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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教联体”建设中的挑战与突破策略*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发布时间:2025-08-07 作者:雷湘竹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民族教育》

摘要:随着教育现代化进程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教联体”建设成为提升民族地区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以广西为例,受文化多样性、资源分散、社会结构复杂等因素影响,“教联体”建设面临政策协同不足、城乡资源失衡、家庭参与浅层化、社会支持力度小等问题。针对这些挑战,需通过“政府统筹—学校联结—家庭赋能—社会创新”的路径,重构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分工。具体而言,政府需强化方向引领与资源整合,学校应成为文化联结与育人枢纽,家庭应由被动参与转向主动共育,社会力量需深度参与教育价值共创。同时,应注重情感信任和儿童在场原则,激活各方育人动能,推动协同育人机制的长效化与系统化,促进民族地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民族地区;教联体;角色调适;功能优化

随着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家校社协同育人已成为教育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方向。2024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发布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到2025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50%的学校建立“教联体”,2027年基本实现全覆盖。这一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教育从单一主体向多元协同的范式转型。然而,在民族地区,尤其是多民族聚居的广西,由于文化多样性、教育资源分散性、社会结构复杂性等多重因素的叠加,“教联体”的实践面临独特的挑战。如何通过角色调适与功能优化实现“突围”,不仅是政策落地的关键,更是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

“教联体”协同育人理论的核心内容

“教联体”作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新型组织形态,其理论根基源于教育治理现代化与多元主体协同理论。《方案》指出:“教联体”是以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为目标、以学校为圆心、以区域为主 体、以资源为纽带,促进家校社有效协同的一种工作方式。从概念内涵看,“教联体”的核心依然是学校,通过制度设计整合家庭、社区及社会资源,形成“责任共担、资源共享、风险共御”的育人共同体。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主体联动性,强调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的角色互补;二是资源集成性,通过跨域整合破解教育资源碎片化问题;三是文化适配性,尤其在民族地区需回应本土文化的诉求。这一概念与传统的“家校合作”存在本质差异:后者多局限于信息传递与活动参与,而“教联体”更强调制度化的权责分配与系统性功能重构。

民族地区加强“教联体”建设,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民族文化传承与现代教育的有机融合。教联体通过整合家庭的本土知识传递、学校的系统化教学、社区的实践平台,构建起民族文化传承的立体网络。二是构建多元主体共育的资源共享机制。“教联体”突破传统教育壁垒,实现人力、物力、信息资源的跨域整合。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联体”通过创设各民族家庭共同参与的教育场景,如跨社区亲子活动、多民族合作研学项目,在实践互动中增进文化理解。

民族地区“教联体”协同育人实践思路

当前,广西认真落实教育部《方案》精神,积极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路径和方法,在总结家校社协同的经验上进一步拓宽思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政府统筹引领,协同育人收到明显成效。广西在推进“教联体”工作中,各级政府正在发挥统筹作用,一些市、区政府积极创新协同育人模式。以南宁市为例,市里建立了“1+3”协同育人模式,以政府统筹为核心,联动学校、家庭、社会,四方联责任、联资源、联空间,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强化顶层设计,制定家庭教育五年规划,常态化落实家访制度,将家庭教育成效纳入考核体系,并建立经费保障机制;[1]南宁市西乡塘区政府从2024年末,联合社区、机关、企业、高校及中小学等主体,从建设思政大课堂入手,汇聚育人“大平台”,各主体互通互联的机制初步建立。此外,在教育部及教育厅支持下,由南宁师范大学和广西民族大学等高校分别牵头组建了7个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绘壮乡美好蓝图等主题进行了各学段同上一堂课教学研讨,还联合民族博物馆开展了实地教学,教研共同体初见成效。此外,各级妇联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区妇联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鼓励优秀机构进学校、进社区,为中小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服务活动,并联合南宁市妇联在南宁市建成了5个社区家长学校。

