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 提升教育服务供给质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报告同时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当前，我国面临严峻的内外部形势，宏观经济运行受到全球疫情反复、美联储加息和国际格局动荡等外部因素超预期冲击，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加大，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外贸的“马车”拉动作用受到显著影响。我国正在由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社会经济矛盾错综复杂，亟需通过扩大内需畅通内循环机制，培养大规模高水平国际化人才，推动技术进步，提升创新水平，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要积极发展服务消费，提升教育服务质量，开展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重要形式，在建设教育强国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新时代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手段，是教育在地国际化发展的有效模式。

在地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概念始于20世纪90年代，为扭转传统国际化模式过于重视人员跨境流动而造成的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弊端，以瑞典为代表的部分欧洲国家发起并推进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运动”。在地国际化具体是指，“在高等教育国际治理日趋明显的背景下，高校利用已有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国际学者、留学生、国外教材、跨境项目、多元课程与国际会议等——建设富有本土特色的国际性校园，为全体学生在校内提供接触跨文化与国际性事物的机会，进而实现培养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办学目标”。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力量加剧博弈、新冠肺炎疫情叠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安全环境恶化，人员流动受限，各国纷纷开始探索以“内循环”市场为对象的教育国际化新途径，在地国际化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

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蓬勃发展。截至2021年底，全国经审批机关批准设立、举办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2356个，其中本科以上层次机构和项目1340个，专科层次机构和项目1016个；合作对象涉及39个国家和地区，1000余所境外高校，900多所中方（内地）高校。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约占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总数的90%，在校生规模超过60万人，已经毕业的学生超过200万人；合作办学涉及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11个学科门类200多个专业。中外合作办学在吸收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创新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和缓解疫情影响下的出国留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越来越被社会所认可，成为我国教育探索在地国际化的重要模式。

当前，中国教育国际化进程亦面临诸多挑战：一是疫情导致教育国际合作依旧处于断线状态，“请进来”和“走出去”受阻；二是中美关系导致突破“卡脖子”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受限；三是美西方炮制一系列法案，遏制与我国的教育合作；四是境外不稳定因素致使境外办学风险加大；五是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困难重重；等等。探索以中外合作办学为依托的在地国际化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瑞典学者本特·尼尔森指出，对大多数人来说，国际化等于到西方流动（Equivalent to Mobility）。基于这种传统的国际化理念，教育国际化被束缚在跨境人数、课程占比等少量指标上。在地国际化重塑了教育国际化的功能，它只是方式而非目的。只有立足本国传统文化、具有全球视野、理解文化差异、通晓国际规则的“国际化人才”才是教育对外开放最终追求的培养目标。因此，要实现高质量中外合作办学，提升教育服务质量，供给优质人力资本，既要扎根本土、提升内涵，又要放眼全球、开放包容，两个环节缺一不可。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实现中外合作办学的高质量发展。

一是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把牢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中外合作办学面临中外文化交汇、多元文化交融的复杂局面，更应当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把牢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牢办学主导权，回答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明确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主动作为、敢于担当，坚持党的建设“三同步”要求，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价值观教育，为培养兼具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应有贡献。

二是高位布局教育合作，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大局。中外合作办学应当充分发挥消化吸收引进融合教育资源的天然优势，在实现人才培养、积累人力资本、促进技术创新等紧要环节发力，提高站位、主动对接，根据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点在国家急需、薄弱、空白等“卡脖子”技术领域开展合作办学，加强重点区域与欧美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教育科研交流合作，努力培养造就大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拔尖创新人才，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重任。

三是注重人才培养成效，锚准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正确认识中外合作办学“按需引进、质量为先、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以及“求同存异”的思路，在开展中外合作教育教学过程中，注重高水平国际化人才培养成效，强化合作办学反哺和推动地方对外开放作用，实现“产学”精准衔接，校企有效配合的良好局面。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人才中心，在重点区域先行先试，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教育新体制，集聚国际教育优质资源，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教育“特区”，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人力资本供给。

四是系统推动教育合作，发挥合作办学溢出效应。以中外合作办学为先导，充分融合创新引进的优质教育资源，将好资源、好做法、好成效总结好、推广好、复制好，促进区域教育体系的协同升级，反哺其他学科专业建设，形成良好内循环，推动“双一流”建设。积极开展教育前沿理论和思想理念研究，创造具有较高理论意义和实践成效的研究成果，研究制定国际教育合作规范和标准，增强中国教育话语体系的影响力，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提升中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贡献度，赢得更多参与全球治理与合作的机会，发挥合作办学的溢出效应。

五是提高审批监管能力，提升教育服务治理效能。全面提升审批监管效能，优化行政许可流程，强化质量保障评估，落实评估结果应用，完善整改退出机制，注重培育专家团队，加强调查研究力度，把准政策导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形成“依法依规”办学的良好生态。加快数字化赋能中外合作办学治理能力建设，打造数字化评审、管理、培训、交流平台，提高教育服务的规范化、便捷化、智能化水平，开创中外合作办学“智能时代”。（作者赵灵翡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数据科学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来源：《神州学人》（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