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个体实践

文明与文化的主体是人，人的行动与行为构成了文化的主要部分，而其物质痕迹则是文明的细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一方面，这固然是对主流媒体、文化部门等专业机构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方式的某种寄望与期许。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化的实然代表，“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本质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向外释放善意，显现出“可信、可爱、可敬”的品质与素养。

在一个深度全球化的时代中，智能互联网成为日常社交的基本媒介，每个人都有可能、也很容易融入国际传播之中，面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而就个体来说，国际传播的实践可以怎样展开呢？我是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曾经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出国留学，其后又在中国台湾地区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我的教学工作中，虽然也因参加学术会议等到访过几个国家和地区，但我并不以国际传播实践为专业，也没有专门从事过国际传播的工作，更缺乏自觉的意识。而恰是这种无意识的意识中，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很自然地融入了我的日常生活、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之中。它很直观地说明了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代：“全球化并不是关于我们所有的人或至少我们中最富才干、最有作为的人所希望从事的东西，而是发生在我们大家身上的东西。”（摘自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一书，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中，我们尤其需要一种对全球性倡议和行动的自觉，它深刻地立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我认知之中，是对区隔的打破、对壁垒的跨越、对歧视的唾弃、对恐惧的化解，是对陌生人释放善意，也是对共同体充满信心。

日常迁移：融入生活的新国际传播

智能互联网与深度全球化的耦合，直接导致了我们每个个体都会在日常生活中“迁移”或“卷入”其他文明与文化之中，而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剧了这一进程。譬如今天我们普遍都会关切俄乌冲突的状况与趋势，关心美国印太战略的野心及其推进。有了智能互联网，我们随时随地随手点开某款新闻或社交APP，就能看到全球发生的事态。这种现象促使了国际传播的日常化。

我在微信（WeChat）上可以便捷地与在美国、英国的朋友聊天，与印尼、韩国留学生探讨课程论文的进展，催促他们尽快提交作业；也可以通过视频网站追着最新的美剧、日剧；还可以用Zoom、Dropbox等软件参与国际学术交流。而在这种日常交往过程中，必要的全球意识也在逐渐生长。这种生长是内在的，也是潜层的。它没有轰轰烈烈的运动式传播，而是隐藏在交往细节之中。

2012年，我在美国杜克大学读书，收到学校International House发来的邀请函，说他们要办一个“汉语角”活动，每周四晚邀请华人学生学者陪想学中文的美国人练口语。那时候，“汉语国际教育”作为一门专业刚刚正式列入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不再属于控制设点专业，媒体也在广泛宣传报道方兴未艾的世界中文学习热潮。我抱着极大的期待，参加了他们组织的第一次“汉语角”活动。那天，我见到了5位平时常见的华人朋友，而来练口语的美国人只有1位。我们6个华人围着1位在读的美国白人大学生，热情地与他交流。我们问他学什么专业的，他说自己是学商科的；问他为什么想学中文，他说因为中国市场巨大，机会很多。说实话，这一来自我亲身经历的观感，与当时国内部分媒体宣传的中华文化吸引力相去甚远，来自其他国家的普通人之所以会对中文学习产生兴趣，主要不是因为文化，而是因为市场规模、经济实力，在当时是一种“潜在”的事实。正因为此，大量有组织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活动吸引的都是当地华人，对当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影响并不大。我也曾撰文指出，每年出口的中国茶叶也大半由华人华侨消费，中国茶文化迄今没有真正深入海外民众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毕竟，跨文化传播研究早就证明，文化是在地的，它的迁移往往与日常生活的转译关系密切，没有日常的濡染，就很难有对他者文化的体认、尊重与涵化。

而这种文化间长期形成的区隔，恰恰很有可能在智能互联时代被日趋元宇宙化的数字技术所突破。今天，人们可以在海量而便捷的信息传递中形成日常的文化迁移之感。特别是对叙事艺术来说，广泛的日常交往与阅读接受，可以让更多人体会到世界本是一体，所有人在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婚丧嫁娶层面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两百年前，歌德正是通过读中国小说，如法译本《玉娇梨》和英译本《花笺记》，感受到了这一点，从而提出“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而如今，电视剧《人世间》《苍兰诀》《媳妇的美好生活》等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它们所带来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果显然更加值得期待。不过，当年中华文化打动的是伏尔泰、歌德、海德格尔等思想家，而今，通过数字技术的发展，它可以打动的对象逐渐拓展至普罗大众。对此，学者不可不察，亦不可不于日常中广泛实践。

课堂教学：重塑认知的跨文化传播

如果说既往的国际传播推向世界的主要是中华文化精品，试图走“上层路线”，努力做到“影响有影响力的人”，那么，在智能互联时代，新国际传播要做的则是重心下沉，以塑造普通人的认知为核心，展开全球意识的构建。

这种建构，落在一名高校教师的身上，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课堂。我在浙江大学开设了本科生课程“跨文化传播”，每年春天，都有一百六七十位学生选课。其实，相似的课程在不同学院、科系都有开设，比如外语学院会开设“跨文化交际”，管理学院会开设“跨文化管理”等，大家都关心“跨文化”，但着眼点却极为不同。对语言类专业来说，要紧的是交际的规范与细节；对管理类专业来说，跨国的团队建设、谈判技巧是教学的核心。而我开设的“跨文化传播”，目的是要塑造一种对全球化的包容性认知，使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能转化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具体行为，让学生们认识到世界之所以丰富是因为每一种文化的贡献。

