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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至14世纪中国历史疆域的发展与疆域管理

发布时间:2022-02-18 作者:丁慧倩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民族教育》杂志

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到底有多大,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历代王朝以及各政权的疆域不同,既需要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情境之中整体理解中国的历史疆域,又需要在现实中正确理解“中国”空间范围的含义及其形成。

20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多民族国家的建设,推动了学术界对中国历史疆域的思考和争鸣。尤其是随着对清末杨守敬《历代舆地图》重编改绘工作的推进,如何划定中国历史疆域成为摆在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时期中国的范围。这个疆域范围不是中国王朝史上的最大疆域,也不是历代王朝疆域的叠加,它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最终形成时的疆域,代表了中国历代政权和各民族共同缔造国家的历史过程和最终结果。

多政权的疆域扩展

中国历代正统王朝、区域政权和民族政权的疆域各有不同,疆域复杂的变迁过程以及对疆域的管理方式,为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10世纪到14世纪,中国经历了多政权分立到蒙元统一的过程,各政权的疆域有所变化。

北宋基本上恢复了唐朝后期的疆域,这是中原王朝传统的统治核心区域。南宋时期,澎湖地区纳入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辽朝位于北宋以北,由一个地区部落联盟成长为东北亚局势的主导者,东北疆域到达鄂霍次克海。辽朝与朝鲜半岛的高丽政权接界,北部疆域到达贝加尔湖南岸,西部疆域越过阿尔泰山,到达斋桑泊以西、额尔齐斯河流域。金朝灭辽后,取得了辽朝的大部分疆域,分布在黑龙江入海口和库页岛上的吉里迷和兀的改人都归附了金朝,北界的火鲁火疃谋克地处外兴安岭南侧。

9世纪20年代,蒙古高原上强盛一时的回鹘汗国逐渐衰落。840年,回鹘可汗为黠戛斯所杀,都城被攻占,牙帐被焚烧,汗国崩溃,部众离散,大部分回鹘人离开蒙古高原,在庞特勤率领下向西迁移。到达天山南路和葱岭以西的回鹘人与当地的葛逻禄、样磨、处月等部联合,建立了喀喇汗王朝。迁往河西走廊各地的回鹘人建立甘州回鹘政权,迁至今新疆吐鲁番和吉木萨尔一带的回鹘人则被称为西州回鹘,也作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的疆域大部分在今天的新疆地区,其西部边界到达咸海以及阿姆河、锡尔河下游地区。12世纪初,由辽朝贵族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政权崛起,喀喇汗王朝成为西辽的附庸,今新疆全境和帕米尔高原以西至咸海的广阔地域都成为西辽的领土。

青藏高原强盛的吐蕃王朝在9世纪中叶分崩离析,吐蕃诸部处于分裂状态,但在军事实力和自然条件的影响下,吐蕃诸部仍然控制着青藏高原、川西高原,以及今克什米尔地区大部分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部分地区。

在西南地区,南诏的疆域被937年建立的大理段氏政权继承。段氏接受宋朝的封号,其西部疆域到达今缅甸北部那加山脉以东和萨尔温江以东地区,南部包括老挝西北部和泰国的北部。

日出至日落之地

辽金时期,西至阿尔泰山,西北至叶尼塞河上游、额尔齐斯河,北到贝加尔湖,东到大兴安岭,南达阴山、额济纳河一带的广阔地区,居住着各部落的居民。波斯史学家拉施特主编的《史集》将12世纪中叶活动于蒙古高原的部落分成三类:蒙古部、蒙古语部和突厥语部。除了“有毡帐的百姓”外,蒙古高原之北,东起贝加尔湖之东,西迄今额尔齐斯河的森林地带,还居住着“林木中的百姓”。

1204年春天,铁木真击溃了乃蛮为首的各部联军,统一了漠北草原各部。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忽里台大会,各部贵族、那颜推举铁木真为大汗,尊号“成吉思汗”,建立了“也可·忙豁勒·兀鲁思”,即大蒙古国。大蒙古国的版图东到大兴安岭,北到贝加尔湖,西至阿尔泰山,南抵阴山,建立了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草原政权。

此后,蒙古军队西征、南下。1260年4月,忽必烈在开平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召开忽里台大会登上大汗位,颁布《即位诏》,表达了自己当政之后要参用中原王朝的传统体制以改变“文治多缺”局面的决心。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定国号“大元”。至1279年,元朝结束了自唐末以来近500年的多政权分立、割据的局面,实现了汉唐以来的又一次大一统。

蒙古人对自身政权统治区域的认识有一个概念性的说法:从东方日出之地至西方日落之地。《秘书监志》记载臣子向忽必烈奏称:“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们)的。”马可·波罗说忽必烈汗“是世界一切鞑靼人的君主,从日出之地至日落之地的人和物都属于他”。时人对元朝疆域之广阔也有清晰的认识,“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

元朝疆域的北部蒙古高原是蒙古诸部的生存空间,向北一直到达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西部疆域包括今新疆地区,再向西是四大汗国的疆域,四大汗国均承认蒙古大汗的宗主地位。元朝在黑龙江口奴儿干地区置征东元帅府,收库页岛入版图;东南与高丽接界,大致恢复辽金旧界。1247年,“凉州会盟”后,青藏高原纳入大蒙古国的统治之下,还包括了今不丹、锡金和克什米尔部分地区。1255年,大理国国主段兴智被俘后,西南地区纳入版图,元朝的云南行省包括今云南全省及贵州、四川部分地区,还有今缅甸、泰国、老挝的北部和越南一小部分。元朝还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理澎湖和台湾,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岛屿划归湖广行省管辖。

