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活动与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的关系研究

[摘要]国家认同的价值基础源于文化认同，形成文化认同的重要渠道来自文化交流。在运用回归统计方法对135个国家和地区2058名来华留学生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来华留学生的文化交流活动正向显著影响其对中国文化认同的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三个维度。在文化交流活动影响文化认同的作用机理中，学校支持感发挥了中介效应。

[关键词]文化交流活动；来华留学生；学校支持感；中国文化认同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各国民众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既是更好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的必要条件，也是促进中国和世界交流沟通的重要基础。随着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是教育对外开放的应有之义，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促进世界各国人民民心相通的桥梁。在基于尊重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引导来华留学生认同中国文化，也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的必然要求。因此，从文化的角度阐释国家认同，研究文化交流活动对来华留学生生成中国文化认同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目前，对于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的研究，国内学者已有初步探索，分别从文化符号、课程建设、管理服务等角度进行调研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但总体看，相关研究忽略了文化认同本质上的多维性，且对于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的测度过于简单，甚至以单一维度单一题项的总体评价替代文化认同本质上的多维性。文化交流活动作为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生成的重要单元，受到各留学生接收高校的高度重视，基于此，文化交流活动是否会对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不同维度的生成产生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成为本研究的关注重点。

一、研究现状

1.文化交流活动与中国文化认同

文化交流活动是指个体与不同族群、社群所代表的异域文化各个元素或成员进行文化接触、沟通的一种活动。研究表明，参与文化交流活动有利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学业成功、归属感和个人能力的提升。

贝利和山姆（Berry&Sam）将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定义为个体对特定国家、地区、种族或民族文化的接受程度，是个体在自我认知、态度和行为上与某个文化群体成员的相似或一致性程度。以往学者对文化认同进行内涵界定的过程中，普遍认为个体在接触异域文化元素及文化群体时经历了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的变化。本研究将来华留学生的中国文化认同界定为来华留学生在与中国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对中国文化蕴含的理念、准则、规则、规范、礼仪等在了解和认知的基础上寻求自身群体身份认同而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情感依附、价值共情和行为模仿，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

在文化交流活动中，来华留学生在认知中国文化的同时寻求中国文化与其本国文化的价值共通性，在对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类比、鉴赏后，深刻感知中国文化能充分满足其认知需要和情感需求，进而在认知和互动中产生遵循中国文化优秀核心价值的意识自觉、情感自觉和行为自觉。同时，中国文化的优秀价值内涵，包括勤劳勇敢、以和为贵等精神特质，也是当前世界各国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世界各国文化的价值共通性，能够激发来华留学生的文化共情和价值共鸣，这种文化意识自觉和价值反思的结合指引其具体文化实践行为，并最终生成其对中国文化不同维度的深刻认同。

基于以上观点，本研究提出假设H1：文化交流活动正向影响来华留学生的认知文化认同、情感文化认同、行为文化认同。

2.感知学校支持的中介作用

个人-环境匹配理论（P-E Fit Theory）指出，当个体感知自身的价值观、期望或目标与环境相匹配时，客观环境活动对个体的作用效能就愈加明显。基于该理论，我们提出文化交流活动能够促进来华留学生的身心健康和能力提升，并让留学生深刻感知学校通过文化交流活动所呈现的关怀和支持。通过举办文化修学、节日庆贺等文化活动和为留学生提供跨文化适应帮助、心理辅导、学业帮扶等学业活动，学校向留学生传达对其幸福感、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的关爱与支持，留学生由此感知到学校的支持，并逐步形成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认知和深刻认同。

本研究将学校支持感作为来华留学生参与文化交流活动影响其中国文化认同的中介变量，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高校成为向来华留学生宣传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阵地。在长期接触与体验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来华留学生深刻认知和感受中国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学校支持感对留学生形成中国文化的主观认知、价值共情和情感共鸣发挥了重要的介质效应。对学校支持感知较高的留学生可以更好地适应跨文化环境从而顺利融入当地群体中，并在认知、情感、行为维度上达到与主流文化社会在情感交流和价值选择上的平衡。文化交流活动为培养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提供了交流和实践的平台，而生成的学校支持感为培育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提供了心理路径。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来华留学生的学校支持感在文化交流活动影响其中国文化认知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中发挥中介效应。

二、研究设计

1.测量工具

本研究借鉴格拉斯和韦斯特蒙特（Glass&Westmont）所编制的量表来测量来华留学生的文化交流活动。该量表包括5个题项，如“我参加能促进团队合作的活动”“我参加服务他人的志愿者活动”“我和中国学生一起参加许多活动”等。量表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计分，1表示“完全同意”，5表示“完全不同意”。

