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系统思维做好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多维协同

◎摘  要  基于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科学语义逻辑的统合分析表明，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是一个横向上关涉多部门、多区域，纵向上联动多层次、多主体，并兼有体制内外多元要素耦合交织的复杂系统工程。对这一问题的破题求解，尤需以系统思维统筹体制内外的三者资源要素协同配置，优化政府与市场的联动互补；规避区域间分散封闭的无序竞争，强化区域协作与发展共享；打破三者条块分割的部门决策及管理，增强政策取向及政策效果的一致性；做好不同行政层级间的衔接配合，提升改革举措的实践落地效能。与此同时，还应不断深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理论研究突破与试点创新实践的良性互促。

◎关键词  系统思维；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资源统筹；政策协同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亦进一步对“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以及“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事项做出深化部署[2]。客观上，两次全会虽在文字表述上有所差异，但无论是三中全会的“统筹推进”，还是四中全会的最新部署，其都蕴含着“将教育科技人才事项视为一项系统工程”来加以部署和推进的国家顶层设计本意。因此，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实践中，尤需我们在坚持系统观念原则的基础上，始终以系统思维来做好三者体制机制改革中的全链条、多维度、各要素统筹。

系统思维是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践破题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明确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3]。从这个意义上，要聚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目标，深层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践，无疑需要在系统观念原则指导下，用好用活系统思维这一适切的理念引领。

1.从政策本意上看，作为系统工程的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需以系统思维来破题

从政策意蕴看，如果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对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任务，从“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维度，明确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要求。那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则是进一步从“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4]的角度，既深化了“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中，需全面坚持系统思维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论”问题，同时也进一步细化了“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需要具体做好的系统事项”问题。

首先，在作为改革基本原则及方法论的维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明确提到，在《建议》稿起草过程中注意把握“坚持系统思维……全面部署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各方面工作”的问题[5]。而客观上，指向和服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其在本质上亦属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发展事务，故而也需要在其间坚持系统思维。不仅如此，即便单纯就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先期部署看，《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亦明确将“坚持系统观念……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等确立为各项改革工作需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且还进一步将“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作为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次级系统工作”来进行细化和部署[6]。

其次，在部署改革的次级系统工作的维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既在会议公报中明确提出“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以及“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要求[7]，强调将“三个强国”建设放在一起作总体统筹，进而一体化地推动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同时也在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中，直接指明了“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培养的良性互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技中心、人才中心”[8]的系统任务。可谓进一步细化和阐释了“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中，究竟何为一体改革？怎样做到一体改革？以及一体改革之后应该达到何种目标样态的系列底层逻辑问题。

最后，在改革事项的具体实施推进维度。《建议》提出的“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9]，本质上亦隐含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而赋能这一系统工程的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牵涉不同体系+横跨多个领域+纵贯多个层级+涉及多个区域+联动多个内容，需要多主体参与实施”的深层意蕴。具体来看，其中牵涉不同体系的问题，即体制内外的问题。就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的本质看，除了体制内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培养人的正规学校教育，体制外还广泛存在着各类市场主体的岗位技能锻造、职业发展进修，以及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中的自主学习、自我教育等；从科技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和知识应用活动的本质看，除了国家财政资助的科技创新创造，还有相关市场主体，尤其各类科技领军企业、头部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基于追求市场利润、履行社会责任等而自行投入的科技创新创造等；从人才的异质资源属性本质看，除了传统人才工作部门用人单位对人才的培育、集聚使用、评价、激励、服务等事项外，同样也还有非政府部门的企业人才培养、人才队伍建设，以及相应的个体人力资本增值等一系列事项。横跨多个领域和纵贯多个层级的问题，即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中的不同参与部门，以及同一参与部门的不同行政层级协同配合问题。我国现实的教育科技及人才事项，更多由教育部、科技部和中央组织部各司其职主导管理。但在这种部门管理以外，在上位还有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中央科技委员会、中央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在下位还分别有省、市、县、乡的不同行政层级来具体落实。尤其需要指出，三者的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除直接涉及“教育、科技、人才”领域，还需要编制、财政、发改、外事、人社、工信的政策协同和资源统筹等其他多元部门的协同参与。涉及多个区域和联动多个内容的问题，即三者体制机制改革政策效率上的行政区域问题以及非行政区域内的三者资源要素流动共享问题。从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政策效率看，其明显存在各不同行政区之间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实践的区域差异甚至是分割。但从现实来看，随着市场在我国各类相关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更好发挥，现实的三者资源要素已然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打破行政区域界分自由流动和共用共享”，典型的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成渝等的区域性发展集群。多主体参与实施的问题，即无论是体制内外、部门之间、区域之间、层级之间，聚焦到教育科技对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政策制定上、政策实施上、资源配置实践上，都同时存在有不同的参与主体问题。典型的如：在政策制定上，职能部门、业务部门、专项主管部门、专家学者、相关市场主体代表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属于主体；在政策实施上，从中央到地方不同行政层级的相关部门、机构等均属于主体；在资源配置上，按市场规律运行的市场主体，以及代行政府调控的机构部门等都属于主体。

