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百年求索，赤子之心

2025年10月18日，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振宁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从清华园启程，历经世界舞台，最终归根故土。杨振宁先生不仅作出了改变物理学根基的科学贡献，深刻推动了现代物理学和数学的发展，更以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在东西方科学界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推动了中国科教事业的改革与进步。

伟业——

奠基科学，矗立丰碑

提到杨振宁，人们首先会想到他为现代物理学乃至数学发展所作的贡献和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2021年9月，在中央电视台《国家记忆》栏目专题纪录片《大先生杨振宁》的采访中，杨振宁回忆起自己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的那段时光时说道：“这7年，对于我对物理学的认识与了解，有决定性的影响。”

1938年秋，杨振宁考入西南联大化学系。入学后，他发现自己对物理更感兴趣。得益于西南联大允许学生根据兴趣转专业的办学与教育方式，同年12月，他便转入物理系。

1942年，在吴大猷教授的指导下，杨振宁完成了题为《群论与多原子分子的振动》（Group Theory and the Vibration of Polyatomic Molecules）的毕业论文，获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随即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研究生，师从王竹溪先生。

1943年8月，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杨振宁参加了清华大学主持举办的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生的考试。直到次年6月，杨振宁获得该届物理学科目的留学资格，在全部22名留美生中年龄最小，时年21岁。同年7月，杨振宁以88.28分的优异成绩和题为《超晶格统计理论探究》（Investigations in the Statistical Theory of Superlattices）的英文论文，获清华大学物理系硕士学位，并开始等待赴美留学。

在随后的一年里，杨振宁担任西南联大附中的高中教员，教授数学。其间，他仍经常回到西南联大物理系，并从马仕俊教授那里学到了当时最先进的场论。可以说，这为他后来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奠定了基础。

1945年，杨振宁踏上了赴美留学之旅，历经2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于11月24日从美国曼哈顿顺利入境，并于次年1月2日正式注册成为芝加哥大学物理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他曾在《曙光集》中回忆了8月28日离家那天，家人们为他送行时的点点滴滴。

自此，杨振宁开启了壮阔的物理学探索征程。

1948年6月，杨振宁以核物理学方向的论文《论核反应和符合测量中的角分布》（On the Angular Distribution in Nuclear Reactions and Coincidence Measurements）获得芝加哥大学理论物理学哲学博士学位（PhD），导师是美国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教授。毕业后，他于1948年秋至1949年夏，任芝加哥大学物理学讲师。

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杨振宁与现代物理学“教父”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教授交往密切，深受其影响。1949年，在费米和泰勒两位著名物理学家的推荐下，杨振宁加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IAS），任数学院研究员，并于1952年转为永久研究员，1955年至1966年任教授。

在这里，杨振宁迎来了学术生涯里最为辉煌的阶段。

《杨振宁先生生平》中记载：早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时，杨振宁就开始思考拓展电磁学规范不变形的概念，以统一描述当时发现的层出不穷的基本粒子。1954年，杨振宁与罗伯特·米尔斯（Robert Mills）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即后人所称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成为现代物理学的基石之一，也是与麦克斯韦方程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相媲美的最重要的基础物理理论之一，被誉为20世纪物理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深刻影响了当代数学的发展。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曾评价：“除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我想这个规范场论应该是这个世纪科学上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1956年10月，杨振宁与李政道共同发表了题为《对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的学术论文，提出了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可以不守恒的思想和可能的实验检验方案。他们的实验搭档、时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教授吴健雄立即付诸行动，以实验证实了二人有关宇称守恒的思想是正确的。

次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就因“对宇称不守恒定律的深刻探索以及由此带来的基本粒子领域的许多重要发现”，共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历史上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当年，这一成就极大振奋了无数国人。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原主席陈至立当时还是一名中学生，她曾回忆道：“我清楚地记得杨振宁先生和李政道先生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喜讯传来时，我们厦门一中校园一片欢腾，同学们都激动万分，对杨先生和李先生充满了崇敬之情。他们的巨大成就鼓舞了无数学子走上了攀登科学高峰的道路，也极大增强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杨振宁自己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我想我的科学成就帮助中国人提升了自信心，这或许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

