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西学 治中学：现代学科创设中的师门传统

现代中国的学术传承与进展，与海外学界关系极为密切。它一方面延续传统师徒制的共同体连接，以“导学关系”为学术研究方法和流派成型的纽带，另一方面则不断受益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冲击。在一个师门里，弟子在延续师承的同时，也需要加入自我“发明”，而这种“发明”很可能来源于海外。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与海外学界交流日渐增多以来，这种现代学术的师门传承关系更加明显。每一代有师承关系的学人都以三种对知识、价值与方法的关切回应着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从广泛阅读和交往（包括与海外学界的交往）中学到的；自己生成的。自我生成的知识、价值与方法，须以前两者为基础，再增以己见，才能成学术之创新。学界的知识传承，无不以这种创新为傲。而这种创新基本来自于古与今、中与外的对话。我是学文艺学出身，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我从自己的师承一脉说起，试着呈现一段学术共同体发展的独特历程，并以此铭记对几位老师的感激与怀念。

师门传统：一门现代学科领域的确立

文艺学是一门中国特色学科，奠基人是曾留学日本的黄药眠先生。1953年，黄先生在北师大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他是我导师的导师。

这位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的爱国民主人士，早年曾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抗战胜利后在香港参与创办达德学院。他的学问有着清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但正如我的导师王一川教授所言，他是“一名隐秘地传承了中国古典诗歌气质的浪漫主义者”，在浪漫中更饱含了中国古代文学关怀社会的理论传统。

我导师的副导师童庆炳教授，就直接受教于黄药眠先生。1983年，他协助黄先生创设中国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而王一川教授就是1985年入学的全国第一批文艺学博士生。童教授的学问以红学起家，而他回忆起自己的大学，说“当时的快乐几乎都是‘苏式’的”。在1963年-1965年、1967年-1970年两个时段，他赴越南、阿尔巴尼亚任教，避开了国内的纷扰，又通过海外经历更加坚定地确立了把中国古代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结合起来思考的路径与方法。直至童教授的晚年，在他给我们上的“文心雕龙”课上，也总能体会到这种中西方合而论述的新意迭出。

我的导师王一川教授在博士阶段接受的师门训练，即来自于此。1982年，王老师进入北京大学攻读文艺美学硕士学位，其导师胡经之教授以中国古典美学为教。但王老师说，他的“学术道路的真正起步，是对西方体验美学的研究”。这一研究就起点于他在导师黄药眠先生、副导师童庆炳教授指导下写的博士论文《意义的瞬间生成》。那时，国内对西方美学的理解集中于生命、感性、体验，个性自由与自主冲动极为盛行。这篇博士论文影响颇大，至今仍有不少学人自述深受其启发。只是，他虽写的是西方，但当时并没有到过西方。而更有意味的是，他自己很快就偏离了这篇博士论文树立的研究方法与聚焦方向。

导师治学：一项人文学术演进的个案

1988年1月，童庆炳教授递给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王老师一份教育部红头文件，“到英国做博士后研究吧。”他说，“将来年轻人都必须出国才有大出息。”童教授鼓励王老师尽力安排好家庭的事，抓住这一宝贵机会走出去见见世面。那年8月，王老师赴英国牛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合作导师是著名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特里·伊格尔顿。在牛津大学，他自谓遭遇了一次“语言论震惊”（linguistic shock）：“不同系科的课程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语言’和‘语言论转向’等问题，而我在国内时所认为热闹的体验美学早已成为明日黄花。”

那时的中西方相隔确实遥远，彼此间的思潮绝少呼应。这种震惊让王老师发生了巨大转型。1984年他到北师大任教，边教书边读博，总是把自己标举的体验美学融入教学，课堂上热烈而融洽，课下就着大白菜喝啤酒谈美学，几乎零距离地进行师生对话。而1989年秋，他结束牛津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回到北师大，这种现象就少有了。他以修辞论美学跨越了体验美学，教学上也倾向冷静的学术梳理和批评实践，多以语言学模型来分析中国文艺文本，告别了当初课堂的想象与激情。王老师说，一些当年的学生陆续考回来读研究生，发现课堂变化很大，“我深知他们要的是什么，但我确实已无法回到从前了。”

