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解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战略价值与实践路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规划建议”）将“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置于国家战略核心位置，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顶层设计。这一部署，既是对全球科技竞争风云变幻的深刻洞察与有力回应，又以系统思维统筹三大领域，精准破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瓶颈，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筑牢战略支撑的重要抉择。从理论逻辑来看，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螺旋”，教育是知识增值的源头，科技是创新转化的载体，人才是驱动发展的核心要素；从实践角度审视，三者紧密交织、相互赋能，任何一环的薄弱都会成为整体效能提升的掣肘。本文将从战略意义、理论逻辑、现实挑战、实践路径四个维度，深入剖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价值与推进路径。

战略意义：三位一体构建现代化核心引擎

（一）破解“卡脖子”问题的根本路径

全球科技竞争已从单点技术突破转向系统性能力比拼，关键领域的“根技术”争夺本质上是教育体系、科研能力与人才储备的综合较量。当前，我国在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卡脖子”问题，表面是技术短板问题，深层是教育科技人才协同机制的缺陷问题：高校学科设置滞后于产业变革，导致人才培养与实际需求脱节；科研评价导向偏重论文及引用数量，忽视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企业还没有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特别是基础研究占比偏低，难以形成原创性突破。这种“教育—科技—人才”链条的断裂，使得我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除个别学科领域有“并跑”“领跑”可能，整体上仍处于“跟跑”位置。

规划建议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正是要构建“教育孕育创新—科技反哺教育—人才驱动发展”的闭环系统。这一系统通过需求牵引、供给创造、动态平衡的机制，实现三者的良性循环。一体推进战略构建从基础研究到人才培养的完整生态链，形成全链条创新优势。例如，量子计算领域的竞争不仅需要顶尖物理学家（人才），更需要高校开设量子信息相关学科（教育），以及实验室突破量子比特操控技术（科技）。只有当三者形成合力，才能从根本上突破技术封锁，掌握发展主动权。

（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我国经济已进入“质量优先”阶段，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成为核心命题。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仅为发达国家的60%，[1] 这一差距背后是教育科技人才协同不足导致的创新效率低下：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渠道不畅，专利实施率低，企业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占比很少，战略科学家与卓越工程师数量不能满足国家发展需求。这种“低效循环”表现为：教育体系培养的人才难以满足企业创新实际需求，企业因缺乏高端人才而减少研发投入，科研机构因缺乏产业需求导向而产出“无用之学”，最终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

规划建议提出的“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机制，直指这一痛点。通过优化高校布局、分类推进改革、统筹学科设置，可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高校调整学科方向，培养既懂算法又懂应用场景的复合型人才；科研机构聚焦基础研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企业通过校企合作，将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种“教育—科技—人才”的协同，能够显著提升创新效率，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三）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

全球人才竞争已从“单一争夺”转向“生态竞争”。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构建“教育—科研—移民”三位一体体系，欧盟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强化教育科技人才相互支撑，有效提升了欧盟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均凸显系统化布局的重要性。我国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构建更具吸引力的人才生态，形成“教育培养人才—人才驱动科技—科技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规划建议提出的“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等举措，正是对标国际规则的创新之举。通过优化签证政策、完善评价标准、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可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参与我国科技创新。例如，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试点“技术移民”绿色通道，在人员出入境、停居留、工作许可等方面提供更加开放便利的政策措施，使外籍人才引进周期大幅度缩短，集聚了大量海外高层次人才。这种开放包容的生态，不仅能够弥补国内人才缺口，还能提升我国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影响力。

理论逻辑：三位一体的内在机理

高质量发展要求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2]教育、科技、人才作为创新生态的核心要素，其协同效能直接决定创新驱动的可持续性。教育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科技通过知识溢出推动产业升级，人才则是整合资源、驱动创新的关键载体。三者协同发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根本保障。

（一）教育是科技与人才的基础支撑

教育是知识传播与生产的源头，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提供基础性、先导性支撑。从知识传承看，教育体系通过学科布局、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系统传授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为科技创新奠定知识基础；从创新培养看，教育通过实践教学、科研训练和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学生的思辨思维、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科技创新提供人才储备；从价值引领看，教育通过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和家国情怀的培养，塑造科技工作者的价值观和使命感，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当前，我国教育体系仍存在“重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等问题，导致人才培养与科技需求脱节。规划建议提出的“优化高校布局、分类推进改革、统筹学科设置”等举措，旨在通过教育供给侧改革提升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能力。例如，增设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新能源等新兴学科，能够为科技创新提供前沿知识；加强实践教学和校企合作，能够提升学生的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科技是教育与人才的转化载体

