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于声：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全球治理“答案”

青年参与全球治理，不是停留在口号，而是要在某个领域躬身耕耘，成为新工具的创造者、国内外规则的转译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夏正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主权债务研究分析师，兼任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ECLAC）华盛顿办公室经济事务顾问。2018年和2020年分别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获双硕士学位；曾先后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和ECLAC实习。

2025年，联合国迎来成立80周年。80年间，联合国见证了国际格局的沧桑巨变，并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战后秩序的构建到全球化浪潮的起落，从金融危机的震荡到气候变化、疫情与债务危机的多重挑战，联合国与多边体系一次次经历风雨洗礼，也一次次肩负起人们的深切期望。今天，当全球治理体系赤字日益明显，公平性不足、代表性缺失、南北差距拉大……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追问：未来的全球治理将走向何方？我们又该以怎样的姿态参与其中？

我常常觉得，这个问题必须由青年一代回答。因为青年不只是“当下的参与者”，更是“未来的继承者”。青年如何看待全球治理，如何参与其中，如何通过知识、创新和行动推动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都将决定我们能否在未来面对更加复杂的挑战时，保持足够韧性。

作为新时代青年的一员，我幸运地在国家留学基金的支持下获得近距离接触国际组织的机会，并在此过程中对青年如何参与全球治理有了自己的思考——真正的青年参与，不能停留在口号，而是要在某个领域躬身耕耘，成为新工具的创造者、国内外规则的转译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梦想萌芽——从童年启迪到学术奠基

人生常被种种机缘巧合悄然塑造，我的国际组织梦想，最初也只是一粒萌发的种子。小时候，电视上曾热播过一部叫《数码宝贝》的动画片。片中主人公长大后加入了联合国，成为连接两个世界的外交官。当时的我深受触动，隐约意识到，和平与合作并非天然存在，需要有人去沟通、搭桥并承担责任。也从那时起，我许下心愿：有一天，我要站在世界舞台上，为人类的共同未来做一点事情。梦想虽起源于天真，却在成长中深深扎根。慢慢地，我发现自己的性格、兴趣和能力都在不经意间朝着梦想靠拢：开朗健谈的个性、对外语学习的兴趣、对国际经济事务的着迷——这一切让我更加确信，儿时看似“遥远”的梦想并非虚妄，它正一步步为我的未来指引方向。

2018年，我进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习，并有幸加入了国际治理创新学院。在这个理念超前、模式创新的优秀实验性平台上，我初次体会到“治理”二字承载的深远意义与现实分量。通过参与调研、撰写报告、学习谈判、聆听讲座、组织活动，我逐渐意识到，全球治理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无数具体问题的累积与解决——它既是数据背后的趋势，也是谈判桌上的分寸拿捏，更是青年一代日复一日的实践与积累。也是在这里，我坚定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有朝一日，要代表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自信发声。可以说，是这里让我看清了方向，点亮了航行的灯塔。我何其有幸，能够站在学院与恩师赵龙跃教授的肩膀上望见远方。未来的道路漫长，但这段根基将始终成为伴我前行的坚实支撑。

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毕业后，我前往美国马里兰大学继续深造。新冠疫情虽打乱了原本的节奏，却让我收获了一段特殊的学习经历：白天兼顾国内的研究工作，晚上线上参与跨国课堂。起初，我常因时差和语言文化的差异在课堂表达中感到拘谨——美国教授提倡频繁而及时的课堂互动，与我原本习惯“先吸收、后表达”的学习方式存在差异，这让我一度感到不适应。随着交流的深入，我逐渐在差异中找到平衡：既保留中国学生的勤奋与严谨，也学会在即兴讨论中直抒己见。这段跨越国界、跨越时区的学习经历，让我真切体会到：不同文化与思维方式的碰撞，是青年拓宽视野的重要契机。 

逐梦之路——国际组织实习的历练与成长

2022年初，我收获了人生第一段在国际组织实习的机会——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UNEP SCBD）实习。其间，我还参与筹备中国作为主席国主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这是我第一次站在全球治理的现场。