1966年，杨振宁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出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SBU）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创立理论物理研究所（今“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一直工作至1999年。

1967年，杨振宁发现一维量子多体问题的关键方程式，该方程式与巴克斯特于1972年提出的相关方程具有相同的基本数学结构，被命名为“杨-巴克斯特方程”（Yang-Baxter Equation），开辟了统计物理和低维量子理论研究的新方向，促成了量子群这一数学新领域的兴起，对物理和数学两个领域的发展均再次产生了重大影响。

杨振宁的一生，都在诠释对未知和科学的不懈探索。

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杨振宁说：“我是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的共同产物，二者既有冲突，也有协调。我想说，我既为我的中国根源和背景感到骄傲，也为我献身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现代科学是人类文明起源于西方的一部分，对于它，我将继续奉献我的努力。”

从“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到“杨-巴克斯特方程”，再到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场论、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物理等多个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都是人类科学殿堂中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杨振宁因此获颁20余所国内外知名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和一系列国际重大奖项，被国际物理学界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评价：“He is one of the giants in the last 100 years. There are just a handful of physicists， in my opinion，that have contributed as much as he has.”（他是近百年来的科学巨擘之一。在我看来，能像他那样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物理学家屈指可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杨振宁之后，全世界范围内诸多物理学家和相关数学家基于他的成果，进一步发展与研究，取得了诸多重大科学发现，更因此孕育出多位菲尔兹奖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1997年，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国际编号为3421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杨振宁星”。

正如莫言的赠语：“仰观宇宙之大，俯察粒子之微。”

桥梁——

心系故土，连接东西

杨振宁虽身居海外多年，但无时无刻不眷念祖国。

1971年之前，由于历史原因，中美两国处于冷战对立状态。随着“乒乓外交”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美国政府取消了赴华旅行、访问的限制。杨振宁立即抓住这一机会，致信父亲杨武之表达了回国探亲的意愿。杨武之将此事上报，中国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最终，杨振宁顺利拿到签证，实现了回到中国的愿望，成为当时首批回国访问的科学家。

1971年7月，杨振宁登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开启了赴美26年后的首次回国之旅。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那天乘法航自缅甸东飞，进入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当时我的激动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庆祝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文集》中收录了2021年9月22日清华大学举办的“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他本人发表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的讲话。讲话中，他回忆当年回国访问的情形时说：“我是在整整50年以前——1971年，第一次访问新中国。那次访问是我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因此使得我对于新中国第一次有了一点认识，而这个认识对于以后50年我的人生轨迹有了非常大的影响。”

在这次讲话中，杨振宁还深情追忆了挚友邓稼先，以及向他求证“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有没有经外国人的帮忙”的过程。

杨振宁始终心系中国科教事业的发展，不断寻找和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海内外为国效力。1971年返回美国后，他多次公开发表演讲，前往多所大学访问，在海外华人中引起巨大反响，掀起了华裔学者的访华热潮。例如，当年8月他在康奈尔大学的物理学会议和9月在SBU所作的演讲都反响热烈；同年11月，在美国《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对杨振宁进行的专访中，他详细介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现状。

对此，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周培源予以高度评价：“杨振宁是首位访问中国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同时也是中美科学家之间友谊与交流桥梁的开创者。仅就这一方面的成就而言，杨振宁的贡献是无人能及的。”

1972年，杨振宁第二次回国访问。其间，他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建议，认为中国应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得到周总理的高度重视，对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恢复与加强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在这次回国之行中，他结识了物理学家周光召，二人后来成为挚友，共同推动了中国物理学的发展。

杨振宁曾回忆：“在1972年，第二次到中国旅行的时候，我已经打定主意，作为一个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我应该帮助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展。”

1973年7月，杨振宁再次回国，于17日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次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对此次会见进行了报道。

此后，杨振宁又数十次回国访问，凭借自己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积极搭建国际交流平台，为中国学者提供与世界顶尖科学家交流对话的机会。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他为促进中美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做了大量工作。

杨振宁同样重视科普工作在推动中美学术交流中的作用。1975年，他向周恩来总理建议加强科普工作，并推荐引进1845年出版的国际知名期刊《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1979年，《科学美国人》正式引入中国，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本国际版权合作期刊，由杨振宁与周光召任总顾问，持续推动优秀科学内容本土化，广泛影响了一代代中国科学爱好者。