科技是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桥梁，为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实践平台和技术支撑。从教育内容看，科技发展不断催生新的学科领域和研究方法，推动教育内容更新迭代；从教育手段看，科技应用（如在线教育、虚拟仿真实验）能够突破时空限制，提升教育质量和效率；从人才培养看，科技实践（如科研项目、企业实习）能够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促进人才成长。

当前，我国科技领域存在“重应用研究轻基础探索”“重短期轻长期”等问题，导致科技创新缺乏源头活力和持续动力。规划建议提出的“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等举措，旨在通过科技体制改革提升科技对教育和人才的反哺能力。例如，加强基础研究能够为教育提供前沿知识；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能够为人才培养提供实践平台。

（三）人才是教育与科技的驱动核心

人才是教育发展和科技创新的主体，是驱动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要素。从教育发展看，高素质教师队伍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战略科学家和卓越工程师的引领作用能够推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从科技创新看，顶尖人才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核心力量，青年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生力军；从国家战略看，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标志，人才国际竞争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当前，我国人才领域存在“高端人才短缺”“人才结构失衡”“人才流动不畅”等问题，制约了人才与教育和科技的协同发展。规划建议提出的“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收入分配改革”等举措，旨在通过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例如，培养战略科学家能够引领科技创新方向；优化人才评价机制能够调动人才积极性，激发创新潜力；畅通人才流动渠道能够促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现实挑战：三重矛盾制约协同效能

（一）体制机制壁垒尚未完全突破

教育、科技、人才领域分属不同管理部门，政策协同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从规划衔接看，教育部门制定的学科设置标准与科技部门的需求导向存在脱节，导致高校培养的人才与企业需求不匹配；从政策协同看，人才引进政策与科技项目评审标准不一致，导致海外高层次人才难以融入国内科研体系；从资源统筹看，教育经费、科研经费和人才经费分散管理，难以形成合力支持重大项目。例如，某省会城市调查显示，高校教师普遍反映“企业合作渠道不畅”，企业负责人则认为“高校成果‘可用性’不足”。这种供需错位，暴露出规划衔接、政策协同机制的缺失。此外，科研项目管理中“重立项轻转化”的现象依然存在，导致大量国家级项目未能形成产业化成果。

（二）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

区域发展失衡方面，东部地区在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上占据绝对优势，而中西部地区则面临“人才流失—创新不足—发展滞后”的恶性循环；城乡教育差距导致农村学生进入“双一流”高校比例偏低，进一步加剧了人才分布的不均衡。学科专业结构失衡方面，管理类、艺术类学生占比过高，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不足，导致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基础学科研发资源投入不足，制约了原创性突破的能力。人才层次失衡方面，战略科学家和卓越工程师数量不足，高技能人才短缺，难以支撑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例如，集成电路产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领域，每年需要大量专业人才，但高校毕业生年输出量远不能满足需求，且存在毕业生普遍缺乏工程实践能力的问题。这种供需错配，迫使企业不得不通过高薪从海外引进人才，进一步加剧了国内人才供需的矛盾。

（三）国际竞争压力持续加剧

美国通过“实体清单”“芯片禁令”等技术封锁，试图遏制我国科技升级路径；不少发达国家通过“人才回流计划”吸引我国留学生，导致顶尖人才流失。数据显示，我国高端科研设备进口受限比例持续上升，关键仪器设备和研发材料自给率不足，暴露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风险。与此同时，我国在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方面仍存在政策障碍，如签证政策、评价标准、生活保障等，难以与国际竞争对手形成比较优势。

近年来，我国高校优秀毕业生仍有部分人才选择留在海外发展。这种“人才逆差”不仅削弱了我国的创新潜力，也增强了对手的竞争力。此外，国际科技竞争规则的变化（如数据安全、知识产权保护）也对我国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提出了新挑战。

实践路径：五大着力点构建协同生态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需要以规划建议为引领，通过国家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等实现教育、科技、人才规划的目标对接与任务协同。政策层面需要打破部门壁垒，形成“人才评价—科研支持—教育改革”联动体系，避免因政策冲突导致的资源错配。例如，通过修订相互掣肘的法规条款，构建支持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政策环境。

资源统筹需要以共享为核心，建设国家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信息平台，推动大科学装置、科研数据、课程资源向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开放共享。评价联动则需要建立涵盖教育贡献度、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人才成长率的综合指标，避免“各自为政”的评价导向，形成以创新效能为核心的导向机制。

（一）建立高位统筹的协调机制

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这需要构建“中央统筹—部门协同—地方落实”的三级体系。可借鉴欧盟“地平线计划”经验，[3]设立跨部委的教育科技人才联席会议，统筹制定学科设置、科研攻关、人才引进的“三张清单”。例如，将战略领域纳入“负面清单”管理，要求高校新增专业必须通过产业需求认证，确保教育供给与科技发展和企业需求相匹配。