学校主导深化,协同育人取得良好进展。在协同育人工作中,各级各类学校正在探索如何发挥主阵地作用,并在建立“教联体”工作长效机制上下功夫。例如,南宁市第十四中学自2003年起首创“集体家访”活动,联合教育专家深入社区开展家庭教育讲座,覆盖周边20余个单位和社区。通过制度化家校互动(如每学期至少2次家庭教育指导活动)和“万名教师访万家”行动,构建家校社联动机制,强化家校沟通。河池市南丹县南丹中学在联合社区、家长开展反欺凌教育方面,构建“三覆盖三联席”联动机制(覆盖家庭、学校、社会资源),确保家庭教育指导的针对性和连续性。贵港市郁林路小学重视将教育与贵港本土文化相结合,通过邀请社区非遗传承人进校授课,开发了“荷城古韵”“壮乡技艺”等校本课程,推动文化传承与德育融合。

家长参与推动,协同育人形成同向合力。一些学校为家长开设了“亲子沟通技巧”“心理危机干预”等多场讲座,帮助家长了解学生心理特点,做孩子的支持者。一些学校鼓励家长委员会发挥各位家长在各类教育中的作用,如桂林市平乐镇第一小学开展“中秋共团圆、佳节话家风”活动,组织家长和学生分享家风故事,推动清廉家庭建设与思政教育融合;百色市田东县部分学校开发“红色研学路线”,请家长担任“红色故事讲解员”,红色研学活动受到学校广泛欢迎。

社会支持服务,协同育人发挥积极作用。一些社区与新华书店合作,将阅览室建到了社区;社区联合志愿者为学校提供课后托管、心理辅导等服务,家长通过线上平台(如微信群)远程参与孩子教育。此外,部分社会资源单位,如博物馆、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等也积极主动走进学校,例如,防城港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与防城港市防城区滩营乡中心小学建立了家庭教育三支队伍:一是本乡的“随喊随到”专家服务队,二是本村的“教子有方”家长榜样队,三是本校的“好爸好妈好孩子”学生点赞队。该中心与学校的协同育人取得良好成效,他们联合录制的“家庭教育公开课”反响很好。

民族地区“教联体”协同育人的挑战因素

广西民族地区“教联体”协同育人实践在政策框架和特色资源整合上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城乡差异、参与深度、社会动力等问题仍制约着协同育人的成效。

政策协同不足,执行存在断层。调研发现,教育、民政、妇联等部门在“教联体”建设中仍存在独立行动的现象,跨部门协作项目较少。此外,尽管各市已建立起协同育人的机制,但执行情况差距较大,在民族聚居区、农村地区、偏远山区因财政和人力的限制,政策落地效果不太理想。例如,在调研中发现河池山区家校沟通依赖“家长信箱”,但鲜有家长使用,且反馈往往滞后。其主要原因是基层学校对协同育人认知不足,政府指导力量不足。

城乡资源失衡,指导力量不足。城市地区(比如南宁、桂林、柳州)拥有较丰富的社区资源和社会组织合作项目,而河池、百色、崇左的乡村“儿童之家”常因资金短缺难以持续运营,家庭教育指导师和社工缺口较大。农村地区的家长使用线上教育平台的比例低,尤其是一些由祖辈帮着抚养的留守儿童家庭。

家庭参与浅层化,家长能力难匹配。目前,家长多停留于参加学校的一些基础活动(如家长会、志愿劳动),育人活动参与深度不够,对于教育决策缺乏参与权。在农村,由于家长或外出务工无法照顾孩子,或受学识及能力影响无力教育孩子,未能很好地起到协同育人的作用。而一些家庭因夫妻关系不和、家庭结构不全等因素还较大地影响着孩子的身心健康。此外,在民族聚居区,相当多祖辈不会说普通话,这些语言障碍或文化隔阂等因素的存在也削弱了协同育人目标的达成。

社会支持力度小,激励机制不健全。当前企业参与协同育人的动力不足,许多校企合作的实践项目多由学校单向推动,企业因缺乏利益回报难以持续投入;而社会资源单位习惯于镇守一方,参与热情还有待激活;社会公益组织虽然参与热情高,但却常常因经费不足,项目容易中断。此外,因缺乏信息沟通、激励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影响,一些学校无法寻找到社会资源,社会组织也不容易找到合作学校。