我的理解：一条基于师门传统的准则

我就是在王老师的学术方向转型之后拜入师门的。2003年，我入学北师大文学院，同样深感“语言论转向”的震惊。中学时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对审美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想象，可一入大学课堂，就被老师“文学概论”课上严谨的理论范式分析所震惊，觉得理性冷峻、正儿八经的条分缕析，实在不美。而后来，在几乎每一门选修课上，我都能听到结构主义、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叙事学、符号学等名词。这对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县城学子而言，本身就是一种震惊。甚至可以说，我读书的起点即来自西方的“震惊”。因为进入大学之后，我读的第一本理论书就是王老师在课上推荐的《铁屋中的呐喊》。

这本书的作者——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本身就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批评大家。2011年，他还邀请王老师到访哈佛。从李欧梵的书里，我读到了一种过去从未明确意识到、却又朦朦胧胧有所感觉的鲁迅对“黑暗之力”的迷恋，便以此为线索，又读了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和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从而认识了文艺学研究要达到的学术效果，也学会了顺藤摸瓜的读书法门。李欧梵的研究为王老师转型之后的一条学术准则做了示范，即“读外国书，解决中国问题”。

后来，我跟随王老师做上世纪80年代的“强国梦”论争，做第六代导演的城市电影，都是在这一准则下做的延展。我一度还勃发出宏大的学术“野心”，想融汇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实用主义和宋代理学，统合出一个足以诠释当代中国文艺现象的生活论批评框架。近年来，我又想回到文本和符号，从当代中国的泛媒介文化现象中爬梳出一种新的“泛在文本观”。我用以活络思路、剖析对象的理论主要来自西方，工作领域也稍显离开文学，进入了媒介与美育，但我的关切始终离不开师门的传承，离不开那种在中西方对话中展开思辨的路向。

如果说童庆炳教授那一代学人接受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如现实主义、典型论、人民性、大众化等范式和中国古典文学等，那么他们就是把这些来自西方的理论与中国后来的发展语境相结合，生成了审美意识形态、心理诗学等原创性话语，并教给了他们的学生。如果说王一川教授那一代学人接受了上述原创性话语，同时受到西方体验美学、自由、主体性等范式影响，那么，他们又把这些来自中西方的理论与中国后来的发展语境相结合，生成了修辞论美学、文体诗学、文化诗学、兴辞诗学等范式，教给了他们的学生——我们。当然，这只是极其粗略的区分，比如文体诗学、文化诗学等领域，显然是上述两代学人通力合作，而又以童庆炳教授那一代学人为主导而产生的本土理论范式。而每忆及此，我都会想，我们这些学习了经典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文化诗学、英国文化研究、美国经验学派，乃至多元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的“80后”学人，又要拿什么去教我们的学生呢？每想到这里，我就会感到“传灯”使命在前。

在我熟悉的这个学科，每一代学人都在有限的条件下，立足于他们的学术传统和时代语境，努力接纳来自全球的知识，最终形成属于他们的方向与方法，并教给他们的弟子们，再由弟子们去延续其路，另辟其途。在这里，师门传承是一条根本的血脉。我是2012年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出国留学的，那时与王老师1988年出国时的语境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以互联网为媒介，西方学问进入中国之迅速，让中外间的知识论差异并不大。所以，在美国杜克大学，我跟随著名汉学家罗鹏（Carols Rojas）读书时，没有遭遇到多么明显的学理“震惊”。相反，我发现海外汉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其实高度关切当下的中国，包括文学、电影等。而当年的许多“震惊”，比如后殖民、种族、身份等话题，都起源于“美国问题”。它与中国传统和自身演进的语境并没有发生学意义的关联。

这坚定了我从学师门而继承来的那条准则：读西学，治中学。这不是说只读西学，而是说读西学的目的是为了治中学。在媒介早已全球化的时代，只有于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之中，中国学术才能不断积累与发展，才足堪开创出匹配民族复兴大势的“大学问”。我希望自己能把这一师门传统延续下去，因为“师门”本身就代表着知识的积累、光明的传递、斯文的不灭与弦歌的永续。（作者 林玮 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赴美国杜克大学留学）

来源：神州学人（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