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慧：“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位翻译家”

郑永慧（1918年—2012年），原名郑永泰，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942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历任上海震旦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助教，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讲师，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法语硕士生导师，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1953年，他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8年荣获“鲁迅文学奖”并获全国优秀文学翻译荣誉奖，2004年荣获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共翻译出版了四十余部法语名著，其中包括巴尔扎克、雨果、左拉、大仲马、纪德、乔治桑以及梅里美的作品等。

对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热爱阅读法国文学作品的人来说，郑永慧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柳鸣九赞誉他：“在中国的翻译家之中，郑永慧先生大概是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位了。”云山苍苍，江水泱泱，斯人虽已逝，音容却犹在。我们采访了郑永慧先生的儿子、知名驻法记者郑若麟先生，一同回忆郑老先生，谨以轻盈数行，感怀大师风采。

玉壶存冰心

在形容父亲时，郑若麟先生用了“纯粹”二字，“父亲是一位书生气十足的知识分子，更是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的确，郑永慧先生的学问人生恰似一股清冽的泉水，孜孜不倦又纯一不杂。

“父亲认定一件事，就会拼命去做。”在翻译的道路上，郑永慧先生纯粹的态度始终如一。任课之余，郑老每天都会坚持翻译法语著作，直到达到每天定量的字数才肯歇息。正是这种纯粹的坚持，郑老一生完成了六百余万字的法语文学作品翻译，将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梅里美、大仲马、萨特等人的思想传递给国人，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对于法国文学和法国先哲思想的认识。

不仅译作等身，郑永慧先生对于翻译的质量更是精益求精，深厚的文学造诣和炉火纯青的写作功底使老先生做起翻译工作来得心应手。据郑若麟先生回忆，父亲翻译时不打草稿，往往先在脑中深思许久，下笔便一气呵成，但几乎没有不当之处，篇篇堪称精品。译笔入神之功源于博览群书之力，郑永慧先生家中藏书众多，其中以法语文学作品尤甚。他在闲暇之时的最大爱好便是读书，以书中的文字慰藉自己的精神世界。除去文学作品外，郑永慧先生还跟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家中长年订阅着各类报刊，不仅自己阅读，郑老还与家人一同分享读报的乐趣。郑若麟先生想起年幼时帮父亲从邮局取回法语《人道报》与父亲共读的经历，至今仍觉得温情满满。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扎根生活的中国文学创作虽然“接地气”，却缺少了一些想象力。为了给国内文学创作形式带来新的活力，郑永慧先生开始翻译法国“新小说派”的作品，并与该流派的创始人、代表作家阿兰?罗布—格里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互通书信数十年。郑老一生埋头于书本，略疏于社交，却能与罗布-格里耶成为挚友，不仅因为他们都沉醉于法国文学，更因为他们都拥有一颗纯粹治学的心。与郑老一样，罗布—格里耶也是一位朴实、单纯的知识分子，一生都生活在自己的思想中，心无旁骛，不为世俗所扰。两个纯粹的灵魂因文学相遇相知，又因同样珍贵的品质而惺惺相惜。

作为一位具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郑永慧先生对当时的社会问题也十分关心，但他并未选择直接涉入政治，而是将翻译作为个人为社会问题发声的工具。郑永慧先生认为，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自己无须多言。当他意识到当时的中国社会缺少了某种思想时，便会对外国思想家优秀作品进行翻译，让国人们拥有更开阔的眼界和思维。翻译工作结束后，自己的任务便已经完成，应该把剩下的思考权交给人们，让人们自由地去研究、去思考，若产生了进步的讨论和启示，原有的问题便会得到解决。郑永慧先生将法国“存在主义”流派代表作家让?保罗?萨特的著作引进国内时，便是抱着这样一种纯粹的想法，他认为“存在主义”流派的思想需要被当时的中国社会认识，便以一己之力翻译了萨特的大量作品，让当时的国人有机会接触到这样先进、独特的思想，从而引发自身的思考并做出相应的行动。