1977年2月，为促进中美邦交正常化，杨振宁在美国组织成立全美华人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Americans，NACA）并担任首任会长。

1979年1月15日，杨振宁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聘为名誉教授。此后，他一有机会就回到合肥，对中国科大教学科研工作建言献策并和学生互动交流，还努力筹集赴美讲学基金，资助中国科大教师赴美进修，为学生争取赴美留学机会。

1980年，杨振宁在SBU设立“对华教育交流委员会”，从美国和中国香港地区募集资金，资助中国学者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进修。1981年至1992年，近百位学者受此资助赴美进修，成为后来中国科技发展的中坚力量。此外，据《庆祝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文集》中所记载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张杰的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杨振宁、周光召和当时的美国物理学会主席R.Marshak教授曾共同发起并推动了“原子、分子和凝聚态物理基础研究合作计划（1983-1991）”，中方每年选派10名左右年轻物理学家赴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美国著名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合作研究。这些物理学家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半导体研究所和理论物理研究所等单位。这一计划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如首批人员中的甘子钊、郑厚植、苏肇冰、杨国桢、张光寅、邹英华、钱士雄和王文魁等人，回国后均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很大贡献，推动了中国物理学研究的发展。

数十年来，杨振宁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物理学发展。他访问了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举办研讨会和讲座介绍国际粒子物理学和理论物理学的最新进展。

1971年和1972年两次回国期间，杨振宁都曾到访北京大学作学术报告，与在校师生座谈。1978年8月，杨振宁回到家乡合肥，访问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参观中国科大校园和实验室的过程中，他对学校的教学、科研以及远景规划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他还表示：“我每年招收一至两名研究生，如果有中国去的，我很愿意招收。此外，我也考虑回国带研究生、授课，短期、长期或永久的都行。”

20世纪80年代起，杨振宁先后协助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高校设立理论物理等基础科学研究机构。1992年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时，从确定议题、邀请学者到场地布置，他几乎事事亲力亲为。

1986年，他应邀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对香港的科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杨振宁还在与多位中国政府领导人的会面中呼吁重建教育体系，为中国重大科学工程和科教政策建言献策。1982年，他致函中央领导，就中国科研战略与发展方向提出建议。陈至立表示：“杨先生多次就中国科研事业的战略性问题及发展方向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了一些重要科研项目的开展及科技和教育政策的落实。”

我国在高增益自由电子激光和量子物理领域的发展，亦离不开杨振宁的鼎力推动和长久支持。据张杰回忆，1997年至2005年间，杨振宁先后数次致信他与宋健、周光召、路甬祥等人，力陈高增益自由电子激光的重要意义，力促中国快速起步发展自由电子激光，并对此给予高度关注。他表示：“今天我国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杨先生对这一科学研究利器的历史性贡献随着时代的发展愈加显得弥足珍贵、意义重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撰文回忆了第一次听杨振宁作报告的场景，以及第一次与他对谈时的内容，他写道：“早在量子领域尚未普遍受到重视之时，杨先生就已对量子信息科学的发展前景高度关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也在刊发于光明日报的《他的爱国精神深深影响了我们》一文中追忆：“我们团队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实验发现的成果极大受益于杨先生的关心，他在科学方面具有极其敏锐的眼光和极好的判断力，他的支持给予我们很大信心。”

在2000年至2013年的10余年间，杨振宁9次出席中国科协年会，以深厚的学养和热忱的参与，从“中国文化与科学技术”到“美与物理学”，持续传递国际前沿视野。

1979年1月30日，杨振宁在华盛顿主持欢迎邓小平的宴会致辞中指出，中美建交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呼吁华人华侨为中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正是这份对祖国的深切眷念和助力科教发展的赤诚初心，使他排除万难，搭建中美交流之桥，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科学家和科教人才，更为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注入了新活力。

新生——

归鸿之志，育人不倦

2014年4月，杨振宁在接受访谈时自喻：“我的一生可以看作一个圆。”北京大学在《向宇宙问路，杨振宁先生一路走好》一文中写道：“起始于战火纷飞的西南联大，成于世界科学高峰，最终回还于这片滋养他的土地，又从这里再出发，蓬勃生长着，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启迪了无数年轻人的学术攀登道路。”