2.从科学逻辑上看，作为系统事项的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需以系统观念为指导

首先，就语义逻辑而言，既然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是为赋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而实施的。而三者的一体发展，又是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而存在的。那么，三者的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就不可能只是单纯的“教育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科技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人才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叠加，也不是单纯的“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体制改革”与“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机制改革”的二元合组，而是“教育科技人才”的“体制改革与机制改革”的一体协同、一体推进。在这其中，教育科技人才亦绝非简单的“教育+科技+人才”的叠加组合，而是内在一致的“教育、科技、人才”三维一体协同；体制机制改革也并非“体制改革+机制改革”分项加总，而是“体制改革、机制改革”的耦合联动。最终都要落脚到“一体”上来，是一种超越过去“由教育事项中具有决策权的主体来对教育领域进行体制机制改革+由科技事项中具有决策权的主体来对科技领域进行体制机制改革+由人才事项中具有决策权的主体来对人才事项进行体制机制改革”的有机统一，明显是一种跳出“三者”看“三者”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安排部署。

其次，就语义内涵而言，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以“改革”这一动作指向为落脚点，属不证自明的实践活动。而任何实践活动都包含有“实践主体”及“实践内容”两个核心要素[10]。在实践主体上，这一改革由谁来发起？是单一主体实施还是多主体共同参与？各不同主体之间谁主谁次、谁先谁后？在实践内容上，这种改革究竟是生产实践、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还是科学实践？聚焦这些问题的求解做深入剖析，我们不难发现：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践中，“体制机制”是改革的基本内容，举凡教育领域的体制机制、科技领域的体制机制、人才领域的体制机制，都是改革的内容所在；“教育科技人才”是这些改革内容的主体对象，举凡教育活动的参与主体、决策主体，乃至是更大范围上的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作为相应的改革主体。这就意味着，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既有统合教育、科技、人才三个事项为一体来进行改革的问题，也有统合“教育科技人才事项相关体制”和“教育科技人才事项相关机制”于一体来进行改革的问题，本质上属“多事项集成+多内容联动+多主体参与”的整体实践，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事项。

综上，无论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做政策解构，还是从科学语义范畴做类比推演，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本质上都是一个横向上关涉多部门、多区域，纵向上联动多层次、多主体，并兼具体制内外多元要素耦合交织的复杂系统事项。尤其从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的认识看[11]，关涉多部门和多区域，强调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系统整体组成的各部门、各区域在系统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直接对应系统思维的整体性原理问题；联动多层次和多主体，强调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须不同层级、部门、区域及体制内外的多元主体全面参与，直接对应系统思维的结构性原理和开放性原理问题；体制内外多元要素耦合，强调体制内外要素共同构成我国教育科技人才的系统运行要素，且体制内外的系统要素在系统整体中有其地位差异，直接对应系统思维的整体性原理和不平衡性原理问题。上述分析总体上与系统思维“以科学把握整体和全局为特点，注重系统各部分联动集成、协同配合”[12]的理念观点和理论范式高度契合。因此，运用系统思维来针对性地破题三者体制机制改革的难点、堵点问题，无疑具有极佳的理论适切性和实践针对性。