每年的选课学生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留学生。由于语言等文化差异，留学生普遍表示很难融入课堂之中，“每到分小组的课程作业时，我们总是不受欢迎”。这让我感到十分震惊。一门以“跨文化”为主题的课程，怎么可以让文化无法在课堂内“跨”起来呢？经过几次与学生的交谈，我决定转变课程设计思路，要求学生以一个具体的跨文化传播项目构想（如在某地唐人街开一家中国风的商店）为作业，在课上明确要求，每一个小组都必须有留学生参与，并且要在作业中充分体现这位留学生的作用。这样一来，留学生就成了“香饽饽”，各个小组都抢着要他们加入自己的团队。于是，开在纽约唐人街的轰趴馆、开在吉隆坡唐人街的密室逃脱、开在多伦多唐人街的中式婚庆体验店、开在墨尔本唐人街的洗脚城纷纷涌现——学生们在校园内寻找当地学生做“市调”，搞“街访”，拍成短视频，拟定商业策划案，用产品展示、现场体验、直播带货等方式呈现于课堂。有的小组特调了茶与咖啡相融合的“新饮料”，请大家品尝；有的小组设计了中西合璧的婚礼场景，用简单的PPT营造出声光电的效果，“演”给同学们看。

一门课程结束后，许多中国同学都向我反映，原来留学生同学是这么有想法的啊，以前都没有很好地沟通，错过了向他们学习的机会。而一位擅长跳街舞的韩国同学黄裕新更是兴奋地给我写信，信中说：

老师，您记得吗？我们3月份刚刚开始上课的时候，面临的问题是找不到有中国同学的小组。那时候，多亏有老师的课程告诉大家文化的平等多样，我们才能找到小组。大一时，因为刚来中国，中文比现在还差。所以，跟中国同学一起做作业的时候，他们听不懂，我们也听不懂。再加上几个韩国留学生不太老实，中国同学们逐渐不喜欢我们了。那时候，我们没有证明“我们也能做好”的机会，我感到很可惜……我们几个韩国留学生都把这次机会当作最后的机会。做小组作业的时候，我们比中国同学更积极地参加讨论，我们就是想给他们看，我们也很老实。而这是由于老师您在课上讲述的观点和思想，打开了我们的视野，给了我们很大的机会。所以，我们更努力了。最终结果也很好，我们小组的成员都夸奖我。她们跟我说，她们很喜欢我。谢谢您，老师……老师，是您给了我们钥匙。于是，我将来能够说，因为有一位很棒的老师，所以各国的学生都没有差别，我们也能够好好学习！

社会参与：投身时代的跨语境传播

课堂教学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语境中展开的社会实验，而一种新的全球认知能否真正成为普遍观念，还有待更为广泛与深刻的社会参与。10年前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比较局限于形式，写书法、做风筝、包饺子、贴春联，以及功夫片……几乎构成了世界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而我们的传播没有打破这种印象，反而固化了它的存在感。这其实是以单向教学或灌输为传输形态最难避免的短板。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应该在社会进程中展现自己，它固然要通过文化艺术交流，构建出一整套带有新时代特色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从而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它也需要融入全球事态发展之中，于话语斗争和舆论态势中彰显自我的存在感。这不仅是主流机构媒体的职责，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意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而这一“走向”的最终主体，应该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人的对话，往往基于情感，它可能比机构的发声、官方的回应更有亲切感和说服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刚刚暴发的时候，由于部分无良媒体的话语操纵，海外民众的恐华情绪一度较为严重，甚至出现了妖魔化中国的趋势。当时的情况是海外媒体对中国疫情的报道十分恶劣，仅见病苦而乏同情。对此，我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肖樱教授共同发起了“We Care（我们关心）”行动，带领自己的研究生团队在海外社交媒体（Instagram、Facebook）上开辟了两个专门的平台，通过翻译和转发国内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包括新闻通讯、图片、短视频等，传播中国人民在抗击疫情中的感人故事。随后，美国北佐治亚大学的毛佩洁教授、湖南大学的谢莹老师等学者也带领研究生团队加入其中。整个民间自发的传播行为历时近两个月，共吸引了来自北京大学、扬州大学、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等24位高校师生参与，将中国真实的抗疫状况尽可能多地展现于海外。我们期待通过真挚的情感促使人们放下成见，各自以微小的力量推动人类灾难的消弭。

之后，这种基于个体的国际传播仍然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频繁出现。2021年暑期，我带中外学生到浙江龙泉开展社会实践，为龙泉青瓷、宝剑业内老中青三代六位代表性传承人拍摄了12部微纪录片，来自伊拉克的留学生HALO MOHAMMED ISMAEL全程随队，深受教育。我们把纪录片制成中、英、双语三版，在浙江英文网、浙江大学Facebook、浙江大学Instgram等平台进行传播，而其完整版不但在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播出，还被用作第四届世界青瓷大会的开幕式影片。2022年暑期，我又带学生到云南景东开展社会实践，拍摄的短纪录片和视频报道也以多语种的形式，在美国、俄罗斯、韩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展播。

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国际传播形态，却又深刻而细腻地构建起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与观感。每个人似乎都可以在各自的工作与生活中参与其间，从而建构新的全球体验。长久以来，人们学习他者文化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我。法国汉学家于连在其著作《迂回与进入》的前言结尾处就这样表述：“正面对着中国——间接通过希腊。但是我最努力要接近的是希腊。事实上，我们越深入，就越会导致回归。这在遥远国度进行的意义微妙的旅行，促使我们回溯到我们自己的思想。”（杜小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其实，任何面向世界的自我讲述，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认知。在基于个体的国际传播中，我们学会了用一种更加开放、开明的心态来面对古老的中华文化，也更加能够以创新、创造的视野来重新体认它。这一进程不就是人们心心念念的“现代化”吗？（作者林玮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赴美国杜克大学留学）

来源：《神州学人》（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