本研究基于对以往研究文献进行回顾，结合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实践，在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编制了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测度量表，并进行了两轮预测试，在确保量表信度和效度前提下，最终编制出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的测度量表，该量表包括3个维度共13个题项，其中认知认同包括6个测度题项，如“我知道中国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遗产”“我意识到中国文化和我的国家文化之间的差异”，情感认同包括3个测度题项，如“我喜欢与中国人交流”“我喜欢与中国人一起学习或工作”，行为认同包括4个测度题项，如“我经常购买中国产品”“在许多场合，我的生活方式与中国人一样”。量表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计分，1表示“完全同意”，5表示“完全不同意”。

本研究选择克拉伊扬布林克（Kraaijenbrink）等所编制的量表测度学校支持感，共包括6个题项，如“我的学校在乎我的想法”“我的学校在乎我的幸福感”“我的学校非常关注我追求的目标和价值”等。量表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计分，1表示“完全同意”，5表示“完全不同意”。

2.研究样本

本研究得到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贵州等省市43所高校国际教育部门的大力协助。由于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该问卷通过网络平台向留学生发放问卷链接，在严格控制一份问卷一个IP地址的基础上，共收回问卷2058份。数据结果显示，问卷的样本涵盖了来自135个国家和地区共2058名来华留学生。

三、数据分析

本研究首先对各相关数据进行信效度分析及相关性分析，并根据单因素检验法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数据结果均达到阈值要求，表明本研究中的数据均达到回归分析的要求。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所提出的假设，研究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检验，并严格控制了留学生的性别、年龄、来源洲别、来华时间长短对回归结果的可能影响。结果如表所示，数据结果验证了假设H1。

另外，研究通过SPSS23.0（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对文化交流活动和中国文化认同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测。数据结果表明，学校支持感在来华留学生的文化交流活动与中国文化认同的三个维度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该结果验证了假设H2。

另外，研究还进一步通过拔靴（Bootstrap）检测法检验学校支持感在文化交流活动和中国文化认同之间的中介效应，验证结果也进一步显示学校支持感在文化交流活动影响中国文化认同中发挥了中介效应。

四、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来自135个国家和地区2058名来华留学生为调查样本，实证探索分析了文化交流活动与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之间的关联机制，最终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文化交流活动与中国文化认同正向显著关联。以往的研究虽然初步探索了培养来华留学生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但对于文化交流活动影响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的实证研究十分匮乏。基于大样本数据分析结果，本研究证实了文化交流活动对于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的三个维度（认知维度、情感维度和行为维度）有着显著影响。

第二，本研究弥补了过去研究对于中国文化认同构念进行单一维度测度的显著不足，在深度访谈和两次预测试的基础上，解剖了文化认同的多维度架构，并结合预测试和大样本数据分析，验证了文化认同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三维度架构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为后续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第三，该研究进一步探索并验证了文化交流活动影响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的作用机理。数据结果显示，学校支持感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是来华留学生参与文化交流活动并生成中国文化认同的重要路径之一。该研究结论部分揭示了文化交流活动影响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的作用机理。

（二）对策建议

综合来看，提升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政策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协同运行，需要准确把握其功能定位和现实意义，更要结合具体工作，因地制宜，因时而动，精准实施。

1.保持定力，高度重视培育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这一重要论述是加强新时代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引。来华留学生教育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华留学生是世界各国认识发展和变化中中国的重要窗口和路径。而中国文化认同是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国家认同、社会认同、民族认同的价值基础和文化逻辑，因此，提升来华留学生的中国文化认同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和意义。提升来华留学生的中国文化认同，一方面可以很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向留学生这一庞大的群体传播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内涵，并通过这一特殊群体将其向世界传播，借助留学生的“他视角”通过文化这一路径让世界更加客观地了解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另外，扎实的专业知识、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娴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来华留学生成为世界各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提升这一特殊群体的中国文化认同水平，将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流贡献力量。

2.组织创建文化交流活动品牌，提升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

坚持文明平等，精准制定文化交流活动策略。我们在加强文化交流活动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并尊重世界各国文明的多样性。在提炼我国文化内涵丰富性、形式多样性的基础上，应充分了解世界文化文明的多样性，并根据不同国别、洲别、民族、种族的文化背景因地制宜地制定我们的文化交流活动策略，做到“一国一策”“一区一策”，并将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将中国文化元素融入世界各国文化的价值链中，并以世界各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中国文化的魅力和价值内涵。如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所展示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短片，展现了中国对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关切和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担当，这种节目策划既传播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又契合了世界各国民众关心全球环境的视角，达到了以中国文化元素为基本单元，把“我的故事”讲成“我们的故事”的效果，更容易激起世界各国民众对于中国文化的识别、认可和认同。