系统思维引领下的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破题路向

从向改革要动力的维度出发，对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指出“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求，运用系统思维指引，针对性地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破题思考如下。

1.做好体制内外协同：实现三者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便鲜明指出，“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13]毋庸置疑，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其作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二十届四中全会持续部署的重要改革，亦必然存在有体制内外的各种既得利益羁绊。破题关键就在于以系统思维做好体制内外的三者资源统筹，把握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

从系统的整体性出发。破除西方经济理论的“政府-市场”二元对立的思想，明确确立“体制内教育科技人才事项”和“体制外教育科技人才事项”皆属中国式现代化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有机整体的理念。在这一基础上，从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维度，更好发挥教育强国建设在“三个强国”建设中的先导作用，同步统筹好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中的“体制内三者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和“体制内外三者资源要素自由流动”事项；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维度，聚焦教育优先发展，同步统筹好“三个战略”实施中资源要素配置中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协同运行问题。

从系统的结构性出发。聚焦政府力量和市场规律的有机统合，既持续激发体制内各教育事项的发展活力，又做好体制内外各教育事项的规范有序发展，科学规制好不同类型/层次教育中的公私协同与实施主导问题；既坚持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的创新创造功用，又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好发挥科技领军企业龙头作用，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从制度上保障企业参与国家科技创新决策、承担重大科技项目；既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管总做好服务保障，又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评价、认定和潜能释放中的机制与作用，进而最终形成体制内外良性互促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

从系统的动态性出发。聚焦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及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推进实际，坚定保持战略定力，既系统放眼全球坐标，针对西方国家的“卡脖子技术封锁、国际科技合作限制，高层次人才流动壁垒、STEM学科留学限制”等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政策变化，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领域的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在保护国家利益基础上，最大限度规避外部形势变化对我相关事业的不利冲击；又积极顺应国内发展，针对“教育大国、科技大国、人力资源大国”到“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系统性跃升和质变现实，充分发挥市场在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兼以相应的资源投入效益评估，动态实施三者资源要素投入导向、投入模式和投入总量的优化调整。

2.做好区域之间协同：在空间布局层面统筹国家大局与区域发展

自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部署以来，北京、宁波、苏州、成都、济南等多个区域通过科技创新资源共建共享、建立人才互认互通机制、实施教育科技人才联席会议制度等举措，在打破三者一体化推进区域壁垒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4]，但总体离三者一体化推进效能的应然发挥还有较大差距。因此，用系统思维引领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区域协同问题，本质上就是地方行政效率与区域集聚效应相统一的问题，不仅要考虑全国发展大局和整体利益，也要顾及区域差异和地方需求，只有二者并行不悖，方能实现全国教育科技人才系统的整体功能和效益最大化。

聚焦区域考虑整体，统筹兼顾全局功能和地方效益。在区域层面，重点破解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因片面追求本区域利益，从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出发，无序争夺教育科技人才资源要素，封闭短效地设置相关资源要素跨区域流动壁垒，进而损害全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整体功能和效益最大化的问题；在国家层面，立足“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单位资源投入产出效益最优”等多元约束，充分考虑区域特点，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在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践尤其是改革的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上，分项细化区域政策尺度，探索差别化的区域政策，系统求解不同区域之间有主有次、有先有后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路径。

打破行政区划界线，深化不同区域间的资源协同共享。在区域一体化发展集群层面，摒弃“竞争—共享”对立思维，变“地域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为“受益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完善集群发展区域内的三者一体化推进省际会商，科学统筹三者发展资源要素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成渝等区域的共建共享；在集群发展内部，超越传统省级行政区域架构，探索建立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合作共建、利益共享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模式，并在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上，加强省际交界城市间协作、建立健全跨省城市政府间联席会议制度。与此同时，在“非集群发展区域”与“集群发展区域”协作上，创新探索三者资源要素“逆向流动”的利益补偿机制。