拳拳家国情

郑永慧先生早年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辗转求学的经历让他对中国、对中华民族都有着赤诚的热爱，这份报国热忱，正是他一生的信仰。

1918年，郑永慧在已是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海防出生，靠着去世的父亲留下的遗产在越南读完小学后，他前往香港求学。然而，在彼时被英国占为殖民地的香港，华人地位依旧低于白人。从一个殖民地前往另一个殖民地，被殖民所带来的屈辱与压迫感让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的郑永慧愈加渴望回到中国，寻求独立。最终几经辗转，20世纪30年代，他终于乘船来到上海求学。可是载着郑永慧从香港前往上海的船停靠的地方，依旧是时刻提醒着他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法租界。郑若麟先生回忆：“我父亲年轻的时候还练过武，因为他觉得练武可以保家卫国。”年轻人的想法虽然“幼稚”，但对于当时辗转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艰辛求学，因国力衰微而没有民族自尊的中国少年来说，拳拳赤子之心尽数饱含在这一看似可笑的理想中。

郑永慧先生最后没当成“武夫”，却在震旦大学法学系做了学生。“他为什么当年学法律？因为他认为法律可以捍卫弱者。”郑若麟先生谈起父亲的最初专业，指出这一选择与郑永慧先生的爱国之心密切相关，“他出生在越南，然后前往香港，再到了上海发现居然还是有法租界，对他的心理冲击很大，所以他很向往民族独立。”看着当时的中华民族在来势汹汹的外国侵略下挺不起腰杆子，国人地位低下，心中怀着人民的郑永慧先生选择了以法律为武器保护弱者。

而郑永慧先生后来走上翻译道路，除了骨子里对于文学的喜爱，更大的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想要从精神上唤醒中国。对祖国与民族的爱让他思考：在当前局势之下，什么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是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启蒙。郑永慧先生在翻译作品的选择上，没有任何求名求利的思想，他认为中国缺少什么思想他就译介什么。提起郑永慧先生最为心仪的《九三年》以及其余雨果的作品，郑若麟先生说：“我的父亲亲身经历了中国的贫穷落后，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因而是那么由衷地拥护革命、欢呼革命，对革命带来的中国彻底的独立和解放是那么刻骨铭心。”正是因为郑永慧先生认为雨果所倡导的革命与人道主义，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有很大的意义，所以决定翻译他的作品，让更多的中国人领悟到雨果崇高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对于这片土地的热爱并不直接通过对政治问题发声来表达，却借由翻译作品来传达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与对人民精神世界的关心。

在翻译事业上，郑永慧先生游刃有余，但他觉得自己可以作出更多的贡献。于是，在1964年，郑永慧先生欣然接受了到国际关系学院法语系担任教授的邀请。他放弃了在上海的工作，离开妻儿只身来到北京，一边在国际关系学院的三尺讲台上授课，一边仍笔耕不辍翻译着法国文学作品。据郑若麟先生回忆，当时的国际关系学院刚组建不久，物质条件相对比较艰苦，但是对于认为外语教学也是开拓民智、启迪民众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的郑永慧先生而言，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培养下一代法语人才的机会。“他曾对我说，一个人翻译当然很重要，但培养一批翻译家更为重要。”为了让更多的学子通过法语认识外面的世界，更好地建设祖国，他在国际关系学院教书育人近四十载，可谓桃李遍天下。

慈让师友恩

因为驻法记者的身份，郑若麟先生在工作中时常会遇到父亲的学生，“接触过好多他的学生，对他的评价清一色都是：钦佩他的学术，更钦佩他的为人。”学术水平高，为人朴实正直，是对郑永慧先生最真实的评价。他的学术造诣与人格魅力时常让学生追思感怀。

对于学生而言，作为译著等身的翻译家的郑永慧先生并非不苟言笑，反而十分平易近人。旅法学者、作家郑鹿年就曾是郑永慧先生的学生，在1963年入读国际关系学院法语系，在大学二年级时听闻新来的老师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心里充满了好奇：大翻译家该是什么样子？直到郑永慧先生出现在课堂上，他并不像郑鹿年想象中的大文豪一样风流倜傥、气宇轩昂，而是一个衣着平常、貌不惊人但一脸福相的中年男子，“见了我们满面堆笑，非常客气，完全没有大翻译家的架势，只有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后弥漫的目光里透露出丝丝睿智。”