2022年12月7日，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来自全球193个国家及国际组织、非政府机构的约6000名代表齐聚。会议旨在制定并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引领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起初，我以为这样的国际会议如同课堂讨论中的理想方案一般——各国代表友好协商、理性探讨、达成共识。然而，亲临现场才真正体会到现实的复杂与博弈的激烈：非洲国家反复强调资金支持不足，直言“没有钱就没有保护”；欧洲国家力推高标准的保护目标，主张在2030年前实现“30*30”的愿景（即到2030年前至少保护全球30%的陆地和海洋）；印度、印尼等国不断提出修订意见，担忧过高的保护门槛将挤压其发展空间；而以巴西为首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因资金议题进展迟缓，更在会议倒数第五天集体退场，表达不满。 

分歧背后，实则是话语权的角逐与发展路径的冲突。大会公约案文中一个词语的取舍、一项条款的增删，牵动的可能是数以亿计美元的资金流向，以及决定未来10年的政策走向。会场内的空气仿佛凝固，同传耳机中不断传来代表们音量抬高的发言，会议桌上的对峙几乎白热化。就在这样的时刻，来自全球各地的二三十名青年代表悄然聚集在部长级会议的入口处。他们安静地躺倒在地，脸上画满了一个个“括号”——那是案文中尚未达成共识、仍存在分歧的内容。他们以这场无声的行为艺术，呼吁与会各方在会议仅剩的三天里求同存异，共同推动消除案文中依然存在的700多处“括号”。那一刻，在理性至上的谈判场上，突然照进了一束属于未来的光。这一无声的行动，却让我清晰听到了来自青年洪亮而有力的声音——他们没有正式席位，不持话筒，却以极具张力的方式，提醒着每一位代表：多边合作的基石，需要国家间超越分歧的协作与必要的妥协。尽管这一方式仍停留在象征层面，但他们真诚而热烈的表达，却让每一位目睹者无法忽视。

在大会的最后几天，真正推动各方达成共识的，是主席国中国代表团的耐心协调和不懈努力。2022年12月19日，COP15主席、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当地凌晨三点半敲下木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获得通过，历史在这一刻定格，国际社会期盼已久的“框架”终于达成。那一刻，我站在现场的国旗旁，心中的自豪难以言表。这场大会的全程参与让我第一次深切体会到：全球治理的舞台上，青年的声音很重要，但若要真正改变，需要更深的理解与更大的担当。

2023年，我进入联合国拉美与加勒比经委会华盛顿办公室开启了第二段国际组织实习。这是一个“小而精”的团队，算上实习生只有7人，主要职能为监测美国经济与全球贸易动态，并为拉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提供建议。实习期间，我主要依托数据工具和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拉美国家与中国在贸易领域的合作与竞争情况。研究工作看似琐碎，却让我在细微处找到另一种贡献方式：我注意到办公室的部分宏观经济监测类的旗舰报告在数据收集和处理环节繁琐低效，且每年重复性较高，便用编程语言开发了一套自动化工具，实现了数据下载、清洗和图表更新的全流程自动化。起初，这只是为了节省时间的自发尝试，但当我向部门领导演示成果时，他们惊讶于这样一个“小创新”竟能为工作带来如此显著的效率提升。我也因此被延聘为顾问，并获得了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机会。

行胜于言——青年在全球治理中的使命与担当

在实习过程中，我逐渐对“新时代青年”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我注意到，许多青年在国际场合热衷于“发声”，倾向于提出宏大的议题。例如，我曾参加的多场国际青年论坛中，台上的年轻演讲者意气风发、侃侃而谈：有人呼吁全球必须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有人强调人工智能急需规制与立法，还有人疾呼非洲儿童的医疗和教育迫切需要更多投入。这些呼吁无疑是重要且动人的，它们真切反映了青年一代的责任感与理想主义情怀。但我不禁反思：真正能让青年体现价值的，或许并不止于提出愿景，而更在于能否找到与自身能力契合的具体方向，用专业素养和切实行动，去推动哪怕微小的“帕累托改进”。“发声”固然重要，但比起“世界需要什么”，更重要的是“我能做什么”。