关照非重点区域，高效发挥重点区域的溢出效应。用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成渝等相应发展集群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上的“溢出效应”，采用“组团式帮扶”“对口支援”“合作共建”等多种模式，反哺和扶持西北、西南、东北等边疆区域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效能发挥；挖掘西部省区、东北老工业基地、边疆省区的后发优势和区位特色，借力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合作、中俄东北—远东合作、图们江地区开放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机制，打造边疆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共建共享联合体，最大限度规避各省区三者资源要素争夺的马太效应。与此同时，还可考虑支持沿边境地区利用国际合作平台，积极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的国际区域合作。

3.做好部门之间协同：在运行机制层面强化职能部门的横向融通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逐渐意识到政策协同的重要性，一些重要政策文件‘组合拳’通过多部门联合决策联合发文的方式加强协同，一些重要领域政策通过组建跨部门领导小组的方式协商统一多部门意见。”[15]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作为一项新兴部署，仍普遍存在典型的部门分割问题。因此，用系统思维引领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部门协同问题，归根结底是作为核心圈层的“教育、科技、人才”三主体部门有机联动问题，“核心圈层整体”与“非核心圈层整体”的协作配合问题，以及“核心圈层内部各部门”与“非核心圈层内部各部门”的多维统筹问题，最终都需落脚到政策取向和政策实践的一致性上。

针对核心圈层三部门的有机联动。聚焦三者“三位一体联结”，一方面，正确处理教育、科技、人才各自在三者有机联结体中的关系，在把握教育在三者中基础性主导作用、科技在三者中动力源助推作用、人才在三者中主体性纽带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立足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和三者一体化推进“交叉合作+独立运行”的客观实际，适时探索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分工+合作”的双轨制，由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中央科技委员会、中央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做好“三者交叉合作事项”的跨部门高位协作，由教育部、科技部、中央组织部等做好“三者独立运行事项”的专责管理和具体实施。

针对“核心圈层整体”与“非核心圈层整体”的协作配合。聚焦“大教育科技人才观”，一方面，跳出教育科技人才的三位一体联结系统，从中国式现代化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全局审视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和三者一体化推进事项，将三者体制机制改革全面融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十四项改革任务”之中加以实践。另一方面，全面引入三者核心圈层以外的发改、编制、财政、人社、工信、外事、安全等部门，协作支撑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更好统筹三者政策一体制定、事业一体谋划、资源一体配置，最终实现三者一体化推进政策取向和政策实践的一致性。在具体实践事项上，积极探索三者一体化推进的跨部门、跨层级业务协同办理机制。

针对“核心圈层内部各部门”与“非核心圈层内部各部门”的统筹协同。一方面，回归教育、科技、人才三部门的教育自主发展、科技创新创造和人才培育集聚实践，对标2035和2050年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求，科学判别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实然效能与应然效能差距，统筹做好三者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的“预期管理”；另一方面，回归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难点堵点分析研判，明确制定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以及三者一体化推进的“多部门关联事项清单”“多部门协作重点任务清单”“各职能部门具体任务清单”，在这一基础上，体系化规制其他非核心圈层部门对“教育科技人才系统及其内部子系统部门”改革发展的精准协同举措，确保三者体制机制改革具体事项上的多部门同向发力。

4.做好层级之间协同：在组织层级层面完善政策上下位衔接

“地方政府作为区域的一级机构，既是地区经济活动的主体，负有发展本地区经济的责任，又是局部利益的支配者，有着本区域所要追求的利益目标以及谋求地区发展的价值取向”[16]，这一现实的客观存在，难免导致不同行政层级在三者体制机制改革上的决策分歧和实践偏差。因此，用系统思维引领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层次间协同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省级行政区域）内部的相关行政层级之间，以及非同一领域的上下级部门之间的衔接配合问题，进而形成政令统一、行动一致、全国一盘棋的“教育科技人才”治理格局。

聚焦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协同。围绕“国家所需”和“地方所能”，做好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央地协同。一方面，可考虑将“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工作纳入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地方各级党委的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分级制定《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暂行办法》，确保相关的国家顶层设计和政策部署能够及时有效地传导贯彻到基层一线和执行末端。另一方面，在全面提升地方政策理解度及执行能力基础上，依托各级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委员会）的年度会议及柔性工作机制，做好地方（含地方内部各行政层级）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的诉求回应，最终以“央地双向赋能”来不断优化国家层面的政策供给和资源投入。