强化协同，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文化宣传网格。文化交流活动是文化内涵展示和核心价值阐释的最直接表达方式。弘扬我国优秀文化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作为接收和培育来华留学生的主要教育机构，高校是我国文化传承、传播的主阵地，是来华留学生认知和认可中国文化的主要路径来源，也是开展各类文化交流活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创造者，应集中精力建设校内和校外协同工作机制，创建留学生文化活动精品。各级政府部门要集中组织社会资源，提供政策支持，加大政府投入，集中打造一批中国文化交流平台，如连续多年举办的“汉语桥”等活动，地方政府要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打造地方文化特色品牌，分层次、分主题、分类别重点建设一批红色文化基地、优秀传统文化基地、地方特色文化基地等，积极主动利用政府资源和外交资源，打造对外宣传窗口和展示机制平台，最终形成校地合作、校政协同的全社会共同参与、各地区特色鲜明的文化宣传网格。

精准设计，打造文化交流活动互动模式。文化交流活动不应强调单纯的文化接触或单一的文化元素流向，研究表明文化间的互动与交流比单纯接触某种文化更有可能促进个人对特定文化的认知。招收、培养来华留学生的机构及政府部门应该认识到，相比于仅仅停留在单一的文化展示活动层面，建立起与世界各国更深层次的文化互动和交流更有可能提升世界各国民众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如联合举办“国际青少年文化交流周”“中非文化合作交流周”等活动，在与各国文化深入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宣传中国文化精品，展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和内涵本质，讲好文化背后的故事，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显示度，塑造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融合空间，在共鉴共享中让中国文化的魅力浸润世界各国民众的心田。

3.加大工作力度，塑造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的心理空间

接收来华留学生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是做好提升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的基本单元。学校支持感的生成是来华留学生获得心理健康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渠道，学校要高度重视加强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支持工作。一方面，要为留学生创建更加开放、多元的校园文化精神空间，开展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和实践，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方文化项目进校园活动，定期举办文化大讲堂、中外交往交流史等专题讲座，开展文化经典朗诵、中华民族传统舞蹈共学共赏等活动，为留学生的文化交流活动提供条件和基础。另一方面，高校管理者也应鼓励来华留学生积极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异同，关切来华留学生的文化休克和不适应情况，及时提供各类心理咨询和帮扶活动，将来华留学生的学业规划、目标追求和价值期待等纳入学校的人文关怀。

另外，培养来华留学生的中国文化认同需要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与校园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国际化校园是各类文化相互碰撞、交流的场所，呈现出文化多样化、思想多元化的特点。因此，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并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渗透到校园文化教育中，能够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有助于在点滴工作中培养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通过校园文化交流活动，借力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让来华留学生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在识别、认知、认可和认同中国文化及其内涵价值中生成价值共享和思想共通，打通“民心相通”最后一公里，助力携手世界各国人民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者胡善贵系宁波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建凯系安徽工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2019年度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国家一般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来华留学生的中国文化认同研究”[项目批准号：BBA190019]和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22LLXC05Z]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孙杰远.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和文化融合研究[J].教育科学研究，2017(10):92-96.

[2]胡善贵，洪成文.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逻辑理路[J].中国高等教育，2021(5):59-61.

[3]洪盛志.高校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机制与路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2(06):69-76+184.

[4]贾西子，苏勇.个人-环境匹配理论视角下边界灵活性对工作-家庭冲突和增益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0，37(06):56-71.

[5]吕小蓬.跨文化视野下的北京文化国际推广——在京留学生的北京文化认同调查[J].中华文化论坛，2015(03):11-18+191.

[6]刘涛.从文化差异到文化认同：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创新策略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3):157-164.

[7]官翠玲，高山.媒介接触对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基于中医药院校留学生中医药文化认同的实证分析[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8(02):164-171.

[8]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EB/OL]，http://politics.cntv.cn/special/gwyvideo/2019/202106/2021060101/index.shtml.

[9]Leung A K, Maddux W W, Galinsky A D, et al.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 enhances creativity: the when and how[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8, 63(3): 169-181.

[10]Hu S, Gu J, Liu H, et al.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ocial media usage i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s, cultural intelligence, and individual creativity[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eople, 2017, 30(2): 265-281.

[11]Glass C R, Westmont C M. Comparative effects of belongingness on the academic success and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14, 38: 106-119.

[12]Aytug Z G, Rua T, Brazeal D V, et al. A socio-cultural approach to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 Why interactions matter for creative thinking but exposures do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18, 64: 29-42.

[13]Berry J W, Sam D L.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J]. Handbook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97, 3(2): 291-326.

[14]Ellemers N, Kortekaas P, Ouwerkerk J W. Self‐categorisation, commitment to the group and group self‐esteem as related but distinct aspects of social identity[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9, 29(2‐3): 371-389.

[15]Liu M, Gorgievski M J, Qi J, et al. Perceived university support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Do different students benefit differently?[J]. Studies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2022, 73: 101150.

[16]Bundick, Matthew J., Kirsi Tirri, Student perceptions of teacher support and competencies for fostering youth purpose and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from two countries[J]. Applied developmental science, 2014, 18(3):148-162.

[17]Kraaijenbrink J, Bos G, Groen A. What do students think of the entrepreneurial support given by their universit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Small Business, 2010, 9(1): 110-125.

来源：《神州学人》（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