协同育人角色调适与功能优化策略

基于广西实践,我们还需通过“政府统筹—学校联结—家庭赋能—社会创新”的协同路径,提升质量和成效。

政府:从“政策引领”转向“赋能治理者”。政府的核心职能需从“单向政策输出”转为方向引领和跨域资源整合。要动态调整财政分配,向后发展地区及农村倾斜;构建跨部门协作机制,运用数字赋能,精准解决山区家校沟通问题。可以借鉴其他一些地区的做法和经验,比如宁夏通过出台《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构建省—市—县三级服务体系,整合妇联、教育部门资源,打造专家、讲师、志愿者等5支队伍,明确政府引导、社区落地的分工机制。深圳市教育局开发“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地图”数字化平台,实时显示各社区家庭教育资源分布,政府根据数据缺口定向调配资源。当然,政府还需要建立跨部门协作沟通机制,如由教育部门牵头,联合妇联、文旅、民政、民委等部门建立协调委员会,以解决青少年成长中的难题为目标,确立各参与单位的责任分工。

学校:从“教育孤岛”转为“文化联结者”。学校教师需要深入村屯了解本地资源情况,借助乡村能人建设“文化共生型”课程,将乡土文化传承人、技术艺人请进学校,搭建“村校社一体”实践平台,培养一支熟悉当地文化的教师队伍。如广西靖西市一些中小学教师在课后服务中开设壮锦、绣球工艺课,鼓励家长与子女共同完成织锦作品,既增强亲子互动,又促进了学生对民族文化及织锦技艺的喜爱。此外,学校需要帮助教师提升联动家长、社区的能力,真正提升教师协同育人专业度。

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可加强与高校的联系,借助高校人才培养需求及其丰富的教育资源,拓宽“教联体”的工作思路。以广西民族大学为例,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培养“学科思政”教育硕士时特别重视指导研究生到中小学开展“服务学习”,即研究生参与到中小学的课后服务中,并针对中小学生遇到的成长焦虑、人际困扰等问题开展团体辅导和个别辅导。该院以这种新型的实践教学方式既培养了研究生,又为中小学生提供了帮助,减轻教师压力。此外,学校如果能够与社区居民共享公共资源,则能更好与社区居民建立互信的亲近感。因此,学校可以考虑在节假日向中小学生及家长开放学校的图书室、运动场等场所,与社区居民共创共享学习和休闲空间。

家庭:从“参与配合者”转向“共育合伙人”。一是通过培养更多“家庭教育指导师”加大对家长的培训。二是建立“家长教育档案”,推行家长教育积分管理。对于积极参与学习及提供志愿服务的家长给予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子女社会实践机会(如博物馆导览员),激发家长持续参与动力。三是为留守儿童家庭建立动态档案,记录亲子互动频率、学业支持情况等,由社区社工每月跟进并提供定制化指导。四是针对隔代抚养家庭,创新“代际共学”模式,如由社区开设“祖孙学堂”,通过互动活动让祖辈尝试改进与孙辈的交流方式,并设置“亲子任务卡”,如共同采集植物标本、共同完成玩具制作或绘画作品等。

社会:从“辅助支持者”转向“价值共创方”。主要包括社区及社会资源单位、公益组织等。社会资源单位在各自职能范围内落实育人责任,与学校建立工作对接机制,有针对性地推动解决学生成长中的突出问题,为学生参与文化学习、体育锻炼、艺术活动、劳动教育、科学教育、社会实践、课后服务等提供全方位条件保障。[2]如广西柳州市博物馆推出“移动文博课堂”,将侗族风雨桥模型、铜鼓复制品送入学校,学生通过AR技术模拟建筑过程,学习、体验民族传统知识。社会公益组织在教育资源整合中发挥连接、协调、联合、协作等多重作用,[3]可以在“教联体”中充分发挥其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与实践能力的优势。

总之,推进“教联体”协同育人长效机制建设,要实现各主体联合、联结、联动,须着力形成政府的资源统筹能力、学校的文化联结功能、家庭的参与动能及社会的创新活力的“四维驱动”。而一切的联动都要以情感为桥梁,要充分体现关怀伦理和儿童在场的原则。

参考文献:

[1]广西南宁市人民政府. 构建联动机制多维提质共育——南宁市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走深走实[EB/OL].(2024—07—30). https://www.nanning.gov.cn/ywzx/nnyw/2024nzwdt/t5981179.html.

[2]刘宇佳,熊熊.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视域下“教联体”建设的逻辑、内涵与路径[J].当代教育论坛,2025(03).

[3]倪闽景. 家校社“教联体”引导协同育人的范式转型[J]. 人民教育,2025(01).

*本文系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以‘服务学习’创新学科思政教育硕士实践教学培养模式研究”(批准号:JGY202309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吴绍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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