聚焦地方内部相关行政层级的协同。各级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部门，以及三者领域的具体执行机构、一线工作部门、单位主体等，均应着眼自身在全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和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大局中的地位、作用和任务，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融入+服务”模式。具体来说，乡镇级单位在实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举措时，应充分考虑其对县级层面三者一体改革整体部署的支撑作用；县级部门在制定本辖区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政策时，需考虑与地市级和省级相关政策的一致性，并兼顾乡镇一线和基层单位的认识理解和落地落实；地市级和省级决策则应立足融合和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确保不同行政层级上的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践，可最大限度地提升国家层面三者一体化推进的整体功能和效益。

聚焦非同一领域的上下级部门协调。在中央和地方均设有教育、科技、人才相关领导小组（委员会）的现实基础上，可因地制宜探索建立跨部门层级的政策执行机制，确保政策执行不走样变形。一方面，以不同部门层级之间的纵向沟通协作和联席会议制度，确保三者体制机制改革信息的及时共享和堵点事项的共同商讨，从而强化非同一领域上下级行政部门间的理解与配合。另一方面，制定三者一体化推进的跨部门层级协同工作指南，明确各部门不同层级机构在政策执行中的职责任务和配合方式，减少因理解偏差而产生执行不力问题。与此同时，可考虑引入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跨部门层级绩效考核机制，将跨部门不同层级政策的执行效果纳入各部门的绩效考核范畴，倒逼各相关参与主体跨越行政层级、打破部门界线，共同服务三者一体化推进。

进一步的思考与讨论

作为一种学理探讨，我们粗浅地认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可谓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全新表述，既有别于过去的“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论述[17]，也不同于“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表达[18]，既可算是直接脱胎于党的二十大的专章部署，也可理解为深化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要求，更具有面向“十五五”乃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9]的鲜明指向。但也正因如此，直接服务并深层赋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效能生成的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亦属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创新探索，既没有适切的域外经验可直接参照，也尚缺成熟的理论模式供移植借鉴。故此，在向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要三者一体推进效能过程中，除需做好前述四个维度的系统施策外，还需要切实考虑“三者体制机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与“三者体制机制改革的实践推进”的良性互促问题。一方面，切实以不断深化的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理论研究来服务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实践推进。诸如：从理论上更好解构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难点堵点，更好评估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宏观政策取向，更好探索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区域特色作为等；更好细化教育部门、科技部门、人才部门在三者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中的实践着力点，另一方面，聚焦三者体制机制改革理论研究的深化，探索三者体制机制改革的容错机制，鼓励创新发展和先行先试，进而在一段时期的试验试点和优化改进后，形成更多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诸如：在实践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深圳、在实践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海南等地，率先开展“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建设试点，或将北京“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的建设经验，在更多区域予以因地制宜推行，或以超前的战略布局，将相关事项一体纳入国家整体的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框架，因势实施系统谋划等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J].求是，2024（16）.

[2][4][7]新华社.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10/content_7045444.htm.

[3]新华社.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https://www.cac.gov.cn/2021-01/11/c_1611935131648260.htm.

[5]新华社.新华社受权全文播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EB/OL].https://www.cac.gov.cn/2025-10/28/c_17634236505214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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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2]吴易泽.系统治理 深化改革 完善制度 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N].人民日报，2023-10-11（9）.

[13]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J].求是，2013（22）.

[14]刘晓燕.G60科创走廊：区域人才发展共融的示范探索[J].中国人才，2023（5）.

[15]朱旭峰.在提高政策协同中促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5-3-12（9）.

[16]黄伟如.跨区划公共经济管理的理论与体制构建思考[J].理论月刊，2010（7）.

[17]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EB/OL].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2/content_6929446.htm?ddtab=true.

[18]新华社.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EB/OL].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3522.htm.

[19]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强调：适应形势变化 把握战略重点 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EB/OL].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4/content_7021971.htm.

[本文系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深圳路径’研究”（SZ2024A006）终期成果]

【作者：段从宇 彭远鸿，单位：深圳大学】

（原载2025年第21期《中国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