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联合国的“双向奔赴”

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经历了曲折而复杂的演变过程。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此，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开启了崭新篇章。中国全面参与联合国的各项工作，坚定支持联合国的核心作用；联合国则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给予大力支持与帮助。面对世界大变局中的各种挑战和危机，中国与联合国的合作和相互支持将为世界提供更多的稳定性、确定性和正能量。

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曲折和复杂的演变过程

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简称《宪章》）正式生效，联合国宣告成立。中国不仅是联合国51个创始会员国之一，更在筹建联合国过程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是旧金山制宪会议的发起国及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理所当然地提出要在联合国行使中国代表权，但遭到美国的阻挠。不仅如此，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还利用苏联缺席安理会之机，通过决议组建所谓的“联合国军”进入朝鲜。此后，其更利用各种手段阻挠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直到1971年，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重返联合国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和战略意义。对中国来说，意味着其摆脱了长期被孤立的局面，真正加入国际社会大家庭，并且改善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这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联合国也成为中国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对联合国来说，则意味着其真正成为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并且有了一个真正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代言人”。

20世纪70年代，中国陆续加入了多个联合国机构，开始在联合国发挥作用。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发言和“永不称霸”的承诺，得到广大中小国家的高度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联合国的政治生态，打破了东西方对抗和美苏争霸的局面。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迈上新的更高台阶。一方面，中国加入更多联合国专门机构，并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通过联合国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另一方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一批联合国机构进入中国，组成联合国驻华系统，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合作伙伴。

通过与联合国的全面合作，中国不仅极大改善了国际环境，而且不断融入国际社会，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和重要的建设性力量。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的发展与联合国事业更加紧密相连。2000年和2015年，联合国先后通过的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国式现代化高度契合，因而得以相互支持、协同推进。如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已实施的600多个项目都契合相应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还与联合国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依托联合国平台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并推进全球发展倡议等，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建设性和引领性作用。同时，中国对联合国的贡献和支持也持续增加，如中国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比例从2000年时的不到1%，快速上升至2025年的超过20%；通过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及其他自愿捐助，强化对联合国机构的支持。

联合国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联合国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与联合国相互支持、彼此成就。“联合国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联合国”，是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真实写照。

中国坚定捍卫《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始终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全力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各项工作并作出巨大贡献。

一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彰显中国力量。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和平事业的重中之重。自1990年中国军队首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中国已累计派遣5万多人次参加29项维和行动。截至目前，中国共有1800余名维和人员在8个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支关键力量。

二是在促进全球发展中作出中国贡献。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约30%，长期居于世界首位。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都将消除贫困作为首要任务。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绝对贫困标准，从1978年到2020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大约8亿，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的75%。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在应对气候变化、绿色低碳转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发挥关键作用，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发展与南南合作基金等支持联合国的发展事业。

三是在建设国际法治中贡献中国智慧。联合国的成立，开启了国际法治的时代，《宪章》更奠定了国际法治的基石。通过理念和实践的传承与创新，中国不断发展《宪章》精神和价值，为国际法治贡献中国智慧。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印度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丰富了《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内涵。而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代的延续和创新发展，为国际法治提供了思想引领。作为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建设者，中国已加入400多项多边条约，参与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2025年5月，中国推动和主导成立国际调解院，这一国际法治公共产品体现了东方智慧，是国际法治领域的创新之举。

与此同时，联合国也对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独特作用，是中国开展多边合作和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舞台。

首先，联合国助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都与联合国密切相关。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分别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真正加入国际社会，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此前，重返联合国推动了国际环境的改善，为对外开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为中国的制度性开放带来了巨大机遇。故此，中国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样需要积极发挥联合国这一平台的重要作用。

其次，联合国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独特价值。改革开放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通过资金支持、技术援助、知识分享和能力建设等多种方式，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给予支持。随着中国的崛起，联合国也与中国携手合作，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与发展模式向更多发展中国家推广与分享。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目标框架和价值指引，以及全球评估和经验借鉴；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也在不断丰富和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与进程。

再次，联合国是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重要舞台。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是中国发挥大国作用和维护中小国家利益的主要平台和机制。中国的多边外交原则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合作共赢等，这与《宪章》精神及联合国的使命高度一致。无论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是共建“一带一路”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都需要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开展务实合作。同时，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未来

联合国成立80周年，是回顾和总结过去、展望和规划未来的重要契机。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经历了曲折和复杂的过程，建立起相互支持、彼此成就的发展模式。展望未来，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将变得更加紧密、迈上更高台阶、达到更高水平。