明朝修《元史》时,描述元朝的疆域“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可见元朝广阔的疆域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疆域管理方式的变迁

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南北方、东西部的地理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以农耕、游牧、渔猎等经济生产方式生活的各族人民,创造出形式多样的政治体制和疆域管理方式。

辽朝对疆域的管理采取两套体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枢密院称为“契丹枢密院”,是辽朝最高军事、行政机构,掌狱讼、立法、赋役、选拔官员等事权,其中最重要的是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凡契丹军马皆隶属于北枢密院。南枢密院又称“汉人枢密院”,掌汉人州县、兵马之政。这种管理方式适应了辽朝以游牧经济为主,兼领农耕之地的国家形态。在西北地区,辽朝通过设立边防城,扼守蒙古高原核心地带,镇服草原诸部;在东北,一部分女真人入辽籍,成为熟女真,而广大未入辽籍的女真人等属国、属部则“因俗而治”,通过朝贡、镇戍、榷场贸易等手段进行统治。

两宋政权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继承汉唐以来的政治体制。但不同于中古时期的贵族之治,宋朝科举制度发展,形成了“文官之治”政治统治特点。宋朝在其疆域之内划分了很多“路”,路是中央派出的监察机构,路下辖有府、州、县。宋朝的路是复式的,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安抚使司,各有职守,也各有辖区,形成宋朝独特的高层政区。宋朝在西部边疆地区实行羁縻的统治制度。在西南,宋朝授予归附的酋长以官号,掌管羁縻州、县,官职可世袭,其下属官“皆自补置之”。在西北,吐蕃、党项、回鹘等部族各有首领,宋朝将其纳入地方行政管理系统,通过纳质、授官、赐田等方式进行羁縻的间接管理。随着宋、夏之间对边地的争夺日益激烈,宋朝在边地修建堡寨,巩固边防,依据蕃部自身的传统逐渐建立起完善的蕃官体制,允许蕃官世袭,其治下蕃兵成为宋朝守卫西北边地的武装力量。

西夏政权由党项为主体的多部族联合统治。西夏社会经历了由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逐步转型的过程。在管理体制上,吸收了宋朝的制度,完善中央集权,西夏的官员也是蕃汉参用。地方行政机构基本上沿用中原的府、州、县、城、寨、堡等。西夏在河西地区的肃州设蕃和郡,甘州设镇夷郡、宣化府,这些建置是对当地吐蕃、河西回鹘等部族的镇抚机构。

金朝经济体制由渔猎经济逐渐转型为农业经济。金朝的管理体制也从“一依本朝制度”到渐用汉制,学习借鉴中原王朝的统治制度和统治思想。金熙宗废止了“勃极烈”制度,全面实行唐宋以来的三省六部制度。地方设路、府(州)、县三级机构,猛安、谋克也纳入地方建置系统。到海陵王统治时期进一步改革,统一了金朝各地的统治制度,使金朝以中原汉地为中心建立起稳定的统治。在东北,金朝设置路级建置,推动了地方行政建制在东北地区的发展。金朝招抚草原诸游牧部落,通过设置东北路、西北路和西南路招抚司进行管辖,颁赐封号,建立朝贡关系。

随着元朝的统一,各种经济形态的地区都成为元朝的疆域,元朝集草原政体和中原政体于一身,建立起新的统治制度。忽必烈继大汗位后,在汉儒的帮助下,先后设立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中央机构。中书省掌管全国政务,下设六部。从大蒙古国中央兀鲁思的传统模式出发,元朝创建了地域广阔的中书省直辖地——腹里,范围涵盖今天河北、山西、山东以及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腹里之外,元朝相继设立了十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省下设置路、州、县。行省制度开创了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新模式。与此同时,草原传统在元朝一直存在,蒙古部落保留了自身的领主制形态,汉地的一些路、州也具有蒙古“投下食邑”的性质,体现了元朝政权多民族融合的特点。

史籍有言,元朝疆域辽阔,“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说明元朝不仅扩张了疆域的广度,还加强了统治的深度。元朝通过行省和宣慰司直接管理边疆地区,一改前朝的羁縻之治,这些地方在元朝的治下阅户缴税,一视同仁,客观推动了边疆治理内地化的历史进程。

在元朝经营广阔疆域的过程中,发达的交通网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元朝以大都为中心,建立了遍布全国的驿站和急递铺系统。驿道四通八达,北通漠北,东边到达高丽,东北直抵奴儿干地区,向西到达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西南到乌斯藏,南至安南、缅国,覆盖范围空前广阔。由官府兴办的邮递系统——急递铺,专门负责传递文书,保证中央的政令可以快速地传达到各地。

总之,10至14世纪,在农耕、游牧、渔猎等多种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中国从南北多政权并立,走向南北一统。元朝在中原文明基础上海纳百川,实现了更大范围的统一,拓展了“大一统”国家的基业。

(作者丁慧倩,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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