20世纪70年代初，国内科教事业百废待兴。杨振宁回国后发现，当时中国在科教领域的人才资源远不及美国，许多年轻学者难以开展科研工作，学习质量也很难提高，导致中美的科教水平差距显著。因此，基于对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的深刻认识以及广泛的文献和著作阅读，杨振宁对两国的教育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比较。其中，他发现中国教育所培养的学生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可以送到国外深造，再回国效力。基于这一认识，杨振宁向邓小平提出派遣留学生赴美深造的建议，并获得了支持。后来，随着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国陆续有10多万学生出国留学。

除1980年杨振宁在SBU发起成立的“对华教育交流委员会”外，他还设立了多项奖学金和资助计划，以支持中国年轻学者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促进人才的培养。1992年，他协助设立“求是科技基金”与“何梁何利基金”，以多种方式奖励有杰出成就的中国科学家，为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长期和巨大的贡献；2002年，他应邀参与筹建邵逸夫奖励计划并担任总评选委员会主席。

杨振宁的教育思想与他回国后所做的人才培养工作，对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3年12月，杨振宁向邓小平建议：“国外认为，搞软件15岁至18岁较有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由此设立了计算机软件专业。

1997年6月2日，清华大学成立高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Tsinghua University，2009年更名为“高等研究院”），杨振宁以中心名誉主任的身份回到清华园。他曾在专题纪录片《大先生杨振宁》中谈及接受清华大学邀请回来帮助创建高等研究中心时的想法：“这个要求，我当然必须答应。”

回到清华后，杨振宁把高等研究院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新事业。他将目光投向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身体力行、呕心沥血为国家培养、延揽了大批人才，在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促进科学教育发展等方面作出了极大贡献。

据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回忆，1996年6月至1997年8月，杨振宁多次不辞辛苦回到清华，从选聘人才、筹集经费到专业方向和发展规划，为当时高等研究中心的筹建倾注心血。

1997年1月29日，杨振宁在第二次来清华商谈高等研究中心的筹备时表示：“希望在一段时间内，能帮助清华大学吸引10-20个最有作为的年轻人。找最好的不容易，但找相对好的，我可以帮清华游说，包括专业的选择，今后5-10年，希望中心能培养出得到世界承认的人，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1999年，杨振宁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亲自募集资金创立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基金会，用于人才引进和学科建设。同时，在他亲自把关和邀请下，数学先驱林家翘、图灵奖得主姚期智等顶尖科学家加盟清华，不仅为清华理科发展和基础研究筑牢根基，更形成了一系列链式反应，吸引众多优秀学者归国执教、交流，为当时的中国打造出一个“人才高地”。

杨振宁逝世后，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小云深情缅怀：“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深厚的家国情怀。他回到清华大学，是真心希望能在关键科技领域的突破与科技人才培养方面‘帮得上忙’。我认为他无私的支持，对很多年轻人的成长是意义深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和生也追忆道：“杨先生正式回国之后，更是用尽一切力量为中国科学技术谋发展。他在清华大学建立高等研究中心，目的之一就是吸引国际顶尖人才归国和交流。”

在推动清华大学学科发展和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的同时，杨振宁更亲自参与物理学人才培养，从事一线教学科研工作。他欣然接受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朱邦芬的建议，于2004年9月13日，以82岁高龄身着衬衫走上清华大学第六教学楼一间教室的讲台，为大一新生教授“普通物理”课，讲解基础物理概念，传递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此后一学期，他每周两次准时走上讲台。同时，他还亲自指导博士生，为学生学术发展指明方向。

2015年4月1日，杨振宁放弃美国国籍、恢复中国国籍后，将个人工资和奖金全部捐出，设立“杨振宁基金”，明确其用途为支持清华大学物理学科建设及青年人才培养。2017年2月，杨振宁转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