此外，需要建立动态监测和评估机制，定期评估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成效，及时调整政策方向。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人才流动趋势、科研成果转化效能等指标，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这种高位统筹的协调机制，能够打破部门壁垒，形成政策合力。

（二）构建需求导向的育人体系

规划建议强调“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这要求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建立“学科—产业—职业”动态调整机制。首先，要完善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根据产业需求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建设。例如，增加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学科专业招生名额，培养前沿领域人才。其次，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广“订单式培养”“现代学徒制”，要求战略产业领域企业深度参与课程设计，实现“课岗对接”。例如，高校与企业共建“创新班”“实验班”，将企业真实项目引入课堂，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最后，要重构评价体系，将企业技术难题解决能力纳入高校考核，对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教师实行“代表作”评价，破除“唯论文”倾向，通过科学合理分类，开展“五元价值”评价。例如，建立“产业导师”制，聘请企业高管担任高校兼职教授，指导人才培养和科研攻关。

（三）打造产教融合的创新平台

规划建议提出“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这需要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导—高校支撑”的创新联合体。可借鉴德国弗劳恩霍夫尔协会模式，[4] 在全国布局国家产业创新中心，要求入驻企业研发投入占比不低于一定比例，高校派驻科研人员比例不低于一定比例，形成“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生态。例如，苏州工业园区通过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园，集聚科研机构、创新平台和企业，形成“基础研究—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产业化”的全链条，推动产业规模快速增长。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明确各方权责利，确保合作可持续发展。

此外，需要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建设，建立技术转移机构、孵化器和加速器，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全链条支持。例如，通过“先使用后付费”等政策，降低企业应用新技术的成本，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

（四）完善人才发展的支持系统

规划建议明确“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这需要构建“塔尖突破—塔身壮大—塔基夯实”的人才梯队。首先，要培育战略科学家，实施“国家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计划”，对牵头承担重大科技任务的学者赋予技术路线决定权，支持其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其次，要壮大卓越工程师队伍，建立“工程师资格国际互认”制度，推动高校与龙头企业共建“工程师学院”，培养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例如，浙江大学与阿里云共建“智云实验室”、“智云科教联盟”、人工智能通识课等，培养云计算领域高端人才。最后，要夯实高技能人才基础，推行“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对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金牌的选手直接认定高级技师资格，提升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例如，通过“工匠精神”培育计划，弘扬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吸引更多青年投身技能报国。

（五）深化国际合作的开放体系

规划建议提出“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这需要构建“引进来—走出去—共发展”的开放格局。首先，要优化人才引进政策，在自贸区试点“技术移民积分制”，对持有国际专利、发表顶级论文的外籍人才实行“永久居留权直通”政策，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参与我国科技创新。其次，要加强科研合作国际网络建设，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在“深空探测”“脑机接口”等领域建立国际联合实验室，提升我国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地位。例如，通过“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与沿线国家共建联合实验室，开展联合研发和人才培养。最后，要推动教育输出品牌建设，支持“双一流”高校在“一带一路”沿线设立分校，将中文教育纳入合作国国民教育体系，包括职教出海等，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例如，通过孔子学院等平台，传播中华文化，吸引更多国际学生来华留学。

结语

“十五五”规划建议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对现代化规律的深刻把握。从深圳的“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三链融合，[5] 到苏州的“学科跟着产业走、人才围着需求转”实践，再到上海的“全球人才枢纽”建设，各地探索已初步验证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可行性。面向2035年目标，我们要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将规划蓝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不仅是体制机制改革，更是发展理念的重塑。它要求我们突破“就教育论教育、就科技论科技、就人才论人才”的思维定式，树立系统观念和全局思维；要求我们超越“单点突破”的路径依赖，构建“协同共进”的生态体系；要求我们摒弃“跟跑”思维，以“领跑者”的姿态参与全球竞争，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 黄奇帆，李金波. 试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逻辑和战略路径[J]. 人民论坛，2024（14）：6-11.

[2] 叶晓楠，师悦，崔潇宇. 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J]. 产业创新研究，2018（4）：121-123

[3] 陈晨，别敦荣. 2020地平线计划：欧盟研究创新计划框架[J]. 山东高等教育，2015（01）：50-57.

[4] 郭政. 标准引领德国工业升级—德国工业4.0中的标准化战略及其启示[J]. 上海质量，2013（10）：22-26.

[5] 赵晨，林晨，高中华. 人才链支撑创新链产业链的融合发展路径：逻辑理路、中美比较以及政策启示[J]. 中国软科学，2023（11）：23-37.

（李志民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驻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人民教育》2025年第22期