中国将支持联合国通过改革变得更加强大和有效。由于气候变化、新冠疫情、俄乌冲突、新兴科技等多重挑战相互叠加、彼此交织产生的综合效应，世界大变局正加速演进。同样，在大国竞争强化和全球治理弱化的趋势下，联合国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避免被边缘化，通过改革变得更加强大和有效，并承担起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重任，既是联合国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2021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我们的共同议程》报告，提出要通过更具包容性、更加网络化和更有效的多边主义来应对全球挑战，并在政策简报中提出以被称为“变革五重奏”的数据、创新、数字化、前瞻力和行为科学方法，对包括140个实体的联合国系统进行变革。2024年9月，联合国未来峰会通过《未来契约》，会员国领导人承诺在可持续发展和发展筹资、国际和平与安全、科学技术和创新及数字合作、青年与子孙后代以及全球治理变革等五大方面采取56项行动。其中，全球治理变革方面的19项行动聚焦安理会、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三大机构改革及国际金融架构改革。2025年3月，古特雷斯提出“联合国80周年倡议”，围绕“效能提升与工作改进”“审查授权任务执行情况”和“结构性改革和方案调整”三方面对联合国全系统进行工作流程的改革。上述文件基本上确定了联合国改革的方向、路径和行动重点。对此，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支持和落实《未来契约》特别是全球治理变革的行动；支持安理会改革，主张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以加强安理会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支持发展系统改革，包括通过《联合国对华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和全球发展倡议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支持管理改革，使职员的地区代表性更加平衡，机构的设置和地区分布更加合理，职能工作更加简化而高效。

中国与联合国合作具有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例如，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更好地弘扬《宪章》精神。《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体现了和平、友好、合作、平等的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则是要“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并倡导“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宪章》精神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宪章》宗旨和原则的传承和创新发展。又如，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将更好地推进联合国的和平、发展、人权事业以及全球治理的变革与完善。2021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四大全球倡议得到联合国秘书长的高度肯定和会员国的积极支持，80多个国家加入了“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联合国还成立了倡议推进工作组。2024年6月，联合国确定每年6月10日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四大全球倡议与联合国和平、发展和人权三大工作支柱高度契合，中国与联合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将为联合国事业的推进提供持久的动力。再如，共同推动变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将使联合国更加强大和有效。联合国是在全球治理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推动全球发展、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工作具有治理意义。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提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的全球治理倡议，发布《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并就网络空间、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专门领域的全球治理提出中国的立场与主张。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全球新兴科技治理和全球公域治理中具有优势，中国与联合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值得国际社会的期待。

为实现上述广阔的合作潜力并更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应着力解决在联合国体系内代表性与贡献不匹配的问题。由于历史原因，联合国在华设立的总部或分支机构很少，中国籍职员在联合国系统中的代表性也严重不足。目前，联合国机构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的大城市，除纽约总部外，其三大办事处分别位于欧洲（日内瓦、维也纳）和非洲（内罗毕），在亚洲尚未设立办事处。在亚洲范围内，现有机构也主要集中在曼谷。这种地区布局上的不平衡，客观上不利于联合国在全球事务中有效开展工作。近些年，联合国虽在华设立了若干分支机构，但其规模与数量仍与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作用和贡献不相称。“联合国80周年倡议”提出对部分机构进行合并与搬迁，这对中国是一个机遇。我们应以此轮改革为契机，积极推动更多联合国机构落户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分摊的联合国会费比例已上升至超过20%，但在联合国秘书处的职员占比却仅约1.67%，中高级管理人员比例也明显偏低。在“联合国80周年倡议”框架下进行的职位裁撤和人员调整等改革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中国等代表性不足国家的权益，而中国也须培养和推送更多优秀人才到联合国体系内任职，积极竞逐中高级管理职位，从而使国家代表性与其贡献、地位相适应。

在吸引更多联合国机构落地方面，应加强战略规划、布局和协调，在注册登记管理的相关法规和机制方面进行创新和突破，为国际组织官/职员的出入境、工作许可和居留、医疗和子女教育等提供优良的环境和便利条件。在培养和推送中国籍联合国官/职员方面，要继续加大政府推荐力度，包括秘书长特使和顾问、驻地协调员、特别报告员等较特殊岗位，可利用特别预算和自愿捐助设置相应岗位安排中国籍人员。同时，适当扩大选派初级专业人员（JPO）和招考青年专业人员（YPP）的范围，更好地发挥国际组织离退休人员及企业、智库等社会资源和力量的作用。（作者 张贵洪系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和平大学特聘教授）

来源：《神州学人》（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