待人亲切的郑永慧老师上起课来很是风趣，十分擅长抓住学生的注意力。郑永慧先生为了教会学生“脚尖”（sur la pointe du pied），他真的像芭蕾舞女演员一样脚尖点地；为了讲解“蹲下”（se blottit）的意思，他装作一个可怜虫“蜷缩一角”，这些课堂上形象生动的教学，令郑鹿年记忆犹新。郑永慧先生不仅在课堂上风趣，而且平时也富有幽默感。郑鹿年记得有一次郑永慧先生与学生一起下乡帮助农民夏收，老师和学生一起睡在一个大谷仓的通铺上。一天劳动下来，晚上聊天时，郑永慧先生突然问：“你们知道世界上最便宜的香烟是什么牌子的吗？”学生们面面相觑，不知答案。老师微笑着说：“叫CDA。”看着大家困惑的样子，郑永慧先生说：“就是cigarettes des autres（别人的香烟）。”整个房间的人笑作一团，疲倦也烟消云散。学生时代的这些场景和这样一个质朴可爱的老师令郑鹿年时常感怀和追忆，在《校庆拜见郑老师有感》中他写下“九二师长犹面命，六三学子俱怀恩”，其中“九二师长”指的就是时年92岁高龄的郑永慧先生，笔触中满是对师生之情的感念。

蔼然可亲的郑永慧先生在与家人的相处中，也一样温柔耐心。“在刚刚接触英语的时候，我十分兴奋，就根据课本上的例句拼凑了一封英文信，寄给在北京任教的父亲。父亲很高兴地用英文写了回信。”直至现在，郑若麟先生每每回忆起这封信，仍觉十分温馨。在法语学习上，郑若麟也曾就读于国际关系学院法语系，尽管彼时父亲郑永慧已经不再担任本科生导师，但对于儿子的学业也时常指导一二，“当我把翻译的东西给他看，他会很认真帮我修改。”郑若麟先生也曾尝试翻译雨果的《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雨果的用词谨慎，在翻译的时候也很难找到贴切的替换词，我的父亲会给我指出很多不足。”郑永慧先生对阅读的热爱也影响着家庭的氛围，即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窗外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郑永慧先生也口述法国名著给孩子们听，法国文化就这样在郑若麟先生姐弟的心中扎了根。也许，这是作为一个父亲对孩子最好的言传身教。

作为一个劳绩惊人的工作狂，郑永慧先生翻译起来常常“形同苦役”。郑若麟还记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往往要译至深夜，而母亲则在旁边默默服侍，做宵夜慰劳。感激于妻子的付出，他取太太邓慧群名字中的“慧”字，组成译名“郑永慧”，时至今日，“郑永慧”这个译名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他的本名“郑永泰”。正如郑永慧先生饱含相濡以沫深情的笔名一样，他与妻子一直琴瑟和鸣、伉俪情深。据郑老的学生回忆，在郑永慧先生只身前往北京教书的时候，学音乐出身的邓慧群女士曾亲自弹钢琴为爱人送行。郑老先生退休后，在国际关系学院的家属区里，还经常能看到他和太太一起跳交谊舞，成为校园一景。

专心治学、诚心交友、真心报国，郑永慧先生一生的译作有四十余部，共计六百多万字。怀瑾握瑜的郑老用兢兢业业的一生为中法文学之间的交流搭建起一座坚固的桥梁，也打开了西方先进思潮进入中国的大门。先生虽已作古，但其搭建的桥梁、开启的大门至今福泽后人。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吾辈后生，定当自强！（作者：蓝曦 赵心婉 翟丽影，单位：国际关系学院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注：本文主要整理自郑若麟先生的采访。文中师生故事借鉴国际关系学院郑鹿年校友发表于《坡上忆文》的回忆文章《记忆的花絮献恩师》.

《北京教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