重视学生的考试分数，但是他说：“我不只看考试分数，也不只看经济条件。我的学生不是由这些东西定义的。我的学生开朗上进，富有创造力，且很有幽默感。我的学生热爱学习。我相信所有孩子都有深入了解自己和周围世界的内在愿望。我希望每一个学生都有同等机会实现这个愿望。”

《在与众不同的教室里：8位美国当代名师的精神档案（修订本）》

李茂 编译

源创图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