此外，我也观察到一些发人深省的现象。部分同龄人在国际交流中，尚未完全将个人探索与国家发展深度融合，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与规则，也有人缺少青年应有的创新精神与快速内化新工具的能力，难以在竞争中保持优势；还有人虽专业扎实，却因语言隔阂或不擅长与人高效沟通，难以赢得真正的信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就指出，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这是对全球治理人才的精准定位，也是我们青年一代的努力方向。基于此，我更愿意这样定义我们这一代“新青年”：他们脚踏实地，既懂中国，也懂世界；他们不仅是发声者，更是躬身为某一方向努力的行动者；他们既能把国际经验转化为国家所需，也能把中国智慧凝炼为可供全球共享的公共产品。

方向清晰，才能避免散而不聚、响而不实。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双轨作用”，或许正是我们这一代青年所要肩负的真正使命。

双轨转化——在主权债务领域贡献中国智慧

在IMF战略政策和审查部门的债务政策组工作后，我的这种体会愈发深刻。全球债务问题是当下最突出的治理赤字之一，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公共债务持续攀升，新冠疫情更是让许多低收入国家陷入困境。在主权债务方面，中国已成为低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双边债权国之一，对华本息支付在相当多国家的双边债务中占到大头，债务重组谈判也往往绕不开中国。

作为研究分析师，我协助团队开展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可持续分析。刚开始，复杂的债务数据库与分析框架中纷繁的变量一度令我焦头烂额，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胜任。然而，持续主动地学习与系统整理，让我逐渐理解了这套分析工具的底层逻辑。这一框架由IMF与世界银行共同开发，需要我们综合债务存量、偿付计划、宏观预测及压力测试等多重维度，对一国未来20年左右的主权债务风险做出评估。这项听起来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背后牵动的是近70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命运：一份分析报告的结论，可能直接决定一个国家能否获得融资、是否需要债务重组，甚至牵引其宏观政策与债务规划的调整。可以说，青年参与其中，正是在以自身的专业知识，参与创造全球治理进程中那些虽细微却至关重要的公共产品。

越是深入参与其中，我便越发认识到，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债权国之一，更应在这一领域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早已表明了清晰立场并提出话语框架。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主权债务治理领域，中国不仅有责任提出自身方案，也有能力构建自主的债务分析体系。这既是有效管理海外债权的需要，更是以大国姿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一环。目前，中国已初步搭建起相关框架雏形：财政部于2019年推出《“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BRI-DSF），明确参照IMF/世行的技术路径；2023年又发布面向市场准入国家的配套文件，形成覆盖多类经济体的分析能力。它们是奠基石，但仍需进一步完善：一方面更系统地吸纳我国海外债权结构与担保安排的差异性，体现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与IMF/世行即将推出的新框架LIC-DSF（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兼容匹配，同步提升数据透明度与压力测试的严谨度，以确保其前沿性、兼容性与国际公信力。

目前，我正深度参与LIC-DSF的审查和升级工作。未来，我期望将在LIC-DSF与SRDSF（市场准入国家主权风险和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实践中积累的方法与洞察，运用于国内相关领域的能力建设。希望协同国内专家，构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权债务可持续性与风险管理工具箱”，覆盖从政策评估、项目论证到资产组合管理、压力测试，再到债务重组谈判的全流程。同时，应力求与财政部、央行、其他政策性及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相关工作流程嵌合，实现各个参数能在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间“双向对译”。

回望这一路的学习与实践，我愈发清楚自己肩负的责任：要在“主权债务”这一影响深远的领域，融汇IMF/世行框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工具，助力中国实践实现其全球公共价值。

联合国80年的发展历程清晰表明，全球治理不是静止不变的体系，而是一个不断被新兴力量塑造与推动的进程。今天，青年肩上的任务更加复杂。正如开篇所说，新时代青年要做新工具的创造者、国内外规则的转译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是我一路积累形成的体会：“新工具的创造者”体现为硬实力，是青年内化前沿知识并在实践中灵活应用和分享的能力；“国内外规则的转译者”体现为跨文化交流能力，是青年把国际规则转化为中国实践、把中国智慧贡献于全球治理的能力；“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体现为软实力与制度性影响力，是青年将个人努力融入人类制度性进步、为世界提供可持续公共方案的能力。同时，我们既要铭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更要将之置身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愿景中，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在复杂的利益格局中寻找最大公约数。

这，正是我们新时代中国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本文图片由作者 夏正源提供）

来源：《神州学人》（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