2018年4月16日，西湖大学董事会成立。杨振宁担任名誉主席。同年10月，他刚过完96岁生日不久，便专程赶赴杭州参加西湖大学成立大会，为其揭牌。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回忆当时的场景：“杨先生早早就来到会场，他身着深蓝色条纹西装，里面穿着浅蓝色衬衫搭配一条红色领带，整个人神采奕奕。”次日，杨振宁在西湖大学顾问委员会上再三叮嘱，在制定长聘教授评定标准时须严格把关。后来，在学校筹建与发展过程中，他多次为教师队伍建设和学术体系搭建提供指导，尤为关注新兴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晚年，杨振宁仍支持推动了国内多所科研机构的成立，以切身行动促进科学发展与国际合作，持续助力中国科教事业的发展与变革。2023年，杨振宁受邀担任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组建的“国际数学与物理交叉科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并支持设立“杨振宁学者”（CN Yang Fellow）项目。

曾有学者梳理总结杨振宁的教育思想和建议，主要包括主张通才教育、培养善于动手的人才、鼓励出国留学等。他以躬耕一线的实践践行教育理念，用毕生热忱为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和祖国的科教事业照亮前路，开辟了蓬勃向上的“新生”局面，更亲手培育出一代代肩负使命的“新生”力量。他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将使科学的薪火代代相传，让祖国科教的“新生”之路越走越宽。

如今，天已大亮。

在《杨振宁先生生平》的文末有这样一段话：“杨振宁的一生跨越两个世纪，连接中西文化，是探索未知的不朽传奇，是心怀家国的永恒回响。”

2003年归国定居清华前夕，杨振宁曾创作了一首五言诗《归根》，尽显科学精神，更寄托家国情怀：

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

深究对称意，胆识云霄冲。

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

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千古三旋律，循循谈笑中。

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综合整理|本刊记者 伍依然）

【记者手记】

2025年10月24日上午，杨振宁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杨先生的亲属、生前好友，清华大学全体校领导、师生、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前来送别。

这一天，记者前往清华大学缅怀先生。

在清华园的记忆里，“科学馆（Science Building）是杨先生儿时跟随父亲杨武之教授常来的地方，也是他归国后工作的地方。往西不远，便是他儿时的家”。这里也是杨先生倾注心血打造的学术高地——一座红墙灰顶的三层建筑，绿框大门的右侧，挂着“高等研究院”的牌匾。

甫一走到门口，就能看见一层走廊里摆满的花束，细细望过去，几乎来自全国各地的物理单位。不难猜测，他们或都曾受到过先生的指引和支持。这满屋的花束寄托了来自各地各界的缅怀与哀思，更默默诉说着这位科学巨星的丰功伟绩。

穿过这段摆满花束的走廊，记者放下背包，从桌上领取一枝菊花，在签名簿上郑重写下名字。

步入缅怀室内，墙上正中的黑色相框里，先生面带微笑，那深藏睿智的目光平和地注视着前方。当天，已是缅怀室开放的最后一天，但仍有很多人赶来吊唁。人们难掩哀思，或是面对先生的遗像久久凝眸，或是回忆起往昔难抑情绪、低声啜泣。最终，将千言万语都寄托于手中的鲜花，献给先生，再深深鞠躬。

缅怀室入口一侧的墙上，贴满了先生的照片。第一排正中，有一组以时间串联的照片，从上世纪2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串联起先生跨越一个世纪的足迹。其侧，有这样一张照片：先生侧身望向教室，窗外的阳光打在身后，像是在映照着中国科学事业与教育事业冉冉升起的晨曦与曙光。

就像先生曾在其80岁生日晚宴上说过的话：“清华园是我幼年成长的地方，我一生走了一个大圈，那么我的最后事业也将是我一生中特别有意义的一幕。”

位于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219室的杨振宁书屋，是先生生前捐建并寄予厚望的精神家园。为深切缅怀杨振宁先生，这里从10月19日一直到10月24日都对外开放，无须预约。

赶在中午12点闭馆前，记者来到这里。书屋门外的留言簿上，同样已写满各界人士的缅怀之语与敬佩之情。

走进书屋，左侧书柜内陈列着关于先生的书籍著作，有传记、生平、文集等。正中一层摆放的是先生的两本文集：《曙光集》与《晨曦集》。

向内看去，是对先生在高等研究院办公室的场景还原。站在书桌前，仿佛能跨越时空，看到先生伏案工作、与学生亲切交流的画面。想起翻阅资料时，看到2001年第12期《神州学人》杂志曾刊登过一篇对先生的专访文章，其中记录到，先生在接受采访当天的早上，还和几位大四的学生谈话，为毕业年级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我说，中华民族通过了非常困难的、充满了血和泪的20世纪，今天到了一个新的纪元，在今后的50年里，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会大大提高，每一个年轻人都可以把这个形势认为是发展他们自己才能的机会。每个人向什么方向走，怎么能掌握他们既有的环境又能够作出最重要的贡献，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慎重考虑的。这还不只是现在在校的大学生，海外的学子也是一样。每一个改革开放时期出去的，现在40岁左右的年轻的人，都面临着一个选择，是留在海外，还是回来参与振兴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事业，这是到了需要抉择的时候。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不过从长远的历程讲起来，这个抉择将会与他们的一生，以至于将来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的心境都会有密切的关系。”

书桌背后的书架上展示着先生曾珍藏的部分书刊资料，从下至上分门别类摆放着关于物理科学、文学艺术、教育和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的书籍，展现出先生涉猎广泛、学贯中西，涵盖了先生一生的治学轨迹与思想积淀。前来参观的人们多停留于此，仔细浏览先生曾阅读过的书目，似乎想从中探寻先生的智慧与精神。

顺时针转过去，便是进门后迎面看到的相框。照片里，先生目光平视前方，温和如昔。

再向右看去的展柜，是另一处引人驻足的地方。其中陈列有先生曾经的讲话稿、讲座信息、授课材料，以及1971年8月13日邓稼先回信的复制件。

10月19日这一天，杨振宁档案资料库专题网站也面向全球上线发布，其中还收录有2004年秋季学期为大一本科生讲授“普通物理”课程的珍贵影像。视频中，先生的谈吐和思维清晰而又敏捷。在第一节课开头时先生说了这样一句话：“所以你们得当心，因为我预备教完了以后，写一篇文章，讨论Stony Brook（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学生跟清华学生的对比。”可见，多年来，他都致力于通过中美教育的对比和分析，为我国的科教事业发展贡献智慧。视频往后可以看到，先生在第一节课上投影的第一张手写纸稿，就是书屋中陈列的那张。

小小一间书屋，沉淀的是一位科学巨擘的治学心迹，更彰显他的家国情怀。

与先生同时期的老一辈留学人员，成长于民族危亡之际，成材于国家急需建设的时代。那一代留学生的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他们的留学轨迹映射了中国现代科技发展的曲折历程。尽管各自的人生选择和归宿多元，但他们始终心系祖国，秉持“科学救国”的赤诚初心，怀揣执着钻研、甘于奉献的精神，用一生践行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的时代担当，成为中国现代科技文化崛起的重要奠基人。

正如杨振宁、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等人的归国故事。他们或在海外斩获世界级学术成就，或毅然放弃优渥条件归国，无一不为中国的现代物理、航天、核工业、数学、人文社科等领域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国家重大工程的核心力量。无论留居海外还是回国效力，他们都积极搭建中外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合作的桥梁，通过培育后辈、建言献策、捐资助学等方式，为祖国科教事业注入持久动力。他们的贡献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留学人员的光辉群像。

就如邓稼先在给杨振宁回信中写下的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在《庆祝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文集》中，求是科技基金会成员查懋德的祝寿文章里还记录着这样一件事：“我第一次碰到教授本人，是在1971年。当时他在重回中国大陆访问之后，在美国各地大学巡回演讲，介绍他的观感。当时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念本科，聆听了他的演讲……演说之后，我挤到前台的教授身边提问，我们年青的海外一代，与他的经历不同，较难体会到这个巨大的转变。他语重心长地说，你应该多看几本有关中国的近代史，以增见闻。”

对人才的挚爱，对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期盼，是先生毕生的追求与牵挂。2017年，在高等研究院20周年院庆时，先生曾说：“中华民族的巨大潜力将要在今后几十年间再度发挥出来。将要创造出远远超过盛唐文化的大时代！”

功在世界，心怀家国。先生千古，光耀永存。（本版配图为设于清华大学的杨振宁书屋和缅怀室。摄影|伍依然）

来源：《